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是一個愛國的人，

也是一個愛人的人。

“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國科學院原院長周光召院士，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上世紀60年代，周光召在國際學術界“消失”了。

當時，歐洲、美國的科研機構紛紛向周光召發出訪問邀請，還提出承擔全部費用，如此殊榮在彼時的中國物理界是獨一份。

可這些邀請都如石頭扔進大海，毫無回應。他們找不到周光召了。

與此同時，北京花園路上一幢4層小灰樓里，卻多了一名青年的身影，白凈的臉，短衣短褲，中等身材，因為對花粉過敏，總戴著口罩，路過的人向他打招呼，叫他“老周”。

歐美物理界都在尋找的周光召，就是“隱身”在這里的一顆星，也是托舉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背后有力的一雙手。

“天才科學家”回國

周光召是以天才科學家的形象出現在九院理論部的。

1961年5月他到來時，已有好多同事“未見其人，先聞其名”。

比周光召早幾年來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記得，大學就在一本從俄文翻譯過來的雜志上看到周光召的報道，那時周光召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以下簡稱杜布納）工作，報道稱贊他年輕有為，才華出眾。

胡思得所說的杜布納，當時聚集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許多科學家，科研水平全球領先。周光召4年里發表了30多篇論文，在國際物理學界聲名遠播。

·1957年，周光召（右二）在蘇聯杜布納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

后來與周光召相熟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就是那時第一次聽說周光召的：“美國所有高能物理領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中國年輕的研究員，是當時最杰出的、最有新思想的一個物理學家。我記得很清楚，周光召那時候發表過的好幾篇文章我都仔細研究過，而且在一些學術討論會上，也都是大家熱烈討論的題目。”

·1974年，鄧稼先（左二）、周光召（右二）、楊振寧（右一）游覽北京頤和園時的合影。

正當周光召在科學界嶄露頭角時，中蘇關系開始惡化，去留問題擺在他的面前。

恰在此時，時任二機部副部長的錢三強赴蘇，與周光召有一次長談，就中國如何發展核武器談了自己的觀點。

“這次談話對我影響很大，使我知道了黨中央發展核武器以加強國防建設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我決定回國，將自己投身到‘兩彈一星’的研制中去。”周光召日后回憶道。

爆炸成功率99%

1962年底，周光召協助鄧稼先完成并提交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試驗前夜的10月15日，周光召突然從時任二機部部長的劉杰那里接到一項緊急任務：認真估算一下中國首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概率是多少。

布置任務的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這顆原子彈所代表的重大意義讓大家必須慎之又慎，劉杰說：“不正式爆炸，沒有結果以前，那是提心吊膽的，大家都在緊張。”

在不到16個小時中，周光召抓住要害，精準篩選出有效參數，連夜計算，確認爆炸成功的概率超過99%，除不可控因素外，原子彈的引爆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這為10月16日15時準時起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提供了重要保障。

“光召兄的回來，使得中國1964年爆第一顆原子彈（比預想中）早了一兩年。”楊振寧說。他記得美國報紙陸續有報道說中國研制原子彈的主要是哪些人物，周光召的名字屢屢出現在《紐約時報》上。

1963年，理論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突破氫彈原理上來。

鄧稼先、周光召組織科技人員制定了關于突破氫彈原理工作的大綱：第一步，繼續進行探索研究，突破氫彈原理；第二步，完成質量、威力與核武器使用要求相應的熱核彈頭的理論設計。

當于敏領銜的攻關團隊率先成功后，周光召又迅速集中精力，協助于敏。

1966年12月28日，氫彈原理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那半年可真夠趕的。”回憶起從氫彈原理試驗成功到氫彈爆炸成功的那半年，曾參加氫彈研制的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杜祥琬笑了。

當時法國也在探索氫彈，為了搶在法國前面爆炸，長中國人的志氣，時任九院理論部第一副主任的周光召鼓勵大家咬緊牙關，理論部大樓每天晚上都是燈火輝煌。

“大家很默契地做好自己手頭的工作，也不需要特地加油打氣，我們都有切身感受，知道中國一定要站起來，愛國從來都不是一件抽象的事。”杜祥琬對記者說。

1999年9月18日，周光召獲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可他自覺受之有愧，“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遠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是十萬以上人的共同工作。如果要評價我其中的貢獻，那只不過是十萬分之一而已。”

4年后，他把這枚獎章贈予家鄉湖南的一所學校。他說，我很小就離開了故土，獎章與其自己收藏，不如贈給家鄉，鼓勵后人繼續為祖國科研事業作貢獻。

·上世紀90年代前后，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周光召（前左一）在黃淮海地區考察工作。

倒在交擔子大會上

周光召是突然病倒的。

那原本是一場交擔子的會議。82歲的他把“973”計劃專家顧問組組長的身份移交給了已卸任科技部部長的徐冠華，他是應邀前來和大家交流經驗的。

他還談了一些心得體會，想多講幾句，但感到體力難支，提前結束了發言。

“冠華，我有點累，就不講了。”他低聲說。

可沒過多久，會議現場的人看到，主席臺上的周光召從椅子上偏倒下來。

那一天是2011年11月15日。此后他再沒離開過醫院。

·2009年，時任“973”計劃專家顧問組組長的周光召在會上講話。

周光召的晚年是忙碌的。

從中國科學院（簡稱中科院）院長任上退下后，他從1996年起擔任了10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聯系全國科技工作者，促進科學的普及和推廣，自稱科普工作的“開路小工”。

同時，他還參與著科技界重大事項的討論與決策，“973”計劃就是其中之一。

“老師很少對我們談他以前的經歷，也很少提及他在‘兩彈’中的貢獻。”周光召的學生吳岳良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認為如果事情是團隊一起做的，就不要再把主要貢獻、次要貢獻分得那么清楚，因為大家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不強調自己，他的心和情總放在別人身上。

中科院辦公廳原主任李云玲還記得，周光召剛就任中科院院長那幾年，院里經費非常緊張，有的所連發工資都困難。一些中年科技人員長期超負荷工作，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周光召為此痛心不已。

1991年他在全院年度工作會議上說到這種情況，哽咽良久，說不出話來。

在環球人物記者的采訪過程中，所有受訪者無一例外都提到周光召的人格魅力。

徐冠華認為，這和工作無關，周光召就是一個愛人的人。

這樣的故事特別特別多。

吳岳良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在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讀書時，老師常在周末帶著他們去外面改善伙食，半只雞或一只雞，桌上是一定會有的，“改善伙食肯定要有肉嘛”。

下班看到學生們在打乒乓球，周光召也會興致勃勃地加入。他的球技很不錯，常常獲勝。

空閑時，周光召還“發”面包給學生吃，從和面、揉筋、發酵、塑形到烤制都由他一人完成。“是那種歐式面包，他做得很好。我從德國回來時還特地帶了專用酵母粉給他。”吳岳良“呵呵呵”地笑。

有一年除夕他去拜年，發現老師又新增了一個愛好——攝影，尤其喜歡給別人拍。“他很會拍，招呼大家合影的時候就設置‘自動’模式。”

·2003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學術年會召開，時任中國科協主席的周光召出席。

這樣的愛人之心，也在師生之間默契傳遞。

2007年離世的彭桓武是周光召的老師。周光召非常尊敬老師，每逢大年三十，總要去彭桓武家拜年。吳岳良也延續了這一傳統，要分別上門給周光召和彭桓武拜年。

·2001年前后，吳岳良去周光召家拜年。（吳岳良 / 供圖）

彭桓武曾用一個比喻形容自己在“兩彈”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我就是老房門口的那一對石獅子，只需要“把住門”，其他的交給年輕人去做。

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對“石獅子”從彭桓武變為周光召，如今又換成了吳岳良——他仍然帶著學生扎在科研第一線，“發揮年輕人的創造性，這是我特別希望做到的事情”。

監    制： 張建魁‍‍‍‍

編    審： 田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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