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6日，唐堯（右）與馬騁怡在北京接受本刊專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一年多前的一個深夜，馬騁怡在電腦文檔的末尾寫下“劇終”二字，拍下屏幕畫面發給唐堯。以往這時唐堯已經睡了，但這次幾乎是瞬時回復，發來一個“擊掌”的表情，馬騁怡也回之“慶祝”表情。成日與文字打交道的兩人沒說一個字，以這種方式結束了長達7年的創作——這是《大江大河》三部曲的最后一頁劇本。
7年時間，150多萬字，3部引發各界熱議的作品，馬騁怡用一個畫面形容完成工作時的感受。“我和唐老師都是足球迷。2021—2022意甲賽季，AC米蘭時隔11年再度奪冠，攝影機記錄下所有人的歡呼，這時一個小孩突然闖入鏡頭，三四歲的樣子，躺在草地上，閉著眼睛什么表情都沒有，狀態卻像他也走了很長的路，如釋重負。”她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我覺得自己也像那個躺在草地上的孩子。”
身為《大江大河》三部曲最主要的編劇，唐堯的感受更多一份釋然。“好像在和3個認識了很久的朋友道別。”宋運輝、雷東寶、楊巡，3位主人公的故事是整部劇的3條主線，分別對應著上世紀70年代末至新世紀前夕，改革開放30年浪潮里的三大領域發展：國營經濟、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寫他們的故事，不僅是在寫時代中的人，也是在寫由人串起的時代。
2018年，《大江大河》播出，叫好又叫座，成為現象級作品，唐堯也因此獲得第二十五屆白玉蘭獎最佳編劇（改編）獎。7年下來，他幾乎所有創作工作都圍繞著《大江大河》。而作為“編劇新人”，馬騁怡的處女作就是和唐堯一起寫的三部曲，耗時長、產量低，連父母都忍不住偷偷問她：“需要給你打點生活費嗎？”
在許多人眼中，唐堯和馬騁怡是充滿理想主義的編劇。但在他們看來，恰恰要有理想主義，才可能寫好現實主義作品。要寫真實的生活，就必須走很多很多路，了解很多很多人，忍受很長很長的孤獨。
宋運輝第一次當了“逃兵”
作為三部曲的終章，《大江大河之歲月如歌》呈現了3位主人公在“鄧小平南方談話”后跌宕起伏的蛻變之路：宋運輝早已通過高考完成逆襲，進入國營化工企業成為技術骨干，在集團改革中沉浮，來到地方農藥廠重啟事業；雷東寶帶領小雷家村完成集體經濟的崛起，又遇到鄉鎮企業發展的十字路口；楊巡則是從個體戶到萬元戶，見證了個體經濟壯大路上的風風雨雨。與前兩部相比，《大江大河》第三部不僅描寫人物成長，更聚焦了中國經濟市場化的重要階段。
為了同時展現宏觀層面與人物層面的故事，唐堯和馬騁怡在劇本創作之前就進行了大量專家采訪：經濟、社會、歷史、政治，希望能從各個角度了解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劇中許多橋段和細節，都是在采訪中得到的靈感。
“與專家對話，一方面是要聽他展開詳述的內容，全面了解當時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也要思考他們沒有展開的部分，或者說不那么容易給出解答的社會現象。”馬騁怡印象最深的，還是專家們關于國企改革的闡述，“他們都會提到國企改制是必然，緊接著提到下崗潮是必然，但為什么這是必然，答案多樣、復雜。”她和唐堯由此意識到，這里面一定有許多故事可以挖掘。
為了挖掘這些故事，兩位編劇開啟了5個月的實地調研：福建、浙江、江蘇、山東……沿著東部海岸線一路向北，他們經歷了一場時間之旅。在原本的劇本設定中，宋運輝來到農藥廠后就經歷了村民農藥中毒、農藥廠深陷漩渦的故事。唐堯和馬騁怡決定前往各地農藥廠調研。
一開始，他們接觸到的工廠都非常現代化。“農藥行業這些年更新特別快，絕大多數廠都已經全自動生產。”唐堯說。他們根據這些調研寫出了前五集，但總覺得不太對勁。吃工作餐時，兩人悶聲吃飯，誰也不說話。大約吃了40分鐘，唐堯打破僵局：“我覺得還能使使勁。”馬騁怡立馬回復：“沒有現場感。”
“我們現在看到的廠子都干干凈凈了，但上世紀90年代的農藥廠不是這樣的。”唐堯說，“車間工人的工作是什么狀態？車間溫度是多少？機器運作的分貝是多少？我們都不知道。”
他們又開始動用所有關系，尋找90年代運作至今的農藥廠，最終找到一家。在那家遠離市區的農藥廠，唐堯和馬騁怡第一次見到上世紀的生產設備，從調工單到派料單，從領料、生產到貼牌、出廠，徹底了解當年工廠的運作。
唐堯對工廠里一位老工人記憶猶新。“他在廠子里干了三四十年，但文化程度和個人能力只能承載一份簡單的工作——攪拌化料。”唐堯說，“我跟他說現在都全自動了，五六十歲的老爺子當場就急了，直接在我面前展示一個人如何把30公斤的料桶搬上去，如何攪拌，如何回桶，一個人把所有活兒都干了，生怕我們得出一個結論，這個工序不需要他了。”
唐堯立馬聯想到“下崗潮”時期的人物狀態，這位老工人由此成為他撰寫角色的原型，即劇中不得不面臨末位淘汰的姚寶林，一個生活窘困卻依然一心為廠、為集體著想的老化工人。
唐堯至今難忘從這家化工廠回到縣城的心境，“就好像一個時光黑洞，陳舊的小廠像是被扔在了世界邊緣，仿佛與世隔絕”。這種感覺，就是上世紀90年代許多傳統產業、工人面臨的困境：經濟飛速發展，世界瞬息萬變，原有的生產模式早已不能適應全球化的時代。
或許是時光黑洞的感觸太過強烈，唐堯在后來創作中讓一向正直不屈的宋運輝第一次萌生退意。“劇中，當他有機會可以離開偏遠的農藥小廠時，猶豫了，妥協了，決定離開了。”唐堯說，“因為當我回到縣城時，第一感受就是真的不想被時代的滾滾洪流拋諸腦后。”
過剩、陣痛、希望
7年堅持一個故事絕非易事。“坐在電腦前，一定是會靈感枯竭的。”唐堯說，“但每次下生活去了解，又總能重新找到創作的動力。”
在江蘇徐州的農藥廠，他們聽老廠長講自己為保住工廠一路奔波的故事，“在為工廠艱難求生的過程中，差旅用光買不起回廠的長途車票，只能深夜從市區走回鄉村，幾十里地走得僵硬了雙腿，磨薄了鞋底，看見工廠大門時，天都亮了”。于是，就有了宋運輝離開農藥廠后得知工廠即將被摘牌，跳下火車沿著鐵軌一路走回去的橋段。在揚農化工，他們了解到傳統化工企業憑一個研發力挽狂瀾的故事，就有了宋運輝帶領農藥廠起死回生的逆襲。
宋運輝之外，雷東寶和楊巡的故事同樣建立在豐富的實地調研上。為研究鄉鎮企業的發展歷程，唐堯和馬騁怡對比研究多個樣本。“在上世紀80年代，蘇南模式和浙江模式都曾聞名全國，其中以華西村和溫州商人最為典型。但之后兩種模式的發展勢頭、走向大相徑庭，這背后的原因值得探究。”馬騁怡說，“我們由此深挖，完善了雷東寶和楊巡的兩條故事線。”
雷東寶的故事是典型的蘇南模式。他帶領小雷家村通過集體經濟脫貧致富，也經歷鄉鎮企業轉型的陣痛；楊巡則是鮮明的浙江民營企業家，從小商品做起，辦批發市場實現資本積累，也在叢生的誘惑中尋找到人性的真與善。
唐堯用3個詞形容該劇所描述的時代：過剩、陣痛和希望。“上世紀90年代，我國經濟一下子從原來的短缺進入過剩，從賣方市場變為買方市場，許多矛盾浮出水面。因此也帶來了社會轉型的陣痛：下崗潮、倒閉潮、收購潮……”唐堯認為，盡管是主旋律作品，也不該回避這些真實發生的歷史問題，觀眾才能看到真實的時代畫卷。
“雖然是主旋律創作，但我們從不刻意塑造英雄。7年來，我們最大的感觸就是生活里沒有那么多英雄，但也從來不乏英雄。英雄就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他們也有弱點，但在困難面前會迸發出自己都料想不到的善與力。”馬騁怡說。
在她的專家名單里，有一位某大型化工國企的退休女高管。每次馬騁怡向她詢問專業知識，對方總是秒回。可有一次，馬騁怡等了一天一夜才等到回復。對方翌日凌晨打來電話，嗓子都啞了——原來是她之前工作的工廠發生了泄漏，她一直在現場協助處理。“您不是已經退休了嗎？”馬騁怡疑惑地問她。
“出事故了，聽到警報第一時間就是趕去廠里看看。你要來現場，會看見往外走的是要疏散的居民，往里走的一定是在化工廠工作過的工人。”
那個瞬間的化工人根本不會想到責任、義務、使命，那是一種本能。這種本能也成為《大江大河》中最感人的片段。不論是金州化工廠發生事故，還是彭陽農藥廠遭遇冤案，每位化工人都選擇奔赴一線 ，冒生命危險搶救國家資產。
如馬騁怡所言：“這就是希望。”
兩個30歲改行的編劇
唐堯仍記得7年前創作《大江大河》劇本時，第一次造訪金山石化的情景。那時，他為了確認劇中一個化工廠跑冒滴漏的情節，來到一線向管理者和生產者取經。高聳的塔罐釜泵，直徑驚人的管網，還有專業的化工人，都給唐堯留下深刻印象，也由此奠定了《大江大河》之后的創作方向——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
“現實主義創作最費心的就是這些，你必須要親眼驗證，親身了解，才可能寫出令人信服的作品。”唐堯說。
7年調研，在外人看來得不償失，但唐堯和馬騁怡甘之如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都曾孤注一擲地投入編劇這份工作。唐堯是上海戲劇學院科班出身，畢業后曾在香港劇組工作。那是港資在影視圈無比強勢的時期，他發現編劇成了導演的工具人，便轉行去做電視節目。在電視臺，他每天朝九晚五，體會到真正的人生百態。后來電視臺改制，年過三十的他終于下定決心重歸影視創作，因緣際會下來到名導張黎的團隊，寫出了劇集《圣天門口》。
馬騁怡的轉行同樣曲折。從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后，她相繼做過大型影視公司的策劃、制片、高管，“算是在那條路徑上走得還比較順吧”。8年前，她因一部都市劇與唐堯合作，寫作才華被唐堯發現。唐堯鼓勵她： “做編劇或許會比你現在苦，但也會有不一樣的人生潛能釋放出來，而你有這個能量。”
一年后，唐堯邀請馬騁怡加入《大江大河》的編劇創作，開啟了漫長的調研、創作之旅。
《大江大河》殺青3次，慶功、宣傳多次，唐堯只出席過一次，馬騁怡一次也沒去。他們堅信編劇應該藏在幕后，如此才能真正地深入生活。一次，二人去地方調研，有大學生翹課奔波幾天去找他們，只為了當面問出：“你們為什么要把宋運萍寫死？” 這讓兩人既感動又好笑，也由此更加謹慎。
對他們來說，編劇就是這樣一份工作——越是隱于塵埃，越能體會現實；越是體會現實，越能寫就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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