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把建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作為奮斗目標。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和黨的力量的發展壯大，“新中國”的名稱經過了不斷的演變和揚棄，最終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名得到確立。那么，誰是最早提出這一國名的人呢？
“新中國”名稱在中共話語體系中的歷史演變
近代以來，清朝政府腐敗無能，資本主義侵略不斷深入，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清廷成為洋人統治中國的工具，先進的中國人紛紛探索救亡圖存的辦法，以孫中山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選擇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華民國成立，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但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竊取，中國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
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勇敢地挑起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1922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邀請國民黨共同建立聯合戰線，消滅軍閥，建設民主政治。中共二大制定了最低革命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二大指出：“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真正民主共和國”性質的“中華聯邦共和國”成為中國共產黨建國思想的歷史起點。
大革命瀕臨失敗，1927年5月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提出“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及反叛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聯盟”，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民權同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國”。10月，《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反對軍閥戰爭宣言》明確提出：“統一中國，造成新中國——工農兵勞動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中國。”“新中國”一詞首次出現在黨的正式文件中。
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三次反“圍剿”接連取得勝利，蘇區擴大，為籌建蘇維埃共和國創造了條件。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明確規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建國思想的第一次嘗試，來不及對中國國情作出分析，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對蘇聯模式的移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臨時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長征而流產。
在抗日救亡運動重新高漲的形勢下，中共中央亟需制定新的戰略策略。1935年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通過《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把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變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把政策的許多部分改變到適合反對日本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情況。“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擴大了政權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但沒有放棄“蘇維埃”的主張，不能適應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需要。為了提出一個較蘇區在地域上更可廣泛接受、較國統區一黨專政又更進步的民主的統一戰線口號，以團結一切抗日力量進行全民族抗戰，1936年8月，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將“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改為了“民主共和國”。“民主共和國”在抗戰相持階段受到頑固派的攻擊和破壞，以陜甘寧為領袖、以晉察冀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據地“三三制”政權建設實踐推動著中共建國思想的發展。
毛澤東在陜北窯洞里寫出來的系列光輝著作豐富著“民主共和國”的內涵。在1939年12月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指出了“民主共和國”的國體：“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國，一定要是一個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國。”1940年問世的《新民主主義論》正式回答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要建立什么樣的國家，他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從國情出發提出的建國方略。1948年8月1日，毛澤東給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復電中，提出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的最后確定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講話中，提出“建設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民主共和國”，致辭之后，他還呼了三個口號，其中之一就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萬歲！”
為了確定“新中國”的名稱，中共領導人和民主人士進行了比較和選擇。黃炎培和張志讓認為“民主”和“共和”意思相近，無需重復，主張用“中華人民民主國”。張治中提出：“‘共和’這個詞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復。”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也提出：“‘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不如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毛主席聽了覺得有道理，建議大家采納。
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向政協代表作了《關于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就國名問題解釋說：在《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草案上去掉了“民主”二字，原因是“民主”“共和”意義重復，作為國家還是用“共和”二字比較好。“中華民國”這個國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不能體現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本質，所以我們的國名應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在提交審議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文件中，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都帶著一個括號，里面注明“簡稱中華民國”。這個簡稱引發了爭論。9月26日，周恩來在六國飯店舉行宴會，邀請20多位70歲上下的政協代表，聽取他們的意見。黃炎培、何香凝等人贊成保留簡稱，司徒美堂、馬寅初、張瀾、陳叔通、沈鈞儒等17位代表發言反對保留簡稱。大家的意見報給大會主席團常委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不用“中華民國”這個簡稱。自此，新中國正式定名“中華人民共和國”。
任弼時才是最早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
任弼時是七大選出的黨的五大書記之一，是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1931年3月，任弼時率中央代表團進入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組織部長，主持召開了第一次蘇區黨代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45年4月召開的黨的七大上，任弼時說大會就是在“最后驅逐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前夜召開的，“我黨奮斗了二十四年，其目的在于實現新式的民主主義，即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1947年3月棗林溝會議后，“毛、周、弼三人主持中央”，轉戰陜北，指揮全國的戰爭。任弼時發現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左”傾偏向，心憂如焚，一面深入調查研究，了解新老解放區土改實際情況，一面采取措施糾正偏向。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他發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演講，針對各解放區土改中提出的如何正確劃分農村階級，鞏固地團結中農，對地主富農斗爭的方法，對工商業，對知識分子和開明士紳政策等急待回答的問題，闡明中共中央的政策。在講到第五部分“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問題”時，對于腦力勞動者，他說“民主政權應采取保護他們的政策，并且應當盡量爭取他們為人民共和國服務”；對于知識分子，他說“必須避免采取任何冒險政策”，“這些人是可能爭取的”，“如果我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好好引導他們，給以適當的教育和改造，他們的知識和技能是可以為著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服務的”；對于學生，他說許多傾向革命的學生已經認識到土改是他們所要求的民主的一部分，其他的許多學生也已經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全國建立的這種大勢”，他們會“逐漸轉到民主方面來”。這篇講話后經毛澤東修改補充定稿，確定為中共中央土改政策文件。毛澤東批示：“用明碼電報開始拍發，各解放區爭取兩天或三天發完。由新華社轉發全國各地，立即在一切報紙上公開發表，并印小冊子。”這份文件，對于糾正“左”傾偏向，保證土地改革的正確航向，保障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從進京趕考開始，任弼時同志病情加重，中共中央書記處作出決定讓他休息養病。最終，任弼時同志無法參加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無緣在政協籌備會議上討論國名時表達意見。加之，他去世較早，很多人不知道，早在國名確定前一年多，任弼時就已經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稱呼“新中國”了。（本文作者系任弼時紀念館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