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杰瑞·格雷在中山接受環球人物記者專訪。（余奇瑤攝）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問題。

我提出這樣的建議，

正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融入中山，

成為這座城市的一部分。

杰瑞·格雷已在中山生活近20年。在這座城市，哪個路口容易堵車，哪家銀行排隊人數少，哪家飯館的乳鴿更美味，格雷全知道。

10月1日下午，環球人物記者在中山日報辦公樓大廳見到格雷。他熟門熟路帶著記者坐電梯：笑著說“這棟樓我來過好幾次。”

格雷出生在英國，曾在倫敦當警察，1987年移民澳大利亞。2004年，格雷在澳洲供職的安保公司被收購，45歲那年他失業了。

他開啟了全球旅行計劃，第一站就來到中國。在此之前，格雷從未聽說過中山。來中山后，他認識了土生土長的中山姑娘梁鈺華。他們相愛、結婚、買房，在這里定居。

格雷喜歡騎行。“中國這么大，美食這么多，我想騎遍中國，吃遍中國。”2014年與2019年，他兩次前往新疆，在新疆共騎行5000公里。2020年，格雷退休。當時正值疫情，他閑來無事，將新疆見聞發布在X平臺（原推特）上。

結果他的賬號突然被限——杰瑞·格雷這個名字被西方媒體盯上了。

“每一個字都基于自己的觀察”

定居中山兩年后，格雷第一次去了新疆。2006年，他跟著父親坐火車旅行，在西安、烏魯木齊等城市待了幾個晚上。

第二次游新疆是“為了減重”。“中山美食太多，我把自己吃得太胖。而騎行是項花費不高的運動，我找了一位愛爾蘭好友一同騎自行車去新疆，然后飛回廣東。”

· 穿戴上騎行裝備的格雷。

2019年那次，是因為格雷覺得之前“沒能從新疆騎回廣東很遺憾”。他和妻子梁鈺華乘飛機到新疆，同時將自行車寄了過去，然后從烏魯木齊一路南下，騎行回到中山。

· 2019年，格雷（左三）與梁鈺華（左二）從烏魯木齊騎行回中山后，與家人、鄰居合影。

去新疆前，格雷從西方媒體對新疆的報道中得知“那里有問題”。“去新疆之前我還有顧慮，怕被警察趕出來。但現實恰恰相反，新疆非常安全。警察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和藹可親且樂于助人。沒有任何人攔我，沒人跟我說‘這里你不能去，那里你不能去’。我還看到許多當地居民使用身份識別系統，但沒有看到西方媒體報道里說的現象，更沒看到所謂的‘集中營’。”

格雷選擇在寬闊的國道騎行，也走小路穿過了新疆的一座座村莊。

“每騎20到30公里，我們就會停下來休息，買瓶冰飲料，和小賣部的老板閑聊一會兒。穿行沙漠水源告急時，我們向路過的卡車司機尋求幫助，他們會給我們一兩瓶水，幫我們渡過難關。”

“有時候，會有一群可愛的孩子湊過來，要跟你拍照。對于我這個長得不太一樣的外國人，他們用些許好奇但友好的眼神打量。當然這是我2014年第一次去新疆騎行時的際遇，現在外國人在新疆已經很常見了。”

“第一次新疆騎行時，我用蹩腳的中文給同伴做了一路翻譯。后來那次騎行中，鈺華成了我和當地人溝通的橋梁。”

· 騎行中的格雷。

格雷先后3次去新疆，發生在那邊的故事很多，他對一位維吾爾族婦女印象尤為深刻。

“那天很熱，水快喝完了。我們把自行車停到路邊，來到一戶人家的房子前，敲了敲門。開門的是一位維吾爾族婦女，我們說明來意，‘對不起，打擾了，能給我們一些水嗎？’她熱情地邀請我們進屋，拿出了一個裝滿熱水的暖水壺。我們說，不能拿走所有的水。她又提出，可以用三輪摩托車載我們去3公里外的小賣部。就這樣，我們跳上了她的摩托車后座，跟著她去了小賣部，買了水。”

家里來了兩個“不速之客”，這位維吾爾族婦女“并沒有表現出一絲恐懼”。“如果她真的受到了所謂的‘壓迫’，她一定會說‘我幫不了你’，甚至拒絕和我說話。但她十分友好，這足以說明一切。”格雷說。

· 買水回來的路上，格雷為梁鈺華（右）與熱心的維吾爾族婦女拍下合影。

“一些媒體問我是否看到維吾爾族人跳舞，老實說，我只在幾家維吾爾族餐廳看到過。那些餐廳是當地人吃飯的地方，并不是為游客而開。維吾爾族人喜歡跳舞，這是他們的傳統，是享受生活的方式，沒必要跳給游客或媒體看。新疆穩定、安全，這就是它真實的樣子。” 格雷說。

格雷將這些見聞發布在X平臺，“這個決定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的生活”。“在我人生的大部分時間，我對政治毫無興趣。當時我只是分享了親身經歷，寫下的每一個字都基于自己的觀察。但西方媒體稱我為‘退休保安’‘北京的辯護者’。現在，捍衛我的個人觀點，反擊這些貶低和蔑稱，駁斥西方媒體的不實報道成了一種‘必要的習慣’。”

這促使格雷撰寫下更多更詳細的新疆見聞，在《澳大利亞公共政策》等媒體上發表。他還開設了YouTube賬號，向世界講述真實中國。“我沒有任何報酬，只是想傳播真實的聲音。”格雷說，“現在我的一大遺憾是，在兩次騎車穿越新疆時，因為對政治不感興趣，沒有拍攝更多視頻和照片，從而更有力地駁斥西方媒體所謂的‘報道’。”

今年8月，英國外交發展大臣克萊弗利訪華，格雷給克萊弗利寫了一封公開信。“我出生在英國，在倫敦做過多年警察，保護過王室成員。我為這份工作驕傲，但現在我對英國政府感到非常失望。我看到新聞，克萊弗利在訪華時很友好。但結束訪華時，他在機場表示了對新疆的‘擔憂’，這些擔憂是基于錯誤事實的。我覺得我被他的話冒犯了。如果代入中國視角，中國人也被他的話冒犯了。”

在信中格雷對克萊弗利說：“顯然，英國駐華大使館或領事館的任何人都沒去過新疆，也沒從現場為您提供任何報告。我真誠希望您是被誤導了，而非故意參與這場騙局。”“中國不是敵人，說中國是敵人的人，才是敵人。”

“我期待克萊弗利的回信，但至今我沒有收到任何回復。”

“中山選擇了我”

在那封公開信的結尾，格雷寫道：“來自中國中山市的良好祝愿。”采訪中他說“中山是家鄉”“我去過全球很多地方，但我覺得只有中山是家”“我喜歡旅行。每次旅行我都開開心心出門，開開心心回家”。

為什么定居中山？格雷覺得，“不是我選擇了中山，而是中山選擇了我”。

· 采訪中，格雷聊到自己最喜歡的中山美食，乳鴿是其一。（圖源：中山海外傳播中心視頻截圖）

2004年的一天，格雷在悉尼看到了中國中山招聘英語老師的廣告，那時他正打算去南美洲旅行。“我被這個工作機會吸引了，便打電話過去，說‘嘿，我可以隨時上崗’。”

“招聘方認為，一個當過警察的老師，正好可以‘管教’一群調皮的孩子，于是我被錄取了。”格雷說，“來中山前，我聽說過革命先驅孫逸仙的名字。后來我才知道，孫逸仙就是孫中山，這座城市是以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那是21世紀的最初幾年，中國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經濟高速發展催生了出國留學潮。格雷來到中山，成為一名英語老師，后來受聘于英國文化協會，擔任雅思考官。

定居中山不久，格雷在英國約克大學開設的網絡課程班學習，拿到“跨文化變革與管理”專業碩士文憑。“我曾是學校的‘差生’，高中畢業后參軍，退役后去了一家工廠，然后申請加入警局，成為一名警察。在澳大利亞，我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在一所大學學習商業管理。3年前，我以自己的觀察為基礎，更仔細地研究中國。”

格雷一點點體察著中山這座城市的變化。起初，語言是最大的障礙。他不會講中文，問路時只能將目的地寫在紙上，下館子必須找菜譜上有照片的餐廳。

“這樣我就不用和任何人說話了，但我又是個很健談的人，這一點你可能已經感受到了（哈哈），所以剛開始有點痛苦。”格雷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那時中山的外國人不多。但即便在語言不通的環境下，格雷還是常聽到有人對他說“Welcome to China（歡迎來中國）”，“可能這就是他們掌握的全部英文了”。

逐漸地，格雷感受到：會說英文的中國人越來越多。“無論在中山還是其他城市，我在車站等公交，在碼頭等渡輪時，總會有人走過來，用英文問我：“Can I help you（我能幫助你嗎）？”

格雷也目睹了整個中國的日新月異。在他看來，“中國最棒的變化，就是（從霧霾天）變成了大藍天。”“我記得多年前，有個學生跟我說，‘我們要建一座珠海通往香港的橋’。我當時覺得有點可笑，珠海距香港190公里，這太難了。而現在這座橋已經建成并通車。后來他們又說要修建一條廣州直達北京的高鐵。這條高鐵也已經建成了。”

與此同時，格雷一點點融入其中。他笑著說：“我最浪漫的中山故事，要數娶了一位中山妻子。我和鈺華在我所任職的英語學校認識。她也是學校工作人員，與外國人共事多年，有一些跨文化交流的經驗。鈺華非常包容我、理解我。她帶我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異，教我如何更好地與中國人溝通。能娶到她，我太幸運了！”

· 格雷一家為岳母過生日。（前排左一為梁鈺華，后排左一為格雷）

近年來，越來越多像格雷這樣的外國友人在中山定居。2013年，中山市外事辦成立中山外國人咨詢會，格雷任會長。“外事辦時常召集我們開會，問我們有沒有什么建議。全國政協有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向下連接到基層，再將信息一層一層向上傳遞，非常有效率。現在，他們已經在為定居中國的外國人提供服務了。”

“作為一個外國人，在其他國家生活并不容易。但我看到，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為外國友人提供更好的服務。這一點上，我認為中國政府比其他國家的政府更努力。”格雷說。

成為這座城市的一部分

《環球人物》：三四年前我在英國旅行時，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有天晚上我走在倫敦街頭，一個酩酊大醉的男子對著我罵臟話。我無意批評您出生的國家，只是分享這段真實經歷。

格雷：你在倫敦遇到的這種情況，一定不會發生在中國。

我知道，英國、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時發生暴亂。我在悉尼、布里斯班、墨爾本、阿德萊德等澳大利亞城市生活過。天黑后我就不敢獨自穿過這些城市的一些區域了，我當然也不會讓家人獨自前往。但在中國，在中山，我去任何地方都不害怕。我覺得這是中國最棒的一點。

或許因為當過警察，我注意到一個現象。

在英國、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大多數攝像頭是被藏起來的。它們偷偷拍下你違章停車、（在禁止區域內）燒烤的行為，然后逮住你，對你進行罰款。而中國政府會明確告訴你攝像頭的位置，提醒你遵紀守法。

這就是治理（方式）的區別：西方政府憑此獲利，而中國政府希望借此實現安全治理，打造和諧社會。

《環球人物》：在之前的采訪中，您多次提到中國共產黨。

格雷：是的，我百分百支持中國共產黨，我從未見過比這（指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更具協作性和協商性的治理方法。我不談論過去也不預測未來，就說現在，中國比我生活或旅行過的任何地方都要好得多。事實上，它比我2004年剛來這里的時候，也要好得多。

20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慶典前的一天，我回到岳父岳母家，發現家門口掛著兩塊牌子，上面分別寫著“共產黨員戶”和“光榮之家”。我問這是什么？鈺華告訴我“這是認可和榮譽”。

那時我才知道，我的岳父岳母都是擁有50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了。他們各自獲得了一枚獎章，以表彰他們過去50年的黨員生涯。我為他們感到高興。

《環球人物》：您在YouTube上也發過一些對中國的“小牢騷”。

格雷：在中國的20年，我看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唯獨除了一件事——略顯老舊的銀行系統。

來中山不久后，我就有了中國的銀行賬戶。后來，我每次想要將英國政府發放的養老金存入我中國的銀行賬戶，并兌換成人民幣提取，都要花40分鐘或更長時間。我要不停地簽字、拍照、出示護照。現在，微信和滴滴打車都有了英文版，但網上銀行系統還沒有。我和許多定居中國的外國朋友都希望，英文版網上銀行能盡快上線。

在新疆的見聞，在中山的生活，還有這些“抱怨”都是我的真實經歷或感受。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一些問題。但我要說，我看到中國政府正努力解決這些問題，為每一個在這里生活、工作，為中國發展做出貢獻的人提供更好的環境、更便捷的服務。

我提出這樣的建議，也正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融入中山，成為這座城市的一部分，我希望它發展得更好，變得更強。

（本文全文刊載于2023年第21期《環球人物》雜志）

監    制： 張建魁

主    編： 許陳靜

編    審： 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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