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登在云南喜洲喜林苑“小小圖書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

布萊恩·林登，1962年出生于美國芝加哥，1984年獲中國政府獎學金到中國求學，2004年定居云南喜洲，致力于保護與修復中國物質文化遺產，為云南經濟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10月底，云南大理喜洲入秋，成片的綠色稻田多了一抹金黃。喜洲位于洱海西岸，是一座白族古鎮，白族居民占80%以上。鎮上保留了大量明清以來的白族古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

美國人布萊恩·林登已在喜洲定居多年。“我是林登，來自芝加哥。我第一次來中國是1984年，現在住在大理喜洲，在這里度過了非常快樂的20年。”這是他接受《環球人物》專訪時的開場白。

“林村長好啊！”

林登在喜洲開了一家民宿，名叫喜林苑。在整個大理，這家民宿名氣不小。

采訪當天早上8點，《環球人物》記者一行來到喜林苑。記者剛進大門，林登就熱情地打招呼：“哈嘍，歡迎歡迎！”林登是個大高個，跟記者挨個握手時，他會微微彎下腰。為了迎接“從北方來的客人”，他甚至準備了一壺二鍋頭，“要和你們聊個痛快”。

走進喜林苑，穿過長長的回廊，林登開始跟記者講解宅院的各個角落，如數家珍。穿過大廳時，林登會和每一位住客問好：“Good Morning（早上好）！”“睡得好嗎？”“今天的咖啡很香哦。”來到餐廳，恰巧遇到一位身著制服的工作人員，林登又拉著她跟記者介紹：“這是張大姐，我們喜林苑的元老。”張大姐立馬放下手里的碗碟，笑著拍拍林登的胳膊，對著記者的鏡頭說：“歡迎歡迎。”

林登帶記者參觀了喜林苑的“小小圖書館”。這間約10平方米的屋子是林登的得意之作。走進屋子，中間是張大木頭案幾，案幾上放著制作大理“非遺”甲馬的木制刻板。案幾后，書柜占滿了整整一面墻，書架上擺放著各種文字的書，都是講中國故事的。當初開設喜林苑時，林登特地騰出了這個房間，免費對喜洲村民和游客開放。“我們經常在這里舉辦各種文化交流活動，邀請大家來玩。”

林登與助手一同制作大理“非遺”甲馬。

總之，在喜林苑溜達一圈，處處是美景，林登驕傲地介紹個不停。

喜林苑所處的四方街也常有林登的身影。四方街是喜洲最熱鬧的商業街，人來人往，商戶叫賣聲陣陣。每天下午四五點，林登都會穿過這條街，往街尾的喜林苑分店趕。

因為去得多了，林登成了商戶們的老朋友。路過一家奶茶店，他停下來朝店里揮手：“嘿！兄弟，今天生意好嗎？”溜達兩步，來到一位白族老奶奶支起的水果攤旁，他用白族話問好：“niqiuniqiu（意為你好）。”而路上的喜洲人見到林登，都會這樣跟他打招呼——“林村長好啊！”

時間回到20年前，林登剛在喜洲落腳。那時的喜林苑還是一座無人問津的老宅，四方街也遠沒有今天這般熱鬧。那時的林登從沒想過會在喜洲扎根，更沒料到會成為喜洲人的“村長”。

2004年的一天，林登在昆明登上午夜的火車，在蒙蒙細雨的凌晨抵達大理。第二天，林登走進喜洲的一家面館，交到了他在這里的第一個中國朋友。林登坐下，要了碗酸辣面，悶頭大快朵頤。鄰桌的食客和他打招呼，先是隔著桌聊，后來干脆端起自己那碗面，和林登拼桌聊。面館老板娘見狀，遞上一壺自釀果酒助興。就這樣，第一次見面，文化背景相去甚遠的兩個人把酒言歡。那食客名叫楊龍，是喜洲當地的畫家，后來成了林登的摯友。

“我去過非常多國家，游覽過許多地方，喜洲給了我獨一無二的親切感。”林登說，“走在路上，每個人都跟我咧嘴笑，每家小店都歡迎我。喜洲人看著我，根本不覺得我是個‘老外’，而把我看成了又一個少數民族——‘美國族’朋友。”這種“包容性”讓林登無法抗拒。

喜洲的生命力不止于此。在一座座白族傳統院落中，林登觸摸到延續數百年的文化內核。

到喜洲后不久，楊龍帶林登參觀了一座白族古宅。林登跟記者聊起他第一次走進那座宅子時的震撼：“宅子大門處的回廊上的木雕和石雕，看得人渾身起雞皮疙瘩。”那天晚上，他就想著要修復這座古宅，“興奮得睡不著”。在楊龍的介紹下，林登認識了喜洲鎮政府工作人員。一番商討下，雙方達成協議，修復正式啟動。

林登對古宅的修繕遵循了“修舊如舊”的原則。他給宅子鋪設了自來水管，修建了蓄水池，還請專家修復了那些精美的木雕與石雕，用發酵后的豬血制成打底用的膩子給木器刷上。但宅子原有的木質結構絲毫沒變，就連采光不佳的小窗也被保留了下來。林登認為，“這是最真實的中國的美”。

兩年后，宅院修復完成。這便是喜林苑。

“中國比美國更像家鄉”

林登和喜洲的故事始于20年前，他初識中國則更早。

1962年，林登出生于美國芝加哥，家境不好，父母識字不多。來中國前，他是一名地毯清洗工，打零工之余在伊利諾伊大學讀夜校。對當時的中國，林登一無所知。

上世紀80年代，林登（左一）第一次來中國，與中國孩子們在一起。

198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林登在夜校公示欄看到中國政府提供獎學金的消息。他寫了一封申請信，成功獲得獎學金，來到北京語言大學求學，后來又去南京大學深造。一個不會說中文的“老外”，就這樣踏上了中國的土地。

那年，22歲的林登第一次出現在北京街頭，穿著芝加哥小熊棒球隊背心、短褲和皮涼鞋，戴著中式軍帽，被身著白背心的北京“的哥”里三層外三層地包圍。那是改革開放的最初幾年，圍觀人群對“老外”林登表現出“天真無邪的好奇”。

文化的差異沒能擋住北京人對林登的熱情。林登跟記者回憶，他曾在一家游泳館的水池里丟過一片隱形眼鏡。當時在北京很難買到隱形眼鏡，林登說自己成了“獨眼龍”。就在對找到鏡片不抱任何希望時，他被通知去游泳館“認領”。“我到了游泳館，只見3個人圍著一片透明小圓片，就像驚奇觀望著大峽谷的游客”。

到中國后，林登開始瘋狂地學中文，“一開始沒有什么長進，只能邊比劃邊說”。不過，即便中文說得蹩腳，但絲毫不影響他探索廣袤的中華大地。在中國的這幾年，林登去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大城市，也曾游歷西部的農村——“那里有最古老的中國”。也是這幾年，林登完成了他在中國的學業，參加了一部中國電影的拍攝，還加入了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團隊，完成了幾十次關于中國的報道。1988年，林登去美國斯坦福大學讀博時，已經游歷了大半個中國，了解了中國的風土人情，并且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了。

林登與妻子瑾妮。

在中國，林登收獲了愛情。1987年，他在南京大學讀書時遇見了瑾妮。瑾妮是出生于舊金山的華人，當時在南京大學作交換生。1993年，他們在美國結婚，后來有了兩個兒子——沙恩和布萊斯。2003年，林登帶著妻兒回到中國。2004年，他和瑾妮做了個瘋狂的決定：賣掉美國的所有房產，帶兩個兒子定居喜洲。

林登說：“瑾妮和我一樣，她太愛喜洲了。我的兩個兒子也都在中國長大。剛來中國時，老大沙恩8歲，老二布萊斯5歲。沙恩現在已經訂婚，未婚妻是個美裔荷蘭姑娘。他們一半時間在中國，一半時間在美國。布萊斯學環境工程，喜歡武術，中文說得比我好，現在正在參與喜林苑的改造工程。他們都覺得，中國比美國更像家鄉。”

林登行走在喜洲稻田。

村民有hope（希望）

這兩段“中國生活”帶給林登的最大感觸是——“變化實在太大了！”

林登記得，他第一次來中國時，“中國還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要坐10多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從一座村莊到另一座村莊，要坐10多個小時的大巴。當時，能接待外國游客的旅店也不多。那是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國內的旅游市場尚未成形，游山玩水的人不多，更別提外國游客了。”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旅游業也迅速發展起來。”林登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從昆明到大理，曾經10個小時的路程，現在坐兩個小時高鐵就能到。在喜洲，有各種酒店和民宿供來自國內外的游客選擇。即便在中國農村，人們也不再帶著好奇的眼光打量長得不太一樣的‘老外’。在21世紀初，這種‘聚光燈效應’就已經消失。現在，外國人在中國已經非常常見了。”

“2000年以后，中國政府持續加大對農村的投資，喜洲的醫療和教育越來越好。比如，以前我看牙去上海，現在就在大理的醫院看，大理醫院的機器同樣先進。”林登說。

林登還認為，這種發展帶給人們的改變不僅是物質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我看到，喜洲的老人們過得很幸福。他們會自己網購，去快遞站取包裹。老爺爺老奶奶們有時候也會偶爾‘抱怨’幾句，因為旅游業發展得太好，游客太多太擁擠，這聽起來是一種‘甜蜜的負擔’。我還看到，前些年一些大理年輕人跑到外省打工，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又回來了。他們帶回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幫助自己的家鄉發展得更好、建設得更美。”

“如果用一個英文單詞形容村民的精神面貌，那就是hope（希望）。這個hope非常重要。我喜洲的朋友有hope，隔壁石龍村的村民有hope，我作為一個長住中國的‘老外’，也有hope。但我必須要說，在美國鄉村，并沒有看到這么多hope，也感受不到這么多樂觀的情緒。”林登說。

當初開喜林苑時，林登有一個想法，希望將這座白族院落打造成“講述真實中國故事的平臺”。“許多西方人從未來過中國，不會說中文。他們脫離實際的‘高談闊論’，加深了許多外國人對中國的誤解。這些描述跟我和瑾妮所認識的中國完全不一樣。我們愛中國，我們想幫助美國鄰居更好地了解這個國家。”

于是，這些年，在喜林苑的住客名單上，有包括美國前國務卿在內的官員，還有《紐約時報》等西方媒體的記者團。“昨天，我帶領一個荷蘭旅游團走進喜洲村莊，其中有個人激動地跟我說，‘真沒想到，中國農村這么富裕，中國人民這么熱情！’”

林登說：“中國從不缺改革的勇氣。這份魄力為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也激勵了我和家人為實現自己的夢想而踏實奮斗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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