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人際交往中，他與國民黨軍政要員的交往，極受關注。
國共兩黨既有長期斗爭，又有合作。在與蔣介石等人的軍事斗爭中，毛主席打打談談、揮灑自如，留下“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等精辟論斷；而面對追求和平、民主的國民黨人，毛主席又用廣闊的胸懷和超凡的魅力，為中國革命、建設匯聚了無數人才，匯集了巨大力量。
1945年8月，赴重慶談判前，毛主席在延安機場向歡送的軍民揮帽告別。
戰爭與和平的變幻中，可見毛主席斗爭與合作的高超藝術。
“圍剿”與反“圍剿”
“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打破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后說
“革命實權非可落于外人之手。”
——蔣介石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說
在國共兩黨長期的交往中，毛主席與蔣介石可以說是“打交道”最多的。他們曾各率大軍兵戈相向，也曾共處一室談笑風生。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三下廣州，在國民黨擔任要職。在這里，他遇見了一個年輕的國民黨新貴，雖然也來自鄉間，但是異常自負，野心勃勃地想要掌握中國的命運。此人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生性多疑。表面上，他熱烈稱頌國共合作，私下里卻在日記中寫道：“革命實權非可落于外人之手。”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說共產黨人私調中山艦要劫持他離開廣東，借此在廣州實行戒嚴，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員。
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主張強硬反擊。“我們示弱，他就得步進步，我們強硬，他就縮回去。”這是毛澤東平生頭一回跟蔣介石對抗。但他此時并非中共主要領導人員，只能提出建議。
此后，毛澤東離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投身農民運動。蔣介石則步步高升，成為國民黨的一號人物。
1927年4月12日，站穩腳跟的蔣介石下令“清黨”，大批逮捕、槍殺中共黨員，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隨后，蔣介石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宣布武漢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一切決議為非法，并公開通緝毛澤東等193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血的代價讓毛澤東越發堅定：“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1927年秋天，他在湖南發動秋收起義。
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毛澤東極富遠見：“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的武裝斗爭剛剛開始，萬事開頭難，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難。我們有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支持，只要我們團結一致，繼續勇敢戰斗，勝利是一定屬于我們的。我們現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打破蔣介石那口大水缸。”他帶著隊伍上了井岡山，走上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道路。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發動5次‘圍剿’，就是要消滅共產黨。”中央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楊天石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起初，蔣介石對井岡山上的朱毛紅軍不屑一顧，稱之為“朱毛股匪”，樂觀地認為“贛匪不足平矣”。
1930年10月，蔣介石糾集10萬兵力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領導紅一方面軍4萬人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共殲敵1.5萬多人，粉碎第一次“圍剿”。
1931年2月，蔣介石調集20萬人卷土重來。紅軍3萬人在毛澤東的指揮下，堅持“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各個殲滅，粉碎第二次“圍剿”。
1931年7月，蔣介石親自任總司令，隨帶英、日、德軍事顧問，率兵30萬人，依仗重兵，采用“長驅直入”戰術，分三路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依然使用“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避敵主力，打其虛弱”，前后3個月，殲敵3萬余人。此時，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據地也取得了反“圍剿”斗爭的勝利，使紅軍和根據地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也以失敗告終，他終于意識到毛主席和紅軍的力量不可小覷。他在日記中寫下：“余細思之，如欲剿滅赤匪，絕非一朝一夕之間所能成功……”
1932年7月，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圍剿”。由于張國燾等人的錯誤領導，紅軍傷亡慘重，被迫撤離鄂豫皖等革命根據地。同年底，蔣介石又調集30個師的兵力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紅軍在周恩來和朱德的指揮下，根據毛澤東積極防御的戰略思想，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人3個師，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調集100萬人、200多架飛機，采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發動第五次“圍剿”。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次反“圍剿”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被迫突圍轉移，開始長征。
1935年1月，在紅軍生死攸關的時刻，遵義會議召開，在事實上確立了毛主席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
《二渡赤水——毛主席在長征途中》油畫，從左至右依次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1935年2月，蔣介石驅動各路兵馬向川南集結，企圖圍殲紅軍于長江以南、敘永以西。紅軍二渡赤水，跳出包圍，決定集中主力進攻桐梓和婁山關以南的黔軍，乘勝奪回遵義。毛主席說：“敵人就像手上的五個指頭，我們要一個指頭一個指頭地把它割掉，要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此役，重創黔軍與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擊潰敵人兩個師又八個團，取得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最大勝利。
蔣介石將遵義慘敗視為奇恥大辱，飛到重慶親自指揮對中央紅軍的“追剿”。毛主席指揮三渡、四渡赤水，把追堵之敵甩在身后，轉為戰略主動。“四渡赤水歷時53天，毛主席指揮紅軍不斷變換作戰方向，縱橫往還于云貴高原的崇山峻嶺，穿插迂回于赤水河兩岸，能打則打，不能打則走，忽南忽北，聲東擊西，緊密銜接，環環相扣，共進行大小戰斗數十次，甩開了敵人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這一勝利，充分顯示了毛主席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這是蔣介石絕對無法企及的。”青島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于化民說。
和談與較量
“蔣介石這個人我們是了解的。你們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險一些。”
——毛主席在重慶談判前說道
“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蔣介石在重慶談判后寫道
日本侵略者發動侵華戰爭后，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1936年5月5日，毛主席和朱德向南京政府發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改稱其為蔣介石氏。這實際上是公開表明，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向逼蔣抗日政策轉變。
楊天石分析，面對日本侵略的危機，蔣介石也想過聯合共產黨抗日。“他寫過這樣幾句話：‘我絕對不能上他們（指日本人）的當，屠殺共產黨不等于是替日本人當劊子手嗎?’但蔣介石又害怕壯大起來的共產黨會跟國民黨爭奪天下，仍然猶疑不定，沒有停止‘圍剿’紅軍。”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扣留了來西安督促“剿共”的蔣介石，逼迫其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消息傳來，共產黨內要求蔣介石“血債血償”者不在少數。美國記者斯諾的夫人在日記中記錄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的民意：“從1927年‘四一二’以來，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高如山積，現在是清算這筆血債的時候了，必須把蔣帶到保安由全國人民來公審。”
毛主席也曾考慮“審蔣”“罷蔣”，但最終，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提出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
毛主席在紅軍大學作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報告時，臺下有人提問：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放了他，他會抗日嗎？毛主席指出：“究竟執行不執行呢？這就要全國人民進一步努力，逼迫蔣介石執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順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壓力才能成功。”
1936年12月26日，蔣介石回到南京，發表通電，冠冕堂皇地表示：“自經此次事變，我全國同胞一致愛護國家之熱誠，已顯示偉大無比之力量。”
國共兩黨由此建立起統一戰線，國民黨對日本的侵略由不抵抗轉為抵抗，對共產黨由剿滅轉為聯合；共產黨也由逼蔣抗日，改為聯蔣抗日。
“抗戰勝利后，國共矛盾又凸顯出來。蔣介石有一個很天真的設想，讓共產黨放棄革命根據地和軍權。他顯然低估了毛主席。”楊天石說。
1945年日本投降后，蔣介石10天之內連發3封電報，邀請毛主席去重慶“共定大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復討論后決定：“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什么危險。”他還對即將去解放區前線的同志說：“蔣介石這個人我們是了解的。你們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險一些。”
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毛主席（前右）與蔣介石（前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前左）等一起合影。
面對面“較量”43天的重慶談判，堪稱毛蔣關系史上的一個高潮。此前，國共兩黨已積蓄了20多年的恩恩怨怨。毛主席和蔣介石終于第一次并肩而立，全世界都在矚目。
國民黨沒有估計到毛澤東真會這樣快地應邀來到重慶，根本沒有準備好談判方案，只能由共產黨方面先提出意見。毛主席每天晚上都和周恩來、王若飛、胡喬木一起研究當天談判的情況，揣摸國民黨代表的心理，把握談判的動態，制定出有關的政策，然后通覽全天的各大小報紙，了解各界人士對談判的反應，掌握時局的發展。
當時擔任毛主席副官的蔣澤民回憶道：“無論談判多么緊張，斗爭多么尖銳，爭執多么激烈，毛主席的表情是平靜的，舉止是從容的，講話時的語調也都是溫和的。”
除主持談判外，毛主席還同國民黨內的各派人物進行了廣泛接觸。就連一向反共的陳立夫、戴季陶等，毛主席也前去看望。有一次從戴季陶處出來時，毛主席正好在小路上同蔣介石相遇。聽毛主席說去見了戴季陶，蔣介石先是一怔，然后說：“好，見見好，見見好。”
有些頑固反共的人指責：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毛主席答：“‘不要另起爐灶’的話我很贊成，但是蔣介石得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灶怎么辦？”
“蔣介石日記顯示，重慶談判期間他一度想要扣留、‘審治’毛主席，‘根絕共匪’，又怕國內外‘再起紛擾’，最終‘不敢稍有孟浪’。”楊天石對《環球人物》記者說，“經過重慶的接觸，蔣介石意識到共產黨的這位領袖不好對付。他的日記云：‘共毛態度鬼怪，陰陽叵測，硬軟不定，綿里藏針。’不過，他仍然自負得很，相信在今后的較量中，他可以戰勝毛主席。”
毛主席飛離重慶兩天后，蔣介石又在日記中寫道：“……彼雖罪惡昭著而又明知其必乘機叛亂，將為統一之大礙，但斷定其人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楊天石說，蔣介石一生做過許多錯誤判斷，最大的誤判可能就是這次。“歷史證明，蔣介石的‘一握’根本無法控制毛主席。”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包括否定獨裁政治和內戰政策的五項協議，但不久后均被蔣介石撕毀。6月，蔣介石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全國性的內戰爆發。
“蘑菇”
“胡宗南是個沒有本事的人，陰險惡毒，志大才疏……他的本事，就是按我們想的行動。”
——毛主席在殲滅胡宗南主力時說
“毛不是軍人，他不懂戰術。”
——胡宗南在進攻延安之前說
在漫長的戎馬生涯中，毛主席與國民黨將領多次交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戰爭奇跡。
1930年，號稱“鐵軍師”的國民黨第18師師長張輝瓚率部孤軍冒進，遭到紅軍迎頭痛擊后被活捉，毛澤東趁機向東揮師，取得東韶之戰的勝利；1935年，中央紅軍主力搶渡金沙江，國民黨追兵在薛岳率領下長追不舍，但他們趕到時已是紅軍過江后的第七天，只能對著被燒毀的船只隔江興嘆；1947年，華東野戰軍根據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指示，全殲國民黨王牌師第74師，師長張靈甫被擊斃；1948年，毛主席緊緊把握戰場形勢的發展變化趨勢，先聚殲遠道而來的黃維兵團，再圍困杜聿明集團，把國民黨軍在徐州地區的精銳主力殲滅殆盡……
1935年，中央紅軍主力搶渡金沙江。
心高氣傲、不可一世的國民黨將領，個個是毛主席的手下敗將。
一個經典戰例，就是毛主席氣定神閑地與胡宗南周旋于延安。
畢業于黃埔軍校的胡宗南號稱“天子門生第一人”，是蔣介石最重用的將領之一。他反共立場鮮明，參加過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及對紅軍的“圍剿”。1947年3月，胡宗南等率領國民黨軍約25萬人，妄圖一舉占領延安。而陜甘寧邊區的部隊僅有不足3萬人。一時間，延安告急。
“面對國民黨軍的來勢洶洶，有同志表示要誓死保衛延安。但毛主席再三考慮后作出一個大膽的決定——主動撤離延安。”延安干部培訓學院副院長楊曉紅說，“當時好多人不理解，毛主席就給大家做解釋工作。他說，留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留地失人，人地皆亡。我們要用一個延安來換取全中國，不要在乎這一城一池的得失。”
在胡宗南身邊當助手的中共隱蔽戰線人員熊向暉記得，胡宗南到了延安，便去查看毛主席等中共領導人的住處，看得很細。在棗園，胡宗南在毛主席住過的窯洞桌屜里發現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胡宗南到延安，勢成騎虎。進又不能進，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他看后哈哈大笑——這是他的習慣。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這是我最后一次聽到他哈哈大笑。”熊向暉在回憶錄中寫道。
毛主席化名李德勝，取“離得勝”之諧音。他指揮西北野戰軍充分利用陜北良好地形和群眾條件作戰。在發給彭德懷、習仲勛等人的電報中，毛主席指出：“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后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滅之。”胡宗南部10余萬大軍被“蘑菇”戰術牽著鼻子走，苦不堪言，始終找不到解放軍主力，反而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連遭打擊，損兵折將1.4萬余人。
1947年，胡宗南率軍進犯，毛主席帶隊撤離延安。
1947年8月，西北野戰軍在沙家店戰役中殲滅胡宗南集團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編第36師6000多人。這是西北野戰軍轉入戰略反攻的轉折點。沙家店戰役進行時，毛主席就在離戰場只有20里的梁家岔。戰斗一結束，他來到西北野戰軍司令部，高興地說：“胡宗南是個沒有本事的人，陰險惡毒，志大才疏。他那么多軍隊，打我們沒一點辦法！我們打了這么多次，就沒有吃過敗仗。他的本事，就是按我們想的行動。”“那有什么辦法？我們哪樣想，他就那樣辦，當然要吃虧了。”
據胡宗南隨從參謀楊健回憶，胡宗南曾聘請重慶陸軍大學教務處長龔浩作為總顧問。早在1946年，龔浩就向胡宗南提議，要特別注意研究毛的用兵。胡宗南很不滿意，氣憤地說：“毛不是軍人，他不懂戰術。”龔幾次提議，都被拒絕。直到解放軍在全國各戰場節節勝利后，胡宗南終于開始注意研究毛主席的用兵方略。
但為時已晚。僅3年多時間，擁有800萬軍隊的蔣介石便被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打得七零八落。1949年1月，蔣介石在各方壓力下被迫發表“求和”聲明，退居幕后。南京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口頭上表示愿以中共所提條件為基礎進行和平談判，實際上卻想實行“劃江而治”。
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于4月1日起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到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絕在協定上簽字，和談破裂。4月23日，南京解放。蔣介石被趕到孤島臺灣，胡宗南等人也隨同前往，一輩子未能回到大陸。
起義
“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舍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后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毛主席同傅作義見面時說
“毛主席真細心，真偉大，令人欽敬之至。”
——傅作義在毛主席為他慶生后說
國民黨軍政要員中，也有一些愛國將領與毛主席“化敵為友”。
傅作義是國民黨中與毛主席結緣較早、交往較深的人之一。抗戰時期，毛主席數次致信傅作義，高度評價他率部英勇抵御外侮的功績，并與其商討抗戰事宜。“傅作義贊成共產黨的全面抗戰主張，并且對八路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很感興趣，曾派幕僚去延安謁見毛主席。”傅作義故居研究員崔正來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解放戰爭時期，傅作義奉國民黨為“正統”，與共產黨交惡。遼沈戰役勝利結束后，北平、天津、塘沽被分割包圍，傅作義成了籠中之鳥。
傅作義的女兒、中共地下黨員傅冬菊曾撰文回憶這樣一幕：1948年12月底，她外出回到家中，看到地面一片狼藉，四處散落著從書桌上掃落的物品。而傅作義躺在臥室床上，嘴里念叨著：“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此時，傅作義深陷錯綜復雜的矛盾之中：解放軍兵臨城下，他的嫡系部隊主力基本被消滅，首次派人出城和談未果；蔣介石虎視眈眈命他南撤，國民黨特務屢次在北平制造暗殺事件；12月25日，共產黨又新發布了一份43人的“頭等戰爭罪犯”名單，他的名字赫然在列。
傅作義不知道的是，在300多公里外的西柏坡，毛主席正在思索起草一份電報，解釋將他列為戰犯的深意：一方面，此舉可加強傅作義“在蔣介石及蔣軍面前地位”，令蔣介石不敢輕易施加迫害；另一方面，和平解放北平后，能夠以傅作義立功為由，赦免其戰犯罪，并保有其部屬。
毛主席考慮保護北平這一歷史文化名城，不再計較與傅作義的昔日恩怨。他的周密和坦誠減輕了傅作義的思想負擔，令傅作義回到談判桌上。
這期間，蔣介石次子蔣緯國帶著蔣介石的親筆信飛抵北平，面見傅作義。
傅作義婉言相拒：“請向總統致意，時至今日，一切全晚了……”
蔣緯國忙說：“不晚不晚，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希望總司令能顧全大局。”他代表蔣介石許諾，只要傅作義撤到青島，則由美軍援助南撤，屆時一定任命傅作義為東南軍政長官，統領所有的國民黨軍隊。
傅作義說：“我半生戎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個人榮辱，更不在意。國家大局高于一切。我是炎黃子孫，只要對國家民族有利，對人民有利，個人得失又何足道哉！”
蔣緯國見無可挽回，只好回南京復命。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部隊官兵在朝陽門列隊迎接解放軍。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接受共產黨的八項條件，率領華北50余萬國民黨官兵起義，北平和平解放。2月22日，傅作義繞道石家莊來到西柏坡，與毛主席會面。
毛主席握著傅作義的手說：“過去我們在戰場見面，清清楚楚，今天我們是姑舅親戚，難舍難分。蔣介石一輩子耍碼頭，最后還是你把他甩掉了。”
談到對傅作義部原有人員的政策時，毛主席說：“我俘虜你的人員，都給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見他們。我們準備把他們都送到綏遠去。”
傅作義十分詫異：“給我？我怎么處理呢？還要送到綏遠去，為什么呢？”
毛主席解釋道：“國民黨不是一貫宣傳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嗎？他們到了綏遠，可以現身說法，共產黨對他們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幫助在綏遠的人學習學習，提高認識嘛。這些人我們以后還要用哩！”
最后，毛主席問：“傅將軍，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傅作義答道：“我想，我不能在軍隊里工作了，最好讓我回到河套一帶去做點水利建設方面的工作。”
毛主席說：“你對水利工作感興趣嗎？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將來你可以當水利部長嘛，那不是更能發揮作用嗎？軍隊工作你還可以管，我看你還是很有才干的。”
傅作義胸中的苦悶徹底冰消雪融，回到北平時已然面貌一新。他的談判代表鄧寶珊說：“不知毛主席用什么方法，一席話居然說得宜生（傅作義的字）像換了一個人！”
1949年8月，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和長沙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等30多名國民黨將領聯名通電起義，湖南和平解放；9月，國民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孫蘭峰通電起義，綏遠和平解放；12月，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宣布起義，云南和平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這些起義將領均被安排要職，積極投身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程潛曾任湖南省省長，陳明仁曾任湖南軍區副司令員，孫蘭峰曾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盧漢曾任全國人大常委。帶領南京政府代表團留在北京的張治中，則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毛主席與他們中的許多人交心交情，政治上幫助，生活上關懷，建立了深厚友誼。
1955年，毛主席（左）授予傅作義（右）一級解放勛章。
傅作義則在水利部部長的職務上干了23年。有一年，毛主席還在中南海設宴，為傅作義慶祝生日。傅作義萬萬沒有想到，毛主席會留心到他的生日。回去的路上，他由衷地對同行者說：“毛主席真細心，真偉大，令人欽敬之至。”
對待戰犯
“對國民黨的杜聿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希望他們錯了就改，能站出來。”
——毛主席談正確對待戰犯時說
“我過去的確是最不聽毛主席的話了，可是現在我是最聽毛主席的話了。”
——杜聿明在獲得特赦后說
1949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談到綏遠起義部隊的團結改造問題及同非黨人士的長期合作問題時，語重心長地說“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強迫灌注”。
他指出：“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國民黨的一千萬黨、政、軍人員我們也要包起來，包括綏遠的在內，特務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沒有這一條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綏東解放區八十萬人民就會弄錯事情。”
這一千萬國民黨黨、政、軍人員里，最受關注的，就是國民黨戰爭罪犯。
北京德勝門外，有一座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解放戰爭中被俘的大部分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都被陸陸續續轉移到這里接受改造，其中一位便是原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杜聿明。
高級軍政人員思想轉變不易，管理所不強行灌輸，主要讓他們自學。杜聿明原本以為自己會像被國民黨俘虜的共產黨人那樣，不投降便遭到殺害，可左等右等，也沒等到有人來問“投不投降”。
尤其讓他意外的是，管理所要求戰犯寫交代材料，不僅是反共罪行，做過的大事都要寫。
杜聿明曾在1939年與日軍展開殊死爭奪并取得昆侖關大捷，1941年又率領遠征軍出國抗日。他覺得這是“國民黨做的”，可以不寫。管理所領導告訴杜聿明，抗日是關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戰爭，國民黨抗日也是愛國行為，要他一定認真寫出來。“想不到共產黨人做事這么公正。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平型關打了大勝仗，國民黨提都不提。”
“寧死不投降”的杜聿明，思想漸漸有了變化。“共產黨既治愈了我的痼疾（腰腿結核、風濕、神經痛、胃潰瘍等癥），又在一定程度上治療了我的心病（思想頑固）……”
1959年，新中國迎來成立10周年紀念。毛主席以此為契機，提議赦免一批“已經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從而更有力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杜聿明是首批獲得特赦的戰犯之一。特赦人員可以自行選擇去向。杜聿明決定留在北京定居，于1961年被聘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后又被特邀為全國政協第四屆委員會委員。他通過各種方式向臺灣的師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針，積極為促進祖國統一工作而努力。
有一年夏天，同樣獲得特赦的原國民黨軍統人員沈醉帶著分別多年的女兒沈美娟去見杜聿明。
沈美娟在學校學習過《毛主席選集》，她一看到這位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中出現過的人物，便直率地說：“杜伯伯，你最不聽毛主席的話了，他讓你投降你不投降……”
沈醉見女兒口無遮攔，立即加以阻止。杜聿明不怒反笑，對沈美娟認真地說：“我過去的確是最不聽毛主席的話了，可是現在我是最聽毛主席的話了。”
1965年，毛主席會見回歸祖國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右一）與其夫人郭德潔。
1967年，在談到怎樣正確對待干部的問題時，毛主席又提到了杜聿明：“對國民黨的杜聿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希望他們錯了就改，能站出來。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
但戰犯中也有“頑固派”。毛主席提到的原國民黨第12兵團司令黃維就是其中之一。
黃維對學習消極應對，反而沉迷于研制“永動機”，接受了長達27年的漫長改造。
1975年，毛主席指示無條件赦免所有在押戰犯。他在公安部的報告上批示道：“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在具體政策和待遇方面，毛主席特別交代：“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給治病，跟我們的干部一樣治。”
就這樣，71歲的黃維與293名最后一批國民黨戰犯被特赦。此后，黃維當選為全國政協五屆、六屆、七屆常委，專注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工作，也為祖國統一而奔走呼號。
即使對蔣介石，毛主席在人生最后的歲月里，也超然地稱呼他為“老朋友”。
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在中美領導人的歷史性會晤中說：“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說蔣介石委員長，他不贊成。他說我們是‘共匪’，彼此叫匪，互相對罵。”
尼克松問道：“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稱他什么?”
毛主席哈哈大笑，周恩來總理代答：“一般地說，我們叫他們‘蔣幫’。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
毛主席接著說：“其實，我們跟他作朋友的時間比你們跟他作朋友的時間長得多。”
1975年4月，蔣介石在臺灣去世。消息傳來，毛主席平靜地表示他知道了。此后幾個月，毛主席同來中國訪問的外國客人談話時，幾乎每次都要提到蔣介石，表達了對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的深切關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