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5日，姜鐵紅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展示舞姿。（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姜鐵紅
朝鮮族，1968年出生于黑龍江省牡丹江市，1989年考入中央民族大學，現任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院長，2024年5月因一段跳舞視頻在網上走紅。
按照事先約好的時間，《環球人物》記者敲開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學院院長姜鐵紅辦公室的門，卻發現被“插隊”了。
最近，不打招呼直接找上門的記者、學生、舞蹈人，幾乎要把他辦公室的門檻踩爛了。全因為那條不到1分鐘的視頻——在一眾英俊學生前面，姜鐵紅穿著皮鞋、西褲、Polo衫領舞《奔騰》。他肚子微凸，黑紅的方臉上掛著兩個大眼袋，怎么看都不像有走紅的潛質。結果，他火得一塌糊涂。
采訪前，姜鐵紅用手使勁揉了揉眼睛，想掩飾一下疲憊。此前，他剛結束了一家電視臺的節目錄制，6天睡了不到20小時。血壓也一路飆升，低壓已到121mmHg。6月7日是兒子高考的日子，姜鐵紅只能在日歷上提前圈出7日下午的時間，叮囑助手“兒子該有意見了”。
鏡頭一開，姜鐵紅又滿血復活。說到舞蹈細節，他揚起胳膊做了幾個動作，行云流水，連指尖都在用力。
從12歲正式學跳舞開始，姜鐵紅把中國各種舞蹈獎項拿了一大把。到了知天命的年紀，他早就習慣了站在幕布之后，把學生推向臺前，可萬萬沒想到突然迎來了一波“潑天流量”。采訪中，“感謝”這個詞姜鐵紅說了不下5次。他太珍惜這次曝光的機會，希望“在熱搜上多待一段”，不為別的，這是對民族舞一個很好的傳播契機，也是對無數堅持跳舞的人的鼓勵。
以下是姜鐵紅的講述：
“父親發掘了我的天賦”
我知道，現在網友都在討論，為什么我這個有點發福的大叔，穿著皮鞋西褲，跳出來的《奔騰》卻是最好看的。
我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生活了很多年。草原上的蒙古族摔跤手，在蒙古語里叫“搏克”，全都很粗獷。我小時候很瘦，要想在舞蹈中表現出那種粗獷，只能觀察他們的動作，體會他們唱歌和呼麥時的狀態，再轉換成情感和語言，賦予到舞蹈的每一個動作上。沒有這些情感和語言，動作再漂亮，也難以打動人。我的導師、《奔騰》的編導馬躍老師說過，“要表現的不僅僅是馬的精神，還有馬背上的人的精神”。
我不是天生就愛跳舞的。我出生在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因為父親在內蒙古歌舞團工作，4歲時便隨母親一起來到內蒙古投奔父親。在歌舞團的大院里，有搞舞蹈的，有學聲樂的，還有擺弄樂器的。看見大人們總是化著大油妝，我一點都不喜歡，尤其覺得男孩化妝很丟人，完全不想學這一行。那時，男孩們的夢想不外乎那么幾個，要么穿上軍裝去當兵，要么穿著大褲衩學踢球，或者背個雙肩包去山里考古撿石頭。但夢想可能永遠都只能是“夢”，只有理想才是腳踏實地的。
我從小被父親逼著學舞蹈，各種抵觸，有時被拽回來一頓揍，揍完還得繼續跳。大概到三年級時，我才有點覺醒，起初也不是為別的，只為父母的面子。那個年代孩子學不好，外人只會覺得是父母沒教育好。為了不給父母丟臉，我開始認真學舞蹈。
我父母不僅對我學舞蹈有執念，對學歷也很重視。他們都是朝鮮族，文化水平不算高。我剛上小學時只會講朝鮮語，漢語講不好，造句都是倒裝的，課業勉強能及格。母親常說，“我們這一代沒文化，省吃儉用供你們兄妹上學，得學出個樣子”。
1987年底，母親替我在夜大報了名，讓我補補文化課，再去參加高考。我經常逃課，補了兩年才學個差不多。至今我還清楚記得高考那天的場景。我就帶了一支筆過去，走進樓道就開始緊張。結果筆落在了廁所里，我只能跟老師借了一支筆答題，搞得雞飛狗跳，不過總算過關了。
畢業時，我也想過去總政歌舞團，在那里實習了3個多月，眼見就能轉正了，但最后還是選擇了留校當老師，就這樣跟舞蹈打了一輩子的交道。
那天跟父親喝完酒聊天時，我還開玩笑說：“我明白你為什么那么堅持讓我學舞蹈了。”他一臉迷惑。我接著說：“因為你年輕時沒有達到的高度、沒能拿的獎，希望我替你去拿。”他就笑而不語。但我還是感謝父親，發掘了我身上的舞蹈天賦。
大病后突然感覺會跳舞了
年輕時的姜鐵紅（穿紅衣者）擔任《奔騰》的領舞。
這次走紅的舞蹈《奔騰》是馬躍老師在1983年編創的，這么多年來一直是我們舞蹈學院的“保留節目”之一。我1989年上大學后成為《奔騰》第五代領舞。1991年我讀大三時，拿下了“桃李杯”舞蹈比賽金獎，此后又在首屆“孔雀杯”、首屆“荷花杯”等舞蹈賽事中奪冠。
但我的舞蹈生涯也經歷了幾個比較大的坎，今天還能站在鏡頭前自由地跳舞，并不容易。
1999年，我在無錫歌舞團排舞劇《阿炳》時意外摔倒，半月板受傷，后十字韌帶斷裂。舞蹈的殘酷性就在這兒，付出了那么多年，腿一摔基本就告別舞臺了。當時醫生也給了手術方案，但術后會留下兩條疤，就像兩條蜈蚣趴在腿上一樣，而且還要恢復一兩年，我覺得不值當就沒做。
后來《阿炳》在上海演出時，我拄著拐去了現場，想著上不了臺，也要看看成果。演出前意外又發生了，接替我那個角色的演員腰閃了，躺著動不了。導演和團里的領導實在沒辦法，把我抬到醫院打了一針“封閉”。麻藥作用下感覺不到腿疼，我又上臺了。謝幕時，我的腿一直在抖。那一天，我覺得我還是能跳的，只是不能再上臺了。
2002年，我莫名其妙發了一場高燒，燒了將近一個月也查不出原因，醫生一度還下達了病危通知。仿佛一夜間，我的人生觀都變了——拿不拿獎、跳成什么樣，都不重要了，活著最重要。那種釋然讓我突然感覺自己會跳舞了。那次重病之后，我把跳舞的功利性完全放下了。心靈干凈了，動作自然而然從身體里流淌出來，全是美和享受。
因為腿傷，我只能在幕后跳，上不了舞臺。2016年，我再次登臺，那是一次刻骨銘心的挑戰。當時舞蹈學院要匯演《生命在閃爍》，這是我當年獲得“桃李杯”金獎的作品。院長讓我無論如何也要上，為學院爭光。
接到任務時距離演出還有兩個多月，我的體重是208斤。一場和身體的較量開始了。5月底的北京，天氣已經很熱了。每天下班后，我穿著羽絨衣、厚絨褲，喝下3瓶水，從中央民族大學一路走回位于石景山區的家，要花4個半小時。到家后我拿紙巾一擦，身上流的已經不只是汗了，還有淡黃色的油。白T恤穿成了黃色，洗都洗不干凈。我還要在跑步機上再跑5公里，最后連跑步機都“罷工”了。
兩個月減重43.7斤后，我終于在舞臺上順利完成了一場7分50秒的表演。我很佩服自己，但說實話，那段時間我都有點抑郁了。
所以說，真正了解舞蹈的人才知道，舞臺上的光鮮，是用多少汗水堆積起來的。
“我要求學生必須‘野’一點”
我們一家人都是跳舞的，我其實并不想讓兒子學舞蹈，但他自己想學。我問他舞蹈有什么好，他說“謝幕的時候感覺特別好”。剛開始學的時候，他每天壓腿壓到哇哇哭。
舞蹈是個磨煉意志的活兒。現在很多孩子都是家里的寶貝，從小不能摔、不能碰。在我看來，男孩子膽怯可不行。單杠都拉不上去，以后怎么保衛國家？我要求我的孩子一定要鍛煉，要練體魄。
我對學生的要求也一樣。現在很多學生柔柔弱弱，性格上中性一點可以，但是到了舞臺上，需要表現精氣神的時候，就不能慫。比如跳《奔騰》時，怎樣才能駕馭這匹烈馬？草原上環境惡劣，需要風雨無阻，就要求騎馬的人粗獷、剛毅、熱情、奔放。
上我的課，我要求學生必須“野”一點。現在的孩子沒有野性，就像很多抗日神劇里一樣。男人得有性格，跳舞更得有性格，需要剛柔并濟。有個內蒙古的朋友寫過一首詩，就是我想要的感覺，“鮮花插在槍支頭，鋼鐵也溫柔”。他已經去世了，但這句詩一直留在我心里。
我跟學生說，只要熱愛舞蹈，只要想跳，一切都不是問題。誰說胖子或者長得不好看的人就不能跳舞？看看我就知道了。
姜鐵紅（右二）穿著皮鞋、西褲、Polo衫跳《奔騰》走紅。
我現在每周都給學生上課、做示范動作。上課讓我更快樂，可以卸下一切壓力。我覺得在舞蹈學院當領導很幸運，做行政工作的同時，還有機會可以放肆地跳。學生們在臺上跳，我在后面推著他們走，觀察他們的情感是不是連貫，起承轉合有沒有問題，適當的時候上場示范一下。光嘴上說，學生不一定能理解，視覺最重要，所以示范不能少。
現在我每次走進舞蹈教室，第一件事就是對著鏡子跳一段，哪里沒跳好，哪個動作看起來不舒服，我也要跟自己“對抗”。畢竟，我示范成什么樣，學生就會學成什么樣。
包容性成就多元舞蹈文化
前幾年，在北京301醫院對面的廣場上，我遇到一群老頭老太太跳筷子舞。我不自覺地加入其中，還教會他們一些動作。接觸多了，我才知道，他們都是癌癥患者。那次觸動了我，身患重病的老年人還在堅持跳，我更要精益求精地把民族舞蹈傳承發展下去。
現在不說別的，不管在哪個城市，晚上出去遛彎，一到廣場上，就能感受到不同民族間文化的交融，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傣族等各種民族的舞蹈，東北秧歌、安徽花鼓等各種民間舞蹈形式，讓我看到了舞蹈在大眾間的受歡迎程度。
正因為社會的包容性，才能有這樣多元的舞蹈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傳承的不僅是美，更是中國的文化精神。
這次意外出圈，我特別感恩這個社會，趕上現在的信息化時代，才能讓我的舞蹈傳播出去。現在不僅國內人關注，來自國外的反饋也鋪天蓋地。這幾天，美國、德國、英國、澳大利亞、意大利、新加坡等地的舞團都在跟我聯系，邀請中央民族大學舞蹈團去當地演出。能夠作為中國文化精神傳播的載體，讓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國、看到中國，這是我的榮幸。
你問我有壓力嗎？累嗎？其實相當于在我的工作之余多了一份任務和責任。當意識到我代表著中國舞蹈人和舞蹈精神，我只能加倍努力地跳。
實際上，我現在隨時隨地都在跳。朋友們聚會喝酒，我說跳就跳。疫情期間，校園里人很少，我來學校值班，碰到松鼠對著松鼠跳，碰到鳥兒跟著鳥兒跳。2015年底，我去新疆正好趕上下雪，路過一個20多米高的土丘，從云層穿過的一束陽光灑在上面，漂亮極了。當天零下28攝氏度，我爬上土丘，光著膀子就跳了起來。喜歡，大家就不用猶豫，跳起來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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