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13日，當66歲的中國中東問題特使王世杰見到73歲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時，后者忍不住給了他一個深深的擁抱——在中東和平進程又一次面臨嚴重危機之際，這對闊別30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了。
2002年，中國中東問題特使王世杰在約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會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拉法特。
會面的地點是約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官邸。在經歷了以色列軍隊的新一輪猛烈轟炸后，官邸的建筑物幾乎消失殆盡。10多平方米的會客室里只放著1張桌子、幾把椅子和2個掛鐘。做了防彈處理的窗戶長年緊閉，屋內光線昏暗。
破敗的官邸就像整個巴勒斯坦的縮影。這一年，巴以沖突升級，暴力循環造成雙方上千人死亡。“血債血還!”“為耶路撒冷而死!”的呼喊聲回蕩在街頭。在各方呼吁下，中國設立中東問題特使，已經退休的王世杰臨危受命。
王世杰成為我國首位常設特使。此后，中國政府又先后任命了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劉貴今、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中國—太平洋島國論壇對話會特使杜起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等多位常設特使。他們奔波于矛盾沖突激烈的世界熱點地區，代表中國政府積極參與和斡旋國際事務，在唇槍舌劍與槍林彈雨中捍衛祖國利益，為世界和平與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王世杰，“中國偏袒正義和公正”
特使外交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便已出現，當時多為禮儀性質。例如在1956年，時任副總理賀龍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外交特使前往卡拉奇，參加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和該國第一任總統伊斯坎德爾·米爾扎的就職慶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派遣特使的次數不斷增多，其承擔的責任也日益具有實質性的政治意義。
新中國的首位常設特使針對中東問題設立，原因不難理解。1948年中東戰爭爆發以來，中東的地區沖突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美國、俄羅斯、歐盟皆有向中東派遣特使的慣例。巴以問題是中東的核心問題，巴勒斯坦同以色列之間的領土紛爭和民族矛盾久拖不決，雙方沖突于2002年再度升級，中東形勢不斷惡化，美國屢次調解也無濟于事。
早在2000年，阿拉法特就提議中方任命中東問題特使。接受媒體采訪時，王世杰這樣解釋各方對中國的期盼：“中國在中東問題上沒有私利，沒有傳統意義上的利益考慮，而且中國現在日趨強大，又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他們希望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王世杰與中東淵源頗深。二戰時期，許多猶太人流亡到上海，王世杰居住的虹口區就有猶太難民居住區。少年王世杰常能看到猶太商販，也參觀過猶太教堂，因為這些接觸，他對猶太人的生存問題有了初步認知。
20世紀50年代，王世杰從北京外交學院畢業后，又與諸多阿拉伯國家結緣：他先后被派駐到阿聯酋、敘利亞、埃及等國家工作，并擔任過中國駐巴林、約旦、伊朗大使。正是在這期間，他與阿拉法特相識。
豐富的履歷使得王世杰成為中東問題專家，但他作為特使依然挑戰重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唐波波對《環球人物》記者分析，中東問題是內部宗教、民族、軍政等復雜因素被外部干預、催化的結果，變數大，突發性強。中國主張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促使有關方面坐下來談判，這考驗著特使的斡旋應變能力。
2002年11月6日，王世杰開啟首次中東之行，對埃及、黎巴嫩、敘利亞、約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進行為期8天的訪問。此時恰逢中國擔任聯合國安理會的輪值主席國，美國還蠢蠢欲動地謀劃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在復雜的國際背景下，王世杰保持了低調。他說，此行主要是“帶著耳朵去傾聽各國的意見”。
2002年，王世杰在貝魯特會見黎巴嫩總統拉胡德。拉胡德贊賞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的公正立場，并歡迎中國派特使參與中東和平進程的斡旋。
花甲之年再赴中東，王世杰是主動迎向了炮火。即便穿著防彈衣，躲過危險也需要幾分運氣——一次，他和同事乘坐的車輛剛剛經過一家超市，車后就發生了爆炸。
當時的加沙街頭，隨處可見對峙景象：一邊是架著機關槍的以色列坦克，另一邊則是向以軍投擲石塊的巴勒斯坦青年和孩童。“這些孩子在中國正是上學的時候，現在整天沒書念，跟以色列對抗，也就是扔扔石頭而已。”孩子的絕望神情和人們的生活慘狀，縈繞在王世杰的心頭。他深知，推進和平的努力不能停止。
對于王世杰的到來，阿以各方表示歡迎，但其中也不乏雜音。考慮到王世杰的履歷，有媒體斷言中國特使的立場是“親阿拉伯”的，會偏袒阿拉伯國家。還有人表示，不希望中國特使與阿拉法特會面。
對于這些聲音，王世杰反駁道，以色列駐中國大使就是伊拉克裔的猶太人，阿拉伯語講得非常好，但這能說明他偏向阿拉伯國家嗎?“如果一定要說中國偏袒誰的話，那就是偏袒正義和公正。”
在與以色列官員見面時，王世杰坦言要“避開一切個人感情”，但也不能忽視是非曲直。“我們要開展勸和工作，但我們并非沒有原則的和事佬。”據媒體報道，以色列曾對王世杰表示，巴以雙方可以坐下來談，大家都應作出讓步。王世杰就此回答：“巴勒斯坦大片領土被占領，僅有的2500平方公里土地也被分割為若干塊，連財政都受到以色列控制。你們覺得巴勒斯坦還有什么可以讓步的呢?”
王世杰表示，以色列對安全的關切可以理解，其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是事實。與此同時，巴勒斯坦的基本權利也應得到滿足，巴勒斯坦包括建立國家在內的要求是合法的，應得到實現。解決中東問題的關鍵是雙方要建立互信，摒棄暴力，重新走到談判桌前。中國支持以色列得到安全保障，但真正的安全來自友好的睦鄰關系與和平的環境。武力侵占和打擊必然會引來武力反抗，以色列永遠無法依靠武力得到安全保障。最后以色列承認，中國特使并沒有偏袒巴勒斯坦。
2003年，王世杰(右)在開羅阿盟總部會晤阿盟秘書長穆薩后接受媒體采訪，呼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重新回到談判桌前。
擔任特使期間，王世杰4次會晤被困在官邸中的阿拉法特。在那間空氣渾濁、光線昏暗的會客室里，王世杰感慨阿拉法特的悲涼境遇，也聽阿拉法特談起夢想：希望在聯合國有關決議和“土地換和平”原則基礎上推進和平進程，建立巴勒斯坦國。這一夢想未能實現，阿拉法特于2004年去世，王世杰出席了老朋友的葬禮。
2006年，王世杰卸任。他在告別記者會上說：“如果說在我任職過程中有什么遺憾的話，那就是3年多來，中東和平進程沒有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巴以人民仍在遭受苦難。但我沒有喪失信心，相信盡管問題很難解決，但在雙方人民努力下，在國際社會支持下，中東和平進程終將向前推進。”
在王世杰之后，有多位中國外交官擔任中東問題特使。2016年，中國又設立敘利亞問題特使。他們的工作反映出中國為推動中東和平所作的不懈努力。近來，在中國等國際積極力量的推動下，曾被視為“世界火藥桶”的中東迎來和解浪潮：沙特與伊朗恢復外交關系、敘利亞外長12年來首次訪問沙特、也門和平進程出現積極進展、卡塔爾和巴林決定恢復外交關系、土耳其和埃及改善雙邊關系……
“巴以關系可能不會馬上實現根本突破，但有著超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思維且成功推進沙特伊朗和解經驗的中國，顯然為國際社會促進巴以和談極大地注入了信心。”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研究員鈕松說。
劉貴今，“聽槍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2007年初夏，一位戴著老式棕色塑料框眼鏡、面容清瘦的中國外交官出現在達爾富爾難民營里。40多攝氏度的高溫下，狂風大作，砂石撲到人的臉上，立即被汗水黏住。但這位鬢角花白的中國人，卻在席子、帳篷搭建的一個個簡陋住所之間奔走，查看糧食和飲用水的情況。他就是首任中國政府非洲事務特別代表劉貴今。
達爾富爾位于蘇丹西部，這里生活著80多個部落，其中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則住在南部。
2008年，劉貴今(左二)在蘇丹觀看工作人員操作中國捐贈的電腦。
長期以來，部落間的矛盾錯綜復雜，各種武裝派別隨意攻擊平民、搶掠財物。2003年之后，蘇丹政府與達爾富爾反政府武裝的對抗持續升級，成為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熱點和難題之一。
“達爾富爾問題本質上是蘇丹內政，但西方國家就把它炒作成‘種族屠殺’，并借此向中國發難。”中國非洲研究院安全研究室副主任鄧延庭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時值北京奧運會舉辦在即，西方一些媒體和政客將達爾富爾人道主義危機政治化，不僅借此炮制肆意干涉蘇丹內政的借口，還無端抹黑中國與蘇丹的友好合作關系。
和王世杰一樣，劉貴今接受任命時已是花甲之年。他卸任中國駐南非大使職務回國僅一個多月，剛辦完退休手續又開始打點行囊。
從2007年5月19日到23日，劉貴今馬不停蹄地接觸了蘇丹政府高層，實地考察了達爾富爾難民營，會見了州長和各縣代表。隨后3個月內，他3次出訪非洲，除了蘇丹，還走訪了埃塞俄比亞、埃及等蘇丹鄰國。
面對西方媒體鋪天蓋地的抹黑和丑化，劉貴今一方面盡可能多地會見記者，另一方面趕赴美國、英國、法國等有關國家開展斡旋，與其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當時我就抱定一個信念，就是要讓外界看到中國的身影，聽到中國的聲音，了解中國的立場。”劉貴今的努力得到了正義的回音，許多秉持客觀態度的西方學者站出來為中國發聲。
劉貴今還用實際行動化解了多次潛在危機。國際刑事法院向時任蘇丹總統巴希爾發出逮捕令后，蘇丹作出激烈反應，一度要驅趕維和部隊和人道主義專家。劉貴今聞訊緊急飛往蘇丹，多方勸解，避免了沖突爆發。
中國特使的斡旋效果顯著。蘇丹政府同意在達爾富爾部署非盟—聯合國混合維和部隊，反對派也開始坐下來與政府談判。國際社會稱贊這一進展是“空前”的，許多國家領導人感謝中國為此發揮的建設性作用。
從1972年進入外交部到2012年卸任特使，劉貴今職業生涯中的大多數時間都與非洲大陸緊密相連。非洲共有54個國家，除了2個當時未建交的國家，他走遍了其余52個。
2009年，劉貴今在卡塔爾出席促進達爾富爾沖突各方實現全面和解會議
擔任中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館參贊時，劉貴今親身經歷了一場激烈的政權交替。1991年，門格斯圖政權被推翻，其支持者們一怒之下點燃彈藥庫，一時間大量子彈、炮彈、手榴彈到處亂飛。一顆流彈穿透劉貴今臥室的窗戶打在枕頭旁，再偏一點就會擊中他的頭部。“那時，聽槍聲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劉特使有長期的非洲工作經歷，真正了解非洲、熱愛非洲。當時，中國面孔在非洲的偏遠地區還比較罕見。劉特使深入難民營與民眾的家中實地探訪，與當地民眾探討危機的解決方式，樹立了中國的良好形象。”鄧延庭對《環球人物》記者說，設立特別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框架之外建設性地參與非洲事務。從表明立場的發言人，到靜觀變化的觀察員，再到積極介入的調解者，變化的背后，是中國逐步成長為世界大國，對于大國責任有了更多的自覺意識與主動作為。與西方抱著“教師爺”的心態，動輒實施制裁、禁運或武裝干涉不同，中國始終堅持“真、實、親、誠”的對非政策理念，主張通過對話、談判、協商的途徑推動非洲國家解決和平與發展問題。
中國政府及時的援助與勸和促談的態度得到了蘇丹政府的積極響應。劉貴今到訪后，蘇丹外長主動促成剛剛回國的蘇丹總統與他會面，后者又安排總統專機送他去達爾富爾。同時，蘇丹政府也支持劉貴今接觸反政府武裝，以減少流血、實現和平。用劉貴今的話說：“我們以非洲朋友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來說話和做事，在解決達爾富爾問題上發揮的作用是獨特的。”
“從事了對非工作，我就愛上了這片熱土，從此不離不棄。”退休在家后，劉貴今還是惦念著非洲。他加入涉非教育培訓隊伍，培養更多知華友華的非洲青年。2021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劉貴今獲得“七一勛章”。頒授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向他頒授勛章。
杜起文，一張背影照的故事
周恩來總理曾將外交官比作“文裝解放軍”。如他所言，中國特使的工作中既有勸和也有斗爭。曾擔任中國—太平洋島國論壇對話會特使的杜起文，就因一場斗爭備受矚目。
2019年，杜起文接受采訪。(人民網記者 賈文婷 / 攝)
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辦公室主任趙少峰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太平洋島國位于“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南線，屬于中國大周邊外交國家，而太平洋島國論壇是太平洋島嶼地區最重要的區域政治與經濟組織。
2018年8月中旬，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竄訪多個中美洲“友邦”。然而，她剛回臺灣就迎來當頭一棒：中美洲國家薩瓦爾多宣布與臺灣當局“斷交”并與中國建交。20天后，第30屆太平洋島國論壇在臺灣所謂“友邦”瑙魯舉行。為了幫臺當局“扳回一城”，瑙魯刻意刁難中方代表團，上演了一出拙劣的鬧劇。
2018年，杜起文在中國—太平洋島國論壇對話會上高舉中國桌牌要求發言。
會議召開前夕，瑙魯以未同中國建交為由撤銷已頒發的簽證，要求中方人員持普通護照重新申請赴瑙簽證，并拒絕向中國駐斐濟使館的兩位代表團成員頒發簽證。一些成員國領導人和中方提出嚴正交涉并表示將抵制會議，瑙方才不得不同意為全體代表團成員頒發簽證，此時距中國代表團登機僅有2小時。
在對話會第一議題“加強區域安全合作”會議召開期間，杜起文按規則舉牌要求發言，但會議主席、瑙魯總統瓦卡蠻橫拒絕。中方當即提出嚴正交涉，指出此舉違反國際慣例和會議事先安排，要求瑙魯總統作出解釋。對方辯稱時間不夠且中方代表團團長級別低等，被杜起文一一嚴詞駁回。一些與會國家領導人也公開表示中方要求合理，希望瓦卡按規則予以安排，但瓦卡仍不予中方發言機會，強行宣布會議轉入第二議題。中方代表團副團長、駐斐濟大使錢波起身對主席做法提出異議，并要求會議根據有關議事規則對主席決定進行表決。對方惱羞成怒，堅持會議進入下一議題，甚至威脅將把中方代表趕出會場。
杜起文站起來準備退席。“我感到瓦卡總統的做法太惡劣，臺灣的行動也太猖狂。有一個念頭突然在我腦海中閃過：不能就這樣便宜了他們。于是我故意放慢腳步，繞場一周，從各國代表身后走過。我要表明不滿的態度，用行動告訴他們中國政府不能接受這種嚴重的錯誤做法。”一些國家領導人也離開會場，以示對瑙方做法的強烈不滿。
杜起文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一個信息：在涉及國家主權和尊嚴的問題上，中國政府永遠不會讓步。后來，太平洋島國論壇對話會在其他臺灣地區所謂“友邦”舉行，但沒人再拿臺灣問題做文章。
趙少峰對這次反擊印象深刻。他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杜特使具有高超的外交智慧，在外交工作生涯里，他始終以維護祖國尊嚴為第一要旨，通過參加多邊活動宣傳中國政策和主張，有理、有利、有節地處理各種外交事務。面對瑙魯總統支持臺灣并無理阻撓中方代表發言的行為，杜特使展現了新時代中國外交戰士的光輝風采。”
在2018年的對話會上，杜起文留下了一張照片：為了爭取發言，他始終將中國代表團的桌牌高高舉起，這一幕被坐在后排的同事定格下來。
在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杜起文留影無數，但他最喜歡的還是這張背影照，因為它生動詮釋了杜起文眼中一線外交工作的本質：一切為了祖國，為祖國尊嚴而戰，為國家利益而戰。
讓杜起文感到自豪的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外交攻堅克難，在風云激蕩的國際環境中站穩腳跟，逐漸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之路。
今年2月，中國政府任命錢波大使為太平洋島國事務特使。趙少峰對《環球人物》記者談道，近年來，美國在太平洋島國地區采取強硬姿態，視中國為戰略威脅和對手，拉攏盟友對中國進行圍追堵截，通過印太戰略、藍色太平洋伙伴關系(PBP)、印太經濟框架等，進一步拉攏太平洋島國加入。太平洋島國事務特使是中國應時代之變、應太平洋島國地區形勢所需而設立的外交特使崗位，將更好地服務中國—太平洋島國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解振華，“有什么問題盡管來談”
隨著中國參與地區及國際事務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提升，外交特使的活動內容也越發多元和復雜。常設特使通常由職業外交官出任，為數不多的例外是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
2022年，解振華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上
解振華雖然不是職業外交官，卻是一位“老環保”，曾擔任國家環境保護局(后改組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12年。2006年出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后，他長期負責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并連續多年擔任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國代表團團長。
在國際氣候談判中，解振華以坦率而聞名。一方面，他樂于回答問題，高頻出席記者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闡述并釋疑中國立場;另一方面，他多次與發達國家正面交鋒，抗議一些西方國家不履行承諾，反而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提出不合理的減排要求。
“講大幅度率先減排，減了嗎?要對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你提供了嗎?講了20年到現在并沒有兌現。我們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要發展，我們要消除貧困，我們要保護環境，該做的我們都做了。我們已經做了，你們還沒有做到，你有什么資格在這里講這些道理給我?”這是解振華在2011年南非德班氣候大會上的發言。當時，談判出現崩盤頹勢，全體大會膠著至凌晨，解振華的發言贏得發展中國家代表的一致稱道。
2015年，66歲的解振華卸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出任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生態環境部氣候變化事務特別顧問。他帶領中國談判團隊不懈努力，與美國、歐盟、法國、印度、巴西、南非等締約方開展對話與協作，為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達成、簽署和生效發揮了突出作用。
在同事們看來，解振華是一位堅定的談判者和優秀的傾聽者。當談判進入關鍵階段時，他總能憑借寬厚的人格魅力和強大的精神力量將利益相關方凝聚起來、化解分歧。
解振華親身經歷了可持續發展和生態文明在中國從理念到實踐的過程。擔任特別代表期間，他受邀出任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院長，帶領科學家們研究各種模型，努力為中國實現雙碳目標尋找可行方案。
2018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四次締約方大會閉幕，備受關注的《巴黎協定》實施細則在大會最后一刻得以通過。前排左三為解振華。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解振華說：“你在剛開始做這件事的時候，這只是一份工作，但過了一段時間，當你看到你能給國家、人民和世界帶來的影響時，它就不再只是一份工作。它已經成為一項事業，一項更崇高的使命。”
2021年，經中央批準，解振華有了一個新身份：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生態環境部專門成立了氣候變化事務辦公室，為特使履職提供支撐保障——中國對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2021年10月底至11月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在英國格拉斯哥召開，解振華作為特使出席。
“你能不能直接用英文回答問題?”在一場國際媒體記者會上，美國記者突然發難。“不如你用中文提問。”身經百戰的解振華再度展現了他的應變能力，現場爆發出一陣大笑聲。
中國承諾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中國不光是說，而且在實實在在地做，不僅確定目標，還確定了相配套的政策措施、行動、投資，有時間表、路線圖，說了我們就得做到，這才能真正體現行動力度。”解振華說。
這場記者會原定時長為45分鐘，實際上卻進行了2個多小時。最后，解振華微笑著說：“大家問題都提完了，如果還有什么問題，隨時可以來找我，我們的大門是開著的。……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完全開放、公開透明，你們有什么問題盡管來談，盡管來提。”
“從中東到非洲、歐亞，從安全到綠色發展，中國正在把自身經驗帶向全球。面對矛盾沖突，中國的選擇不是趁亂漁利，而是極力斡旋，讓各方重回談判桌前，共謀和平與發展。”暨南大學國際戰略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吳非說。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崔小濤認為，縱觀中國的特使外交，可以發現其方式越來越多樣靈活，所堅持的基本原則也臻于成熟。這是維護中國現實利益的需要，也回應了國際社會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