“被美政府騙去送死！”美國大兵記恨50年

“我意識到我被美國政府欺騙了，成了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巨大謊言的一部分，而美國民眾不被允許知道真相。”

|作者：朱東君

亨利·基辛格曾經指出，美國的對外政策中歷來存在著一種顯而易見的矛盾：一方面，沒有一個國家“在日常外交活動中比美國更務實”；另一方面，又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那樣“一廂情愿地認定美國的價值觀是放諸四海皆準的”。

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徐焰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美國扶植親美政權，顛覆不符合其價值觀的政權，能軍事干涉就軍事干涉，干涉不了就通過遏制或和平演變的方式。軍事干涉有成功的案例，比如武裝入侵格林納達和巴拿馬，但也有身陷泥潭的時候，比如在朝鮮、在越南。”

1965年，美國前總統約翰遜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表演說，高舉“自由民主”的大旗，慷慨陳詞為什么要繼續在越南這個遙遠的國家加大軍事投入，“如果我們要生活在一個每個國家都能塑造自己命運的世界里，我們就必須戰斗。只有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里，我們自己的自由才能最終得到保障。”正是在約翰遜任內，美國向越南大批增兵。

但在大批美軍的“援助”之下，南越民眾得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了貧窮、腐敗，人們無家可歸，死亡和破壞每天都在發生。”參加過越戰的美國老兵查克·瑟西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道。在一個老兵的講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民主”光環下冷酷的現實。
 

“這場戰爭是錯誤的，

非常錯誤”
 

我1944年出生，在佐治亞州一個只有8000人的小鎮長大，1962年進入佐治亞大學。大學時，我退學從事廣播工作，因此失去學生兵役延期資格，被征召入伍。

我們家有參軍傳統，現在輪到我了，雖然我并不想參戰，但沒有反抗。如果逃脫兵役，我就要進監獄或逃往國外。對一個愛國的家庭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我離家時，母親哭著送別了我。

我接受了8周基本訓練和10周專門指導，成了一名軍事情報分析員。在美國服役一年后，1967年6月，我抵達越南。
 

·1967年，查克·瑟西（中）在越南西貢（今胡志明市）部隊駐地外的一處崗哨。
 

我被分配到519軍事情報營，在位于西貢（今胡志明市）的越南聯合情報中心工作。那是一座低矮、堅固的地堡式建筑，沒有窗戶。中心有很多地圖，還有用于跟蹤越南南部戰況的大型電腦。我們根據戰地部隊繳獲的材料編寫各種報告和評估文件，這些情報被送給美軍駐越南總司令威斯特摩蘭將軍，有時還送給華盛頓的高級官員，甚至送至國會和白宮。

不過，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工作是例行公事，檢查糧食供應，調查越共和北越部隊對他們任務的忠誠度，以及越南民眾的態度等。

剛入伍時，我對戰爭的對錯沒有強烈看法，我想約翰遜總統和美國國會比我知道得多，發動這場戰爭一定有其理由。我受到的教育是，共產主義是世界上的邪惡力量，美國人被派往越南是為了保護越南人免受共產主義的侵害，擊敗共產主義可以讓民主在越南蓬勃發展。

但到達越南兩三個月后，我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就發生了變化。

我開始質疑我被告知的關于越南的一切，開始質疑美國要在這個遙遠國度作戰的理由，我不明白我們為什么要去那里，也不明白我們為什么而戰斗。我沒有看到我所期待的美國人和越南人之間的友誼，反而看到許多美國士兵對越南人的傲慢和蔑視。很少有美國人結交越南朋友，有些士兵更是刻薄而可恨。
 

·1967年，駐扎在南越的美國士兵抓捕了一些他們認為有反美傾向的越南人。
 

有一次，我坐著一輛美軍卡車前往部隊駐地。因為剛剛下過一場大雨，街上到處都是水。司機大笑著左沖右突，水花四濺。濺起的水打在一位挑著籃子的老婦人臉上，把她打濕了。她悲傷地看著我們，似乎在說：“你們為什么要這樣做？你們從中得到了快樂嗎？”司機繼續加速前進，笑著鬧著。這是一件小事，是眾多類似小事中的一件。

美國人的態度居高臨下，所有決定都是美國人做的，但我們對越南的歷史、文化和習俗一無所知。由于工作原因，我可以接觸到很多雜志書籍，以及機密和非機密的報告，我開始閱讀一切可以找到的資料，包括胡志明的講話、越南和法國簽署的文件，等等，盡可能多地去了解越南的歷史、文化、政治。

我發現，我們的情報基于許多錯誤信息，同時我們也在歪曲戰地部隊傳來的信息，使美國看起來正在贏得這場戰爭。這并不是事實。

我意識到我被美國政府欺騙了，成了一個自己無法控制的巨大謊言的一部分，而美國民眾不被允許知道真相。這違背了我作為一個年輕人，一個具有理想主義觀念的美國人所被教導的一切信念。我感到惡心和憤怒。
 

·在越南戰場上服役的查克·瑟西。
 

我有一些越南朋友，隨著我們相互了解加深，我意識到他們并不信賴美國人，并不高興美國人在他們的國家打仗。

雖然我和他們是私人朋友，但他們仍然希望美國軍隊離開越南，這樣他們就可以自己做出決定，找到自己的自由和獨立之路。正如我的越南朋友所說：“這是我們獲得和平的唯一途徑。越南人之間可以互相交談，可以實現和平。但美國人不會讓我們擁有和平。”

我的結論是，這場戰爭是錯誤的，非常錯誤。
 

·1965年3月，美軍直升機編隊在越南西寧省貼地飛行，配合地面部隊地毯式搜查。
 

“到處都是可怕的

死亡和破壞”
 

我所在部隊的每個人都配有武器，大部分是M14步槍。我們起初沒想過要使用，我們覺得在西貢是安全的，不會受到任何攻擊，直到1968年2月。當時越共游擊隊和北越部隊發動了春節攻勢，南越的主要城市都發生了戰斗，西貢也有街頭戰斗，美軍立即還擊，并且占據武力優勢，空中轟炸和重炮造成了大量傷亡和破壞。

我們部隊食宿的地方是一個前法國工廠，距離西貢市中心和我們工作的地方約10公里。戰斗激烈時，我們因為道路不通，被隔絕了約兩周時間。幸運的是，我們幾乎沒有受到直接攻擊。但在站崗時，我們可以看到戰斗帶來的破壞，院子外的大部分街區被戰斗機和直升機投射的炸彈和火箭彈摧毀了，房子被炸得面目全非，只剩下瓦礫。到處都是可怕的死亡和破壞，普通民眾充滿不確定性和恐懼，他們試圖逃離戰火，街上一片混亂。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次攻勢。

我還失去了兩個美國朋友。一個是被地雷炸死的，另一個是被我們自己的直升機誤炸的。直升機攻擊了我們部隊的十幾個人，以為他們是在地面活動的越共人員。

整個越戰期間，在越南陣亡的美軍士兵有5.8萬，這是很大的傷痛，但我們必須記住，越南人遭受的痛苦更大，估計有100多萬士兵和約200萬平民死亡。美國還損失了武器、設備和基礎設施等，但與喪失生命或破壞越南人的房屋、道路、橋梁、鐵路、作物和森林相比，這些損失不值一提。
 

·1972年，越南展鵬地區的孩子逃離爆炸的凝固汽油彈，一名小女孩被嚴重燒傷，赤身跑出來。
 

雖然我沒有直接參與戰斗，但我所做的工作是幫助確定越共和北越部隊的行動及戰略意圖，協調轟炸任務，最終殺死他們或對他們造成可怕的傷害，我仍然感到對戰爭負有責任。

我在越南待了整整一年時間，1968年6月離開越南時，我非常憤怒、緊張、痛苦和困惑。我回到美國休假兩周，但在家里很不自在。我很難與父母和朋友交談，在越南的那一年對我的人生影響深遠，但周圍的人并不真正關心，他們似乎不理解我所經歷的一切，他們怎么可能理解呢？我接受了一些咨詢，被診斷為創傷后應激障礙。戰爭帶來的傷害至今仍影響著我，這也是成千上萬退伍軍人共有的經歷。

我服役的最后一年是在德國海德堡的美國駐歐陸軍總部度過的。這一年的時間讓我冷靜下來，我超越了憤怒，也想明白了要做的事，就是回到美國，參加反戰運動，嘗試說服我的同胞和美國政府，戰爭是錯誤的，戰爭不會帶來自由民主，必須停止。
 

·戰爭期間，在越南南部的芽莊，一名美國官員試圖阻止越南人登上飛機，飛機上已經擠滿了試圖逃離的越南難民。
 

當我回到美國時，我重新入讀佐治亞大學。不久之后，一個同學邀請我在一場反戰活動中演講。因為那次演講，我和十幾位互不相識的越戰退伍軍人聚在了一起，成立了越戰退伍軍人反戰協會的一個分會。我們開始在歷史課上，在學生團體、俱樂部、教堂聚會中發言，并接受廣播和電視采訪，傳遞我們的和平信息。我們持續這樣做，直到1975年戰爭結束。

“我們在繼續犯

同樣的錯誤”
 

我一直希望為我作為美國士兵所做的事情負責，并找到一種方法幫助越南人從我和我的戰友以及美國政府造成的損害中恢復和重建。很幸運，機會之門向我敞開。

1995年，我回到越南，發起了幫助越南殘疾兒童的人道主義項目。我與越南人合作，在河內的醫院提供矯形器，幫助殘疾兒童重新走路。他們中有一些是因為脊髓灰質炎、腦癱等疾病導致行動不便，但我很快意識到更大的問題是戰爭遺留下來的。

越戰結束后，超過10萬越南人被地雷或未爆炸的炸彈和炮彈炸死炸傷，新的事故每周都在發生。2001年，在另一個退伍軍人組織的支持下，我們啟動了“新生”項目，旨在幫助越南人免受炸彈和地雷的傷害。
 

·2013年7月 ，查克·瑟西（左）在越南廣治省與“新生”項目工作人員交談。
 

從那時起，我的越南同事——現在有180多名——與其他組織一起工作，安全清除了75萬余枚炸彈，并指導兒童、農民等當地居民避免事故和受傷。過去3年，在“新生”項目所在的廣治省，沒有再發生一起事故。另外，我們也幫助那些在越戰中受化學毒劑橙劑之害的家庭，試圖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好，減輕他們的痛苦。

我1995年來到越南時，并沒有準備待很久，但結果是我一直留在這里，如今超過26年了。戰爭帶來了很多痛苦、悲傷和心碎，持續至今。

我希望越戰給美國帶來一些必要的謙遜，認識到我們并不能在每種情況下為每個人找到答案。美國民主是有缺陷的制度，全世界在看到這次美國大選帶來的騷亂后都知道了這一點。民主理念本身是好的，是我們應為之努力改進和實踐的。但它對其他國家是否有益，不是美國可以決定的，必須由每個國家、每種文化自己決定。

但有時我非常悲觀，越南戰爭結束后，美國人并沒有吸取教訓，而是在伊拉克、阿富汗等許多國家繼續犯同樣的錯誤，我為此感到絕望。當我看到制造武器和軍備的公司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看到它們對美國和其他國家政府所施加的控制時，我意識到我們不能停止努力，這很難，而且常常令人氣餒，但我們必須繼續。
 

·2007年5月，在美國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國家公墓里，一名女性在母親的陪伴下，前來悼念在阿富汗戰爭中陣亡的男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