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下午，北京大學李兆基人文學苑的禮堂內，靈堂顯得簡單質樸，房間中央的遺像上，一位大眼睛、留著齊耳短發的老人展露著開朗的笑容，一如照片四周盛放的百合花。人們手持白菊，趕來祭奠他們心中的這位“樂先生”。2024年7月27日，北京大學發布訃告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中國新時期比較文學學科的主要奠基人樂黛云因病醫治無效，于當天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在北大校園，樂黛云本身就是一個傳奇。17歲“離家出走”到數千公里之外的北大讀書，遠離學術圈近二十年后重新站上講臺，全力開創了中國的比較文學學科……發生在她身上的每一件事，似乎都需要超人的勇氣才能完成。她與丈夫、哲學家湯一介六十多年的相濡以沫也為學生們所稱道，多年來，遙望他們在未名湖攜手散步的背影，也成為一代代學子心中美好的寄托和向往。

向上的生命熱情，關懷他人的積極性格，是樂黛云在諸多社會貢獻之外最大的人格魅力。樂黛云的“80后”學生、中國社科院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張錦記得，十幾年前，她剛剛成為樂黛云的博士生，二人通信時談到過讀書和做學問的心得，那時樂黛云的回信中有一句話，讓年輕的她特別震撼，這句話就是“我們可以一起為人類做些好事”。終其一生，樂黛云都在踐行著這句話。

“都說老師是學生的燃燈者，樂老師就是我的燃燈者。”樂黛云的學生、北京語言大學文學院副院長陳戎女，這樣形容她在樂黛云身上所受到的感召。從重回講臺開始，樂黛云就一直在學術圈駐守，用身為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和責任感，和她充滿人情味的人格魅力，守護著一代又一代學者的成長。她是一位學術大家，更是一位頗具傳承精神的“師者”。

思想超前的校園“燃燈者”

如果你問一名20世紀80年代在北大中文系就讀過的學生，是否聽過樂黛云的講座，他多半會給你肯定的答案。而且他多半還會告訴你，他腦海里很多外國文學的啟蒙知識，都是來自樂黛云的課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就曾回憶，她在北大讀書時，樂黛云的課堂和講座現場永遠擠滿了求知若渴的學生。當年，為了聆聽樂黛云的學術報告，她也曾擠坐在一個狹窄的窗臺邊緣，側耳傾聽。當她聽到樂黛云用尼采的日神說和酒神說來解讀當代文學作品時，會為這種全新的思路感到震撼，深深陶醉其中。“大概與我同代的學者，沒有一個不追隨在樂老師的麾下。”在一次演講中，戴錦華動情地回憶。

陳戎女1999年起開始就讀樂黛云的博士生，在她看來，有影響力的不只是樂黛云的課堂、講座，樂黛云和學生們的日常交往甚至談話，都是她強烈個人風格的體現。陳戎女覺得，樂黛云對社會的發展和新趨勢非常敏感，經常在研究中加入她對當代社會的最新思考。比如在2001年，震驚世界的“9·11”事件發生之后，樂黛云立刻會去思考恐怖主義的文化沖突是如何形成的，并馬上鼓勵學生們討論這些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件。她也會經常將新產生的想法和丈夫湯一介、學生們，以及國外的學者好友們交流、溝通。到了晚年，她還會去聆聽自己感興趣的講座，在筆記本上一字一句記得很認真。“她不是一個關著門，只建構一個玄妙的思維體系的那種人文學者。”陳戎女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能夠將自己的課堂和講座變成“校園傳奇”，這其實是樂黛云從未想到過的事情。當初，她能夠回到講臺，僅僅開始于一次偶然的安排，甚至僅僅是一次“任務”。那是在1976年前后，北京大學突然來了一批留學生，當時，學校急需一位老師為他們講授中國現代文學課程。這件事，最終落到了因為被劃為“右派”，遠離講臺多年的樂黛云身上。當時，因為環境的封閉，對外交流在校內已經成為沒有人能掌握好的任務，而出于一名教師的責任，也出于一種對新鮮事物的嘗試，樂黛云接手了這個任務。

此時，北大曾經帶給樂黛云的激情、理想和熏陶，也在她的記憶中浮現出來。1948年，樂黛云考入北大，北大教授沈從文看中了樂黛云的入學考試作文，將她的志愿從英文系改成了中文系。這個改動也恰好契合了樂黛云的喜好和天性。她曾經用“博學高雅，氣度非凡”這八個字，形容她打過交道的那些名師。讀大一時，她最喜歡的課程就是沈從文的國文課和詩人廢名開設的現代文學作品分析課。沈從文從不用別人選定的課本，只推介自己喜歡的作品給學生。他每兩三周就要開一次作文課，會在作文課上選出他認為優秀的段落，細細地分析給同學們聽。廢名的課堂風格更為“意識流”，他常常自言自語，沉浸在詩意的遐想中，也帶著學生一起神游四方。用樂黛云自己的話說：“它（廢名的課堂）超乎于知識的授受，也超乎一般人所說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應’和‘共鳴’。”當年在課堂上經歷的自由、感應和共鳴，一直存留在樂黛云的腦海中，即使日后陷入精神上的困頓，她也沒將這些記憶抹去。

她接下給留學生講授中國現代文學課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文化上百廢待興，大學教育也比較僵化，她也想像當年的大師們一樣，真正給學生們介紹一些自認為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她開始重新研讀魯迅、茅盾的作品，也開始大著膽子教授徐志摩、艾青、李金發等所謂“小資產階級”作家的作品。她自認為英語水平有些荒廢，但還是盡力用英語和學生們溝通。就這樣，和留學生們的充分交流，也開闊了樂黛云的眼界。她發現，只講中國文學已經“講不通”了，因為在很多重要現代作家的作品中，她都讀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和痕跡。

后來，樂黛云在魯迅等人的作品中聽到了德國哲學家尼采“聲音的回響”，并寫出了《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這篇甚至有些“大逆不道”的論文，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因為在那時，哲學家尼采還是新中國學界的一個禁忌，沒有人敢于打破。而更重要的是，這篇論文也涉足了一個復雜的跨學科領域：比較文學。這是一門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民族和地區的文學之間開展跨文化考察的學科，它強調的是文化上的求同存異，以此建立起文化文明間的友好對話。而在當時的中國，發展這樣一門學科有著重要的意義。在研究、教學的過程中，樂黛云和更多的外國留學生成了朋友，從彼此身上獲得了很多從未了解過的東西，她認識到了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開始更多地向這個領域挖掘。

如同黑夜里的一點火種，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和樂黛云一起參與到“比較文學”這個新興的領域。1981年，比較文學的發源地——哈佛大學旗下的燕京學社邀請樂黛云出國訪問，后來，她又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積累了大量的知識和經驗。也是在1981年，北京大學成立了比較文學研究會，季羨林和錢鍾書任會長和顧問，樂黛云擔任秘書長，負責具體事務的操辦。1984年歸國后，樂黛云開始提議在北京大學建立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專業。很快，她在深圳大學建立起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所，并擔任所長，比較文學專業正式在中國建立。也是從那時起，樂黛云開始奔波在全國各地，不只為北大、深大的學生授課，也在全國向更多的文化從業者傳播新思想和新知識。

那時，人們對知識的渴求到達了頂峰，樂黛云的“講壇”成了全國年輕人最向往的課堂。無論她在哪里辦講座，都座無虛席。當時，有人在講座舉辦地附近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寧可打地鋪也要來聆聽她的講座。而由樂黛云一手操辦起來的比較文學學科，直接或者間接地讓很多學者受益。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就曾提到，多年前，他曾寫過一篇廣受好評的論文《關于魯迅的〈故事新編〉和布萊希特的史詩戲劇》，實際上，因為比較文學領域學者在這個方面有大量的譯介，才讓不會使用德語閱讀布萊希特材料的他，寫成了這篇論文。

革故鼎新心在野

用現在的年輕人流行的話說，樂黛云是一個標準的“E人”：健談、活潑，對新鮮事物有著用不完的熱情。她在北大的家中總是賓客盈門，同行、學生甚至“學生的學生”絡繹不絕地前往拜訪。時代華文書局的副總編輯陳麗杰就感受過這種熱情激勵。當時她為樂黛云和湯一介夫婦編輯了他們的一套圖書，也曾幾次登門看望她。這套書做成了三本面向大眾的文學讀物，算是樂黛云在學術之外面向年輕人寫作的一次新嘗試。樂黛云對編輯們的這份嘗試一直抱著鼓勵的態度。陳麗杰還記得，當她把設計精美的圖書拿給樂黛云看時，樂黛云就用那種好聽的南方人口音夸獎說：“書，做得挺美的。”

哪怕已經到了晚年，樂黛云仍對新事物有著年輕人般的熱情，也愿意親自動手嘗試。樂黛云的學生張錦曾經提到樂黛云的一件趣事：有一陣子，樂黛云對網絡媒體興致高漲，想學習自己操作。有一天，在張錦的幫助下，樂黛云將自己的銀行卡都做了網絡設置。沒想到，她很快學會了網上銀行的操作，還自己給裝修隊匯去了裝修款。這些操作對于一位80多歲的老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張錦覺得，樂黛云對新事物有一種“欲求”，她從來不拒絕參與進最新的生活當中。

求新求變的精神，一直是樂黛云身上最顯著的標志。正如她勇于第一個“吃螃蟹”，選擇教授留學生、研究比較文學一樣，在很多次的人生選擇中，她總是勇敢地選擇那條沒有人走過的路。1948年，17歲的樂黛云被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多所名校錄取，但當時時局紛亂，保守的父親希望她留在本地讀書，最多只能允許她去南京。但最終，她還是帶著母親給的十塊銀圓，偷偷踏上了去北方的路程。因為老家沒有火車，她必須先到柳州轉乘，中途要寄宿在環境很差的廉價旅館，抵達武漢之后，她才能和很多來自南方的同學結伴，乘船經上海、天津去往北京。路途輾轉，這個家境優渥的少女居然沒有太多不愉快的記憶，因為她知道，在這座陌生的北方城市中，有著她“所向往的光明”。

對北京和北大的向往，也來自父親早年間的影響。樂黛云的父親家境富裕，酷愛文學，也和北京大學有著不解之緣。他年輕時曾千里迢迢從貴州進京投考北大，未被錄取，一氣之下就留在了北京，當了四年北大英文系的旁聽生。后來他對時局失望，思維變得保守。回到貴州成家立業后，他將所接受的西方式教育都傳給了樂黛云。從小，樂黛云就記得父親愛讀華茲華斯和濟慈的詩歌，還帶她唱英文歌、跳西洋舞，還送她去學鋼琴，致力于讓她在溫和、寧靜的環境中長大。

盡管備受家庭的呵護，但從母親身上，樂黛云又獲得了一種獨屬于當時女性的堅韌和勇敢。樂黛云的母親是師范學院藝術系的校花，酷愛藝術和文學，只是突如其來的婚姻打斷了她繼續在藝術領域深造的計劃。在樂黛云眼中，母親嫁給父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家道中落的不得已。因此，母親才致力于支持樂黛云的學業發展，讓她去當地最好的中學讀書，并時時提醒她要自立、自強，不能依附于男性。母親這些思想上的教化，都在樂黛云身上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正是因為這一切，促使她的心開始偏向北方那所位于紅墻綠瓦間的大學，想要去那里參與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

在“嘗新”的過程中，樂黛云當然感受過現實的嚴酷。1958年，在北大擔任助教的樂黛云和幾位年輕教師一起，想在北大中文系的文學教研室辦一本學術刊物，專門發表年輕人的文章。結果，包括她在內的所有參與創辦刊物的人都被定性為“右派”，下放農村監督勞動。這讓學業事業一直順風順水的樂黛云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后來，挫折接踵而至，不知道是一種什么樣的力量起了作用，在自然天地之間，只有體力勞動的生活，竟然對樂黛云產生了別樣的吸引力。那時的她，“每天趕著小豬，或引吭高歌，長嘯于山林；或低吟淺唱，練英語，背單詞于田野”，隨遇而安。多年后，樂黛云甚至成為體力勞動的“一把好手”，摔磚、蓋草棚這種強體力勞動對她而言都不在話下。

不過，那段不能暢快學習和研究，也必須與家人分離的日子，終究是一段“痛苦而惶惑的歲月”。但最終，體內那股堅韌的力量保護了她，她始終保持了對新生活、新事物的向往。讓她在一切恢復正常之后，依然保有當年的熱情和靈氣。

情感的力量

陳戎女和張錦在回憶自己成為樂黛云學生的經歷時，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幸福”這個詞。作為細膩敏感的女性學者，她們從樂黛云身上能感受到的，已經遠遠超越了學術乃至思想的范疇，更多的是一種氣場和性格的浸染。陳戎女提到，她已經記不得樂黛云曾經幫助過多少人。學生們甚至擔心她會上當受騙，但她還是本性難移，一如既往熱情地想要幫助人。這讓陳戎女在做了高校老師之后，也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受到了樂黛云的影響，在她看來，隨手幫助學生做些事，多操一點心，也是“天經地義”不需要解釋的事情。

這種對于家人、朋友的人情味，是樂黛云身邊的好友時時刻刻感受著的，他們也意識到，樂黛云對新思想的包容接納，她的學養和氣度不一定來自書齋，反而是來自她的“重情”，來自她對人類情感的充分理解。2021年5月，在為樂黛云的自傳《九十年滄桑》召開的研讀會上，北京大學教授、樂黛云的好友和后輩學者洪子誠曾談到自己的觀察。“有一次聊天的時候，樂老師說，她跟湯先生在結婚紀念日的時候，都要到西餐廳去用餐。我后來慢慢知道，樂老師不光是觀念的新，概念的新，而且是有著一種非常生活化的、人情、人性的支持，這也是她擁有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

老友們所提到的這種牢固的夫妻關系，確實是樂黛云人生中的重要支撐。這段浪漫愛情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北大校園，樂黛云外向活潑，直來直去，湯一介冷靜儒雅，嚴謹保守，就是在這種強烈的差異中，兩個人擦出了愛情的火花。有趣的是，兩個人對墜入愛河的過程的描繪，也體現出這種性格上的差異。曾有人問樂黛云，兩個人當年到底是誰追的誰。樂黛云的回答頗為幽默：“當年追他和追我的人都不少，但是我追的他。”而在湯一介的記憶中，一切是緩慢發生的。有一次，樂黛云借給他一本伏契克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并說她在書中體會到了一種深深的、對人類的愛。湯一介讀完這本書后，也感到自己受到這種熱情的感染，并愛上了這個熱情、開朗的女孩。

兩人性格迥然不同，但在艱難時期都曾互相照應。晚年，他們更是攜手相伴，交流最新的思想和思考。學生們也習慣了他們這種“你中有我”的生活方式。張錦曾提到，因為樂黛云夫妻倆長時間在一起相處，她偶爾也能獲得湯一介的指點，和他探討問題，這讓身為學生的她覺得格外幸運。她每次陪同樂黛云出門，湯一介還要開玩笑地叮囑她：“我可把樂老師交給你了。”十幾年前，湯一介的身體先于樂黛云變得衰弱，那段時間，張錦也能清晰地感覺到樂黛云的擔心和焦慮。

如今，樂黛云也離開了這個世界。如今的世界，也早不是樂黛云年輕時的樣子。但陳戎女說，她依然堅持著自己的認知，這些認知多多少少都與樂黛云有關。“從老師那里，我學到了一些根本性的東西。”她始終覺得，在老師身上獲得的東西，當然始于課堂，但遠遠不止于課堂。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她們這些學生，仿佛都繼承了樂黛云性格的一部分，并將這樣的“師承”傳給更多的人。

參考資料：

1.《九十年滄桑：我的文學之路》，作者樂黛云，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

2. 《一種相交，小徑分叉》，作者張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