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安在自己的攝影作品前。
人物簡介：
老安，本名安德烈·卡瓦祖緹，意大利圖片及視頻攝影家，畢業于威尼斯大學中文系。1981年來華進修，次年留學復旦大學。在中國生活30多年，其創作涉及藝術、社會等方面。2021年底出版《稍息：1981—1984年的中國》攝影集。
老安是個土生土長的意大利人，最初學中文是因為好奇。
他出生于一個小鎮，家境不太好，十幾歲時上了一所類似技校的高中，學計算機，畢業就可以找工作。一天跟鄰居聊天時，他得知威尼斯大學有中文專業，馬上動了心。
“我覺得象形文字好看，而且特別神秘，中國人是怎么用它交流的？再一看地圖，中國這么大一塊。其他地方我都了解一點，但對中國一無所知。我就決定去威尼斯學中文。”在北京東南五環邊上的一處民居里，老安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記者手邊放著一本剛出版的攝影集，書名叫《稍息》，里面是老安拍攝的1981年到1984年的中國。
學漢字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決定學中文時，老安十七八歲，從未去過威尼斯。等到了威尼斯大學一問，老師勸他別學了。
“當時是1978年，老師說學中文是死路一條。首先學漢字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即便你學會了，也去不了中國，就算能去，中國有成千上萬種方言，你也聽不懂……總之，學中文是找不到任何工作的。”
老安不聽勸，非學不可。以他的經濟實力，住在威尼斯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雖然大學免學費，但住宿費還得自己出。好在學校可以提供獎學金，老安就年復一年地學了下去。除了中文，他也非常喜歡攝影，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去中國拍照片。
這一天真的來了。1981年夏天，老安得到一次短期進修的機會，到南京大學參加一個為期六周的漢語學習班。這次經歷讓他大開眼界。
踏上中國的土地后，老安的第一印象是“統一”——這么大的地盤居然是一個整體，這在歐洲人看來有點不可思議。此外，人們的穿衣打扮、說話方式也很一致，“從北京到昆明，再到三亞，我覺得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差異還沒有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差異大”。
中國人或許并不這樣認為，東西南北的方言、飲食、風俗已經頗具多樣性，但在老安眼里，中國的悠久歷史已經將各地文化的差異性統御在一個更為穩固的文化內核周圍，這是另一些歷史悠久的國家難以做到的。
“有人說意大利和中國在文化上有相似之處，但我覺得那些只是表面上的，一些根本性的東西大不一樣。”老安說。
1981年，老安鏡頭下的青島。
短期學習班結束后，老安馬上申請了赴華留學的獎學金。1982年到1984年，他在復旦大學繼續進修中文。但用老安的話說，自己當時學的基本上是“啞巴漢語”。
他所在的留學生班一共25人，第一節課就學《孟子》，還是繁體字的原文。當時條件差，課本都是油墨復印的，本來繁體字筆畫就多，印得又不清楚，有的字完全是一團黑，老安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學什么。
第二天，老師抽出一個章節，讓大家試著翻譯一下意思，結果25個人講出25個版本，五花八門，每個人都編出一段奇怪的故事，就是沒一個對的，大家笑得直流眼淚。
因為教學內容過于高深，老安從復旦畢業時，口語還是結結巴巴的。但他也有額外收獲，就是“假裝上課學習，實際整天到處拍照片”。
在復旦大學留學期間，老安（右 一）與同學的合影。
老安住的宿舍是雙人間，復旦大學給每名留學生安排了一位優秀的中國學生當室友。老安的室友是蘇州人，兩人很快就熟了，入學不到一個月，他就跟著同學去蘇州住了好幾天。
“他家就在蘇州老市區的中心，上廁所需要出門的那種房子。當地人都很熱情。”老安看什么都新鮮，端著相機到處拍。
那時街上的行人還大多穿著中山裝，裁縫店里的塑料模特已經套上了西裝；工人文化宮里的活動很豐富，一些長發青年在迪斯科舞廳里瘋狂扭動；城市里的標語寫著“2000年，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還有堆滿雜物的破舊寺廟，市民房檐下掛著的咸魚，夜晚在書攤看連環畫的孩子……幾年中，老安用鏡頭記錄下20多個城市的各種場景，封存幾十年后才將它們結集出版，卻喚醒了一些中國人對40年前生活的記憶。
差點買下一座四合院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在老安眼里是一個開放的舞臺，簡直就是攝影師的天堂。“中國讓我感覺自己像外星人，在一塊遼闊的、不同的、與世界其他角落相對隔絕的土地上走失了，生活在幾乎徹頭徹尾的疏遠中，遠離我原有文化中的符號和痼疾。”
這種吸引力讓老安無法抗拒。留學生活結束后，他回意大利當了一年義務兵，之后再次回到中國，一直生活到今天。
這些年來，老安從事過很多工作，認識了很多朋友，慢慢有了房子、家庭，職業身份也變了幾次。他曾與戲劇導演合作，在劇場中加入多媒體技術，也曾與電影導演和紀錄片導演合作，拍攝各種關于中國的影像作品，還有美術、文學、音樂、展覽……40年來，老安用一種主觀的、感性化的視角解讀著中國社會的變化。
“其實我從來沒有計劃過在中國待多久，就這樣一年一年地，不知不覺地過來了。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有時規劃得再好也沒用。就像兩年前計劃來中國旅行的人，現在因為疫情來不了，誰能預料得到？”
老安的人生哲學是順其自然。由于更喜歡中國北方，他從1990年開始定居北京，幾年后還差點買下一座四合院。
“那座四合院特別完整，4間房子，院子中間還有一棵大樹，位置在崇文門附近。當時那家兩個年輕人想賣房，我們把價格都談好了，幾萬元就能買下來。最后那家兩位老人不干了，因為不想搬到三環外的樓房，我就放棄了。”老安對記者笑道。
經過幾十年的建設發展，老安覺得北京在市容市貌方面的特色，不像他剛來時那么鮮明了，中國的其他城市也如此。在他最近拍的視頻里，光看市中心的話，有點分不清哪個是烏魯木齊，哪個是廣州。
“都是高樓大廈，對我們搞攝影的來說是少了一點地域特色，但也出現了不少新特色。”這些新特色依然吸引著老安，同時他也珍藏著那些屬于舊特色的資料——20年前的戲劇海報、15年前的電影拍攝花絮、10年前拍的農村婚喪嫁娶風俗，等等。
1982年，老安拍攝的杭州一角。
“我還是覺得中國最有意思。”這句話老安至少對記者說了三遍。他從電腦里找出一段視頻給記者看，畫面里是一群拉二胡、吹嗩吶的北方農村大爺，是他多年前在朋友老家現場拍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方。我很好奇她未來會如何發展，在這段歷史中，我是一個渺小的觀察者和參與者。”
對老安來說，這片土地的吸引力是獨一無二的。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韓國，給不了他同樣的感受。老安與日本人合作過，覺得對方太較勁，“必須你屈服，他不會屈服，一個細節八天不吃不喝也得弄出來，不然就感覺對方要跳樓了……中國人沒有這么較勁，能比較輕松幽默地過日子，這方面和意大利人有點像”。
1982年，老安拍攝的重慶街頭景象。
老安的妻子是中國人，他們有兩個孩子，目前一個讀高一，一個讀初二。一次期中考試，老安孩子的政治分數考得很高，老師沖著其他同學喊：“你們是中國人嗎？一個外國人的政治都比你們強！”
“其實我的孩子覺得自己是中國人。”老安笑道。他堅信中國是世界上最值得生活的國家，在見證了中國的昨天后，他正在想象中國的明天會是什么樣。在文章中，他用詩意的語言描寫了這種期待：“中國是我們迄今熟悉的全球文明擴張的最后一道邊界。中國之后是岔路口。我愿意想象并冀望，以我的生活選擇，一旦抵達岔路口，我和我的孩子們有可能知道如何識別路標。”
“發不了財，但也從不缺錢”
1994年之前，老安只拍照片，之后開始攝像。為了增加收入，他也搞一些商業活動，比如從海外引進技術設備。“那時我雇的員工，能力比我強太多了。但當時的社會環境如此，有一個外籍好像很了不起，能帶來很多機會。那時我就感到中國的發展潛力不得了，有這么多人才。”
年輕時的老安。
老安對自己的評價是“發不了財，但也從不缺錢”。他想干的事情都干了，該花的錢也都花了，“我這一輩子還挺順的，從來沒有因為錢耽誤想做的事”。
上世紀90年代，老安結識了很多搞藝術的中國朋友。這些年輕人都很窮，出去玩蹭老安的車，組飯局永遠是老安結賬。給朋友們幫忙時，老安經常義務勞動，花幾個月時間干活，得到一點象征性的報酬，但他覺得無所謂，做商業賺的錢已經足夠生活，房子也買了，“我就喜歡幫他們搞藝術作品”。
現在，當年的窮朋友幾乎都成了各自領域內的名人，早就換成老安坐他們的法拉利、被他們請吃飯了。一位畫家朋友當年請老安“幫忙”買自己的畫，每幅作品幾百美元，老安出于義氣買了一些，之后就堆在房間角落里，積滿了灰塵。其中一幅差點被保姆扔掉的畫，多年后被老安翻出來賣掉，竟給岳父在沈陽買了一套房子。
工作中的老安。
能投身一段突飛猛進的歷史，目睹十幾億人日新月異地改變自己的生存環境，老安覺得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我不知道在人類史上是否有過這樣的情況，肯定不多，或許沒有，不管怎樣，我很高興能參與其中。”
然而，讓老安深感無奈的是，盡管中國的變化在他看來是天翻地覆的，但在他的家鄉，很多人依然認為中國是“一個悲慘而可怕的國家”。
“歐洲一些主流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已經到了我無法理解的程度。比如中國生產的一種攝像頭，因為性價比高，歐洲的機場、政府部門都在使用，結果有媒體造謠說中國生產的攝像頭在監視歐洲，會把收集到的信息發到北京……意大利的一些親友覺得我生活在中國太可憐了，我解釋也沒用。”
談到這個話題，一直慢條斯理說話的老安變得有些激動。“抹黑中國對歐洲有什么好處呢？或許好處就是，把所有問題推給中國。”
老安目前的工作之一，是將自己拍攝的中國以電視紀錄片等形式傳播到海外，節目的落地區域主要是瑞士的意大利語區。
“我沒有美化，就是真實客觀地介紹中國。”老安說。采訪結束前，他又對記者補充了一句：“我希望中國能提高對外傳播的水平。”
責任編輯：蔡曉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