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皋的家在頂樓，當年特意選這里，看中的正是樓頂可以改造成花園。已近耄耋之年的她，生活依然很忙碌，每日除畫畫、讀書、寫作，還和先生細心打理著樓頂的花花草草。

蔡皋和孫子在樓頂花園耕作。(肖睿子 / 攝)

“像你們年輕人，對我們這樣的人還有興趣嗎?我有什么價值呢?”她笑著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之后，提上一只小竹筐，里面放著筆記本、水杯等，領著我們上樓。

當時清明剛過，前夜下過雨，樓頂空氣格外清新，花草的葉子上還掛著水珠。整個樓頂被劃成好幾塊，種了上百種植物。有剛剛冒頭的豆苗、綠油油的小蔥，有蘭花、水仙花、牽牛花、梔子花，還有已盛開但叫不出名的花。紫藤四處伸展，爬滿了一個木架，可以乘涼;一大叢月季開得正盛，郁郁蔥蔥中間幾點紅，隨風搖曳。

“和花草打交道，真的不會辜負你。”蔡皋說。她蹲下來，摸了摸扎進土里的紫藤根，有手臂粗細，表皮干裂炸開，盤曲回環，向上攀援著。她緩緩起身，站到藤架下，“在藤下讀書，有一種紫色的香味浸過，書也香，字也香，心思也就有了淡紫的香味”。在這座“秘密花園”里，她關照花草，也關照自己的生活。

“我每天早上6點之前就爬起來。干嗎?上樓接太陽，太晚了就夠不到它了。”蔡皋說。天稍冷，她穿了一件舊舊的棕色外套，滿頭灰白的頭發簡單地攏在腦后，笑聲爽朗，眼神像一個十幾歲的未諳世事的女孩子，“接了太陽，一天的事就有了光。澆水、除蟲、施肥、掃地之后，將新摘下來的蔬果包起來，下樓做早餐”。等到大概10點鐘，她拿起畫筆，開始創作。年輕時，她教娃娃讀書，后來給孩子做書，現在為他們畫畫。畫《桃花源的故事》，畫《寶兒》(原名《荒原狐精》)和《百鳥羽衣》，畫《花木蘭》《孟姜女》，很多畫里的花草都是從樓頂長出來的。

《百鳥羽衣》。

蔡皋喜歡陽光，喜歡在花園里講話，看到花開心情就很好。“動人春色不須多。”她說。這句詩出自宋王安石的《詠石榴花》，說的是春色，也是人生，人生能夠把少數事情做到極致，已經足夠。就在這滿園春色中，蔡皋和我們講起了自己動人的人生，以及持續一生創作的那些作品。

蔡皋曾經問過自己一個問題：我的作品是什么?經過思考，她找到了答案——它像是一泓清水，不大不小剛好照見我的天光和云影，照見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我的作品多與兒童、與民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最近新出的《隱形葉子》，故事改編自三國時期魏國潁川人邯鄲淳所著《笑林》中“楚人隱形”的寓言故事，講一個楚人讀書，輕信書中文字，以為世間有隱形葉，便搜集樹葉，用葉子遮住自己，一一問妻子“能看到我嗎”，終于有一次妻子不耐煩，說看不到了。他便來到市場，舉著葉子取商家的東西，后被送到衙門。

《隱形葉子》。

創作時，蔡皋沒有完全按故事原文來畫，“而是追根溯源，從讀書態度、生活態度去啟發讀者，主要是兒童讀者”。她將故事的主角換成一對母子：母親年事已高，慈愛、辛勞，膝下只此一子，所以對兒子事事遷就;兒子董小小年幼無知，急于求成，冒了傻氣，但他是“知羞的”——最后那一幕，他覺得無地自容，逃也似的回家去了。

“這個逃不是逃避，是他需要時間、需要過程反思。他要想明白為什么讀書，也需要時間練就自己的是非辨別能力。這也是當今社會稀缺的一種能力，我們要理解這一點，要許孩子以時日，給孩子一個好的引導。”蔡皋說。

她最負盛名的作品莫過于《寶兒》，創作于1992年。當時，出版社編輯約她畫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故事，她選擇了其中以《賈兒》為藍本的《荒原狐精》。故事講商人父親不在家，母親被狐精纏住，孩子想出辦法，捉到狐精。“這孩子多勇敢啊， 保衛了家庭，所以我想畫它。”

蔡皋筆下的寶兒。

蔡皋很熟悉《聊齋》，通讀過原著兩次，“從中讀出了‘民間’，因為一切民間藝術形式的艷麗、豐富、變形、夸張、神秘、幽深……在《聊齋》里都有對應物”。她喜歡民間，將民間精神總結為“對生活的大肯定的精神”：看待生活的悲歡離合，都是歡天喜地的，都是喜劇。因為民間多兇險，多悲苦，需要化解。那種不屈不撓，那種積極抗爭，正是民間精神最寶貴的。

創作《寶兒》時，蔡皋就選擇黑色為底色，再以民間的大紅、大綠做陪襯——她覺得這種色彩的強烈對比，可以烘托出一種生活的熱情、一種抗爭的精神，也肯定了兒童強大的生命力。當時，她僅用了20天就完成，畫完最后一張時，她趴在桌子上起不來。“太累了，心臟擔負不了。我真是把我的生命體驗畫進去了。”蔡皋回憶說。1993年，該作品獲第十四屆布拉迪斯拉發插圖展(BIB)金蘋果獎，蔡皋是中國獲得此獎的第一人。

蔡皋就這樣不斷地從中國傳統文化里找故事、找力量。“里面有很多好東西，只是需要去深挖，用現代人的眼光去創新。”

她畫《花木蘭》，畫木蘭的勇敢、愛國，同時也畫她的“樸素”，“要給她加官加爵的時候她不跪，她站著，看著遠方。她什么都不要，要回家盡孝心。回到家鄉她跪下了，跪在古井面前。樸素到土疙瘩一樣的”;她畫《桃花源的故事》，把自己對公平的追問和理想放了進去，“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這大同社會不是烏托邦，正是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該有的樣子呀。

《桃花源的故事》。

《花木蘭》。

“我要做的是讓孩子看到文本精神，不是看到故事就完啦。”她笑著說。像《寶兒》的封面，那小孩舉著一盞燈，“這盞燈很重要，舉高一點，人看得遠一點。我不可能像孩子那樣元氣滿滿，但至少我有我的燈，向他們舉一盞燈”。

蔡皋凡事不喜歡計劃和籌謀。“但凡計劃，一定不好，我只能去遇見。不經心是最好的，來得越自然越樸素越好。”

她記得父親快80歲時，父女之間有一次聊天。她問：“你一生最幸福的時候在哪一刻?”父親想了想，記起自己在中學時的一次足球賽，當時突然騰空而起，腳一勾，球進了。“他最幸福的一刻是那一腳，就這么簡單。”蔡皋說，她現在還能想起父親講這句話時的神情，幸福極了。

蔡皋開始畫畫，并走上藝術之路也是如此。這要歸功于全家的寬容。小時候，外婆、母親、姨媽都是戲迷，常常帶著她一起看。有一個遠房舅媽，還是湘劇里的一個角兒，她們經常去捧場，《逼上梁山》《天女散花》《九件衣》等都看過。

看完戲回來，蔡皋就照著記憶畫畫。一開始是從床底摸找松軟的木炭，在一張張門背后的粉墻上涂鴉，畫大型“壁畫”，大都是戲里的人物，亂七八糟，家人既不罵也不擦。后來膽子大了，她開始在課本上畫，連同學的課本也遭了殃，“里面的插圖全改造過來，畫成戲裝人物，男孩改成女孩，哈哈哈”。大家看她畫得生動、好看，開始排隊“約稿”。那時的她，癡迷畫畫，純粹就是覺得好玩。

真正意識到畫畫是門藝術，是在多年后。上世紀70年代，蔡皋考入湖南第一師范學校，邊讀書邊畫畫，有時畫墻報，有時給油印刊物畫插圖，偶爾還去畫學習毛著的標兵，她都當創作去做。畢業后，她在株洲縣文化館工作，畫了一年毛主席像和宣傳畫。有一次，湖南著名水彩畫家朱輝畫大壁畫，她坐在下面，支起畫架畫小畫。朱輝時不時低頭看看她的，冷不丁說了句：“哎喲，色彩天才。”

“我看看自己的畫，也不知道哪天才。但心里是高興的，在我不知道天才的時候已經知道了天才的處理。”蔡皋說，那一刻像被天上掉下的蘋果砸中腦袋。

一年后重新分配，蔡皋到鄉村小學教書。學校在太湖下面的一個“寺村”，是株洲縣最偏遠的地方。起初她并不開心，因為那在當時實際上是一種懲罰，“很多事情沒有選擇，只能被動接受，但我能在被動中選擇我的主動”。

學校由古祠改建，祠里有一棵“六朝松”，依然頂著一團綠蔭。上下課的鐘聲敲響，遠近山谷都有回聲。上課時，她站在臺上講課文、詩詞;下課后，她放下粉筆，砍柴、擔水、打壩、起水塘，還有春插秋收，“在生活的艱苦中體味人生深層的喜樂，思想境界漸趨明朗，生活也‘日日是好日’地好起來”。她主教語文，也教音樂和美術。每日與孩子們朝夕相處，她發現孩子是質樸的、簡單的、無憂無慮的，“云來了、風來了、雨來了，他們都會快樂”。

一有閑工夫，蔡皋就拿起畫筆，畫寫生、速寫，也畫彩色連環畫。在同事的勸說下，她選了幾幅作品投稿，投寄給當時湖南唯一的一本刊物《紅領巾》。沒想到一投即中。之后，她被調到小鎮教書，依然沒有放下畫筆。36歲時，機緣巧合，她被調入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從事兒童圖書編輯工作。再后來，她重新拿起畫筆創作，一直走到今天。

蔡皋至今還記得到出版社報到那天的場景，那是她最幸福的一刻——像父親的那一腳。

接到調令后，她花了半天辦完所有手續，第二天去單位報到。她走進出版社的院子，走到一棵樹的綠蔭底下，突然覺得自己很輕，走路像風一樣，“嗖嗖嗖地走。一種很輕盈的感覺，幾步路走下來，我害怕，我說不要著急，你慢一點，要享受一下，這真是幸福的時刻。我走了這么多年，終于走到這條路上”。

后來，蔡皋悟到了當時自己何以如此：沒有沉重，何來輕盈?

蔡皋的人生底色是暖色調的。她生在古城長沙，那個年代城里還保留著小街巷、麻石路、獨院落的格局。家門前有一口青石井，水甘而清冽，取井水做刮涼粉、涼綠豆汁，那味道至今讓她念念不忘。后門則是一條街，整街都是店鋪，“上學和回家都要經過，可以看到人們怎樣生活”。

每每憶及童年，跳出來的畫面都與外婆有關。外婆沒怎么念過書，但充滿智慧，生活精致、干凈，即使條件有限，但“很樸素的生活過得很有味道”。

外婆會做甜酒，會做壇子菜，最拿手的是針線活。搓麻線、打襯、剪鞋樣、納鞋底，用楦頭給鞋定型，樣樣精通。她經常邊做針線活邊講故事，“都屬于口頭流傳的，但都有腔有調，有梔子花、茉莉花的花香”。有時也教蔡皋唱童謠，“種蓮子，開荷花，莫種籽，到老家，點點墨，不開扯，莫等對門王狗子曉得……”其中“莫種籽，到老家”6個字讓她幾乎琢磨了一輩子，后來才明白：里面有一種世故和保護在，好事不要老對外說，說多了好事可能就沒了。

“外婆講的話都很妙，是生活中得來的民間的智慧。”蔡皋說。派她出去打醬油，說“牛一樣的出去，馬一樣的回來”，意思是別貪玩，做事情要讓人放心;讓她做家務，說“眼眨眉毛動”，意思是做事要機靈點，注意觀察別人的表情;當她領著二妹去上學，外婆說“出門看天色，進門看臉色”。她常常還是不肯帶傘，遇到下雨，赤著腳或者不赤著腳跑回家。但不管怎樣，外婆都會表揚她，“赤著腳是因為我識得艱難，愛惜布鞋;不赤著腳是愛惜身體，免得病，省得錢，一樣是懂事。這種啟蒙使我拾得一份自信、自立的觀念，并且學會了最為原始的辯證法”。、

蔡皋追憶童年時和外婆在一起做鞋子的畫面。(圖片出自她的作品《底色》)

“家庭教育就是這樣潛移默化、不露痕跡，外婆在做，媽媽在做，爸爸在做，你覺得那個行為、生活方式很美，就接受了，慢慢就變成自己的了。”蔡皋說。溫暖、健康的幼年時光，給了她審美，也給了她勇氣——熱愛樸素日常，善于在困難中看到鮮花。

“所以我的作品里面全部都是畫自尊、自愛、自覺，然后才有自我超越，我都是講超越精神。現實是很硬的，文學的、藝術的、理想的可以軟化它。”2001年，“日本圖畫書之父”松居直找蔡皋畫《桃花源的故事》，她首先想到的是6年鄉村生活——那段艱苦但快樂的歲月，那些茶亭、小路、老者、耕牛……都被她從記憶里“拖”出來，一一畫進了書里。她畫兩岸青綠、淡粉開遍，畫漁夫在白溪中乘舟而上，畫落英繽紛，又畫土地平曠屋舍儼然的村落，畫良田美池桑竹……

在故事的結尾，漁人要離開桃花源時，收到了兩件禮物：一件是花種子，另一件是撥浪鼓。這是蔡皋的一個“小心思”。“給漁人種子，其實蘊含了漁人對理想生活的盼望，他羨慕桃源那種自給自足、豐衣足食的安詳自然。我希望也給看故事的小孩種下一顆桃源種子。”

蔡皋說，她要把最好的東西給童年，“你不給童年，會耽誤多少人一輩子呢”。

她發現很多人的人生底色都離不開童年，“像黃永玉講沈從文，一個戰士不是戰死在沙場，就是回到故鄉。他都要回到源頭，要找到童年。你那么費勁、七彎八拐地找童年，干嗎不帶上你的童年一路奔跑?”

“我之所以成為現在的我——多少還有幾分從繁復中陶冶出來的單純和真誠，是因為一直與孩子們結伴同行。”有一次，蔡皋帶著小孫子燒落葉，給花做肥料。她對著樹葉鞠躬，說：“謝謝你們，一年的辛苦。”小孫子看到火苗燃起，說了句：“歡迎光臨。”當時，她覺得這句話妙極了，日常在向孩子輸送養分的同時，他們也在滋養著自己。

如今77歲的蔡皋，還在用畫筆記錄，追憶童年、捕捉日常。她記錄一棵樹，如何死去，被砍掉，再萌芽，花十幾年的時間，自己包裹住傷痕。她說：摸摸它，我就有力氣!

“所有這些，不管是創作體驗，還是人生經歷，包括那些遇見的瞬間，都是你的一部分，沒有廢的地方。像我外婆做鞋，邊角廢料都用來做鞋底了。你手里有一根魔法棒，或者說一根縫衣針，把所有的碎片連接起來，重新拼接、組合，這樣的人生拼圖一定很美。”蔡皋說。她很幸運遇上了畫畫，并把這些生活經歷放在了畫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