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蘇南京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外矗立著一座十字架形的標志碑。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日軍侵華的14年里，930余座中國城市淪陷，超過3500萬中國同胞傷亡，4200多萬中國難民無家可歸。
但日本右翼至今仍在否認侵華罪行。正因此，埃文·凱爾捐贈的二戰相冊有其寶貴的價值——根據他的描述，相冊的主人是一名美國人，長期居住在美國。基于這一線索，人們猜測，拍攝這些照片的小萊斯利·G·艾倫或許是一名當時身在中國的美國士兵。
多年來，有一批當年目睹日軍侵華罪行的國際友人，包括各國傳教士、商人、記者等，站在正義的一方，忠實地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留下了文字、照片和影像資料，證實了那些血淋淋的日軍侵略罪行。
拉貝的日記
1997年，《拉貝日記》的問世轟動世界——一名在中國生活了30多年的德國商人約翰·拉貝，用日記寫下了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6日這5個多月間發生在南京及其回國途中目睹的一切。日記出版之時，正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60年之際。這本日記的重見天日，使得南京大屠殺重新回到國際社會的視線。
2017年12月12日，江蘇南京，《拉貝日記》的誕生地——南京拉貝故居。
在日記里，拉貝是這樣記錄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天氣晴，他再次從空襲警報聲中驚醒。自8月中旬起，每逢這樣陽光明媚的日子，南京就會遭遇日軍的空襲。只是12月13日尤為特殊，這一天，南京淪陷了，“日本人在昨天晚上攻占了幾座城門”。
僅有一部分日本兵進入南京城，但城市迅速變得滿目瘡痍。炸彈像雨點一樣落在城市里。拉貝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12月13日，他不得不冒著危險出門，與委員們討論建立南京紅十字會的事。當他驅車駛進上海路時，他看到街道上到處躺著死亡的平民。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在南京的成員合影。左三為拉貝。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是拉貝等人在12月初建立的，他們仿照法籍神父饒家駒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區的模式建立了一個“南京安全區”，為來不及撤退的中國難民提供避難所。
在駛往委員會總部的路上，拉貝以繳械為前提救了一些中國士兵，并把他們安置到安全區。之所以要求他們繳械，是因為拉貝依據國際慣例以為，放下武器的中國人一定會得到日本軍方的寬待。
但次日，日軍就給拉貝一次痛擊，他們根本不放過這些已經繳械的人——“我們安置了大約1000名中國士兵在司法部大樓里，約有400—500人被捆綁著從那里強行拖走。我們估計他們是被槍斃了，因為我們聽見了各種不同的機關槍掃射聲。我們被這種做法驚呆了。”
別說繳械的人了，就連平民也在被殺害——“在開車穿過城市的路上，我們才真正了解到破壞的程度。汽車每開一兩百米，我們就會碰上好幾具尸體。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檢查了尸體，發現背部有被子彈擊中的痕跡。看來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從后面擊中而死的。”
但日本軍方在回復拉貝的信件時，還在假仁假義地說：“如何處理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士兵，您交給日軍辦理。您可以相信日軍是有人道主義的。”
日軍的說辭，拉貝不敢再相信了。12月16日，他開車到下關去勘察電廠，“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門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樣……到處都在殺人，有些暴行就在國防部前面的軍營里進行。機槍聲響個不停”。安全區里也不再安全。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區時，我們發現有許多平民被射殺于水塘中，其中一個池塘里就有30具尸體，大多數雙手被綁，有些人的頸上還綁著石塊”。日本士兵還時常闖進拉貝的家，妄圖強奸被拉貝安置在這里的女性難民。
1938年2月23日，拉貝所屬的公司要求他必須離開南京。聽到這個消息，3000多名難民圍住難民收容所的大門，有些人甚至死死拽住拉貝的衣服，跪求他留在南京。拉貝在日記中寫道：“這一切聽上去讓人覺得十分夸張，但誰要是也見到過這里的悲慘情景，他就會理解我們給予這些難民的保護意味著什么。”后來的數據統計，從1937年12月13日到1938年2月23日，由拉貝領導的南京安全區總共救助了約25萬名中國難民，光是他在南京小粉橋（舊稱小桃園）的家中，就保護了600多名難民。
“我要目睹這些殘暴行徑，以便我將來能作為目擊證人把這些說出來。對這種殘酷的暴行是不能沉默的!”這句話，是拉貝在南京淪陷后的第十日寫在日記上的。回到德國后，他立馬作了多場有關日軍在南京暴行及南京難民狀況的演講，并希望希特勒出面，通過德國和日本的盟友關系向日本施壓，以結束南京的恐怖狀況。1938年6月8日，拉貝還將日本在南京實施大屠殺的情況整理成報告，寫信給希特勒，希望他能夠阻止日軍的行為。
然而，就當拉貝焦急地等待回復時，兩個穿著黑色制服的蓋世太保將他帶走了。一段時間后，拉貝被釋放，沒人知道他被帶走后經歷了什么。他變得沉默了，不再進行演講，不得不將記載南京大屠殺的日記藏進了一個中式紅色描金小木箱中。拉貝十分珍視這個木箱，因為這是他送給妻子的新婚禮物。
日記被塵封后的第四年，拉貝在柏林的家中為它寫下這樣一段話：“它是一本日記，是一個真實情況的報告，假如有朝一日它適宜出版的話，必須事先取得德國政府的同意，但今天，由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出版是絕對不可能的。”
拉貝最終沒能見到日記的出版。1950年，他因中風離世，日記被繼續封存近半世紀。直到1996年，美籍華人作家張純如等人關注到了拉貝在南京的經歷，開始孜孜不倦地尋訪，最終找到拉貝的外孫女烏蘇拉·萊茵哈特，日記才得以重見天日，被譯為中、英、日、德4種語言出版，在海內外引起重大反響。
如今，在南京市小粉橋一個鬧中取靜的院落里，安放著它當年的主人約翰·拉貝的半身塑像。
馬吉的膠片
1938年1月底，一名身穿駝絨大衣的美國人登上了從南京開往上海的日本軍列。他是拉貝的同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總干事喬治·費奇，平常主要負責安全區內的藥品和食品采購。但費奇此行的目的并非采購，而是受友人約翰·馬吉所托，要將4盤記錄南京大屠殺的膠片悄悄送往上海。
馬吉用于拍攝日軍暴行畫面的攝像機、膠片盤。
馬吉是來自美國的傳教士，在南京紅十字會任職。1937年12月19日，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說：“過去一個星期的恐怖是我從未經歷過的，這是屠殺、強奸的一周，我想人類歷史上已有很長時間沒有發生過如此殘暴的事了。日本兵不僅屠殺他們能找到的所有俘虜，而且大量屠殺不同年齡的平民百姓，就像在野外獵殺兔子一樣。從城南到下關，整個城市到處都是尸體。就在前天，我們看到一個可憐的人被日本兵殺死在我們的住所附近，而兩個日本兵一直抽著煙，嘻嘻哈哈，在他們眼里，殺一名中國人就像殺死一只老鼠。”
在目睹這些可怕的場景后，馬吉拿出了那臺原本用來記錄傳教工作的16毫米“貝爾”牌攝像機，將鏡頭對準了正在蒙受巨大災難的南京。馬吉的拍攝是暗中進行的，他說：“必須小心謹慎地行動，攝像時千萬不能讓日本人看見。”
就在馬吉悄悄記錄南京城里發生的暴行時，南京來了一群同樣帶著攝像器材的日本人。他們來自日本東寶映畫株式會社文化電影部，任務是隨軍拍攝美化日軍侵略的紀錄片《南京》。
“我們原本就不是和這些人在戰斗，我們其實是解放他們的勇士，如今到處可以聽到人們爽朗的笑聲，復興的氣氛洋溢在整個南京城……”這是紀錄片《南京》中的一段解說詞，畫面中，日本人在安全區門外向難民分發餅干。
無比諷刺的是，就在日本人擺拍這段影片的同時，時任南京鼓樓醫院行政主管的美國人麥卡倫看到，一批日本兵從后墻翻進院內，強奸了12名婦女。
不僅如此，日本媒體也在進行美化侵略的報道。1937年12月19日，馬吉的家中來了兩名《朝日新聞》的記者。他們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馬吉很快信任了他們，不僅主動向他們訴說日本士兵屠殺無辜平民的事，還允許他們拍攝一些照片。馬吉覺得，這是一個讓世界知曉南京真相的機會。
但事實令他無比失望。12月25日，《朝日新聞》刊登了日本記者在他家中拍攝的照片，標題是《南京在微笑》，照片的文字說明是“沐浴和平之光”。從此，馬吉不再相信日本人，這才有了委托費奇帶著膠片離開南京一事。
為了將馬吉冒險拍攝的膠片安全地送出南京，費奇將它們縫在了自己的駝絨大衣里襯中。或許因為臉熟的緣故，他僥幸躲過了日本士兵的盤查，順利將膠片帶到上海。一到上海，費奇立即與英國記者田伯烈一起到柯達公司做了4盤膠片拷貝，并加上英文說明，送往美國各地播放。
通過費奇送出去的影片，人們得以看到真實的南京：水塘里，浮滿了中國人尸體；醫院里，一名醫生正在診治半個頭顱遭日軍刀劈的垂死中國平民；空地上，3名婦女撲跪在地，苦苦哀求日軍放掉被帶走的男子；人墻后方，日軍士兵正在槍殺中國人；而在新路口5號，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的7名家人一夕之間死在日本兵的屠刀下，斷壁殘垣的房屋前陳列的是一具具草席包裹的尸體。
1947年初，馬吉拍攝的影片在南京軍事法庭當庭播放，成為日本人屠戮南京的鐵證。谷壽夫等南京大屠殺的戰犯被審判。
但此后數年，這些影片因社會動蕩而逐漸失去蹤跡，甚至一度被日本右翼叫囂為“鬼片”。于是，1991年，美籍華人邵子平等人在《紐約時報》上刊發全頁廣告，向全世界征集南京大屠殺有關資料。
這時，費奇的孩子艾迪斯·費奇看到了報紙，主動聯系邵子平等人，將父親保存的一部分膠片交予邵子平。通過這一線索，邵子平等人又輾轉找到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在馬吉家的地下室，邵子平一行見到了馬吉的那臺“貝爾”牌攝像機及13卷膠片，馬吉還為這些膠片的內容做了親筆說明：“一個中國孕婦被刺了39刀”“一個小男孩被刺”……
這份記錄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影像資料再現世間，日本右翼叫囂“鬼片”的聲音被迫消失了。2002年10月2日，大衛·馬吉將父親那臺攝像機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2007年，夏淑琴反訴日本右翼作家名譽侵權案一審在東京宣判，夏淑琴勝訴，當時一個重要證據就是馬吉拍攝的紀錄片。在南京大屠殺發生70年后，馬吉的影片為南京人民討回了公道。
鮑威爾的發現
中國北方城市哈爾濱更早被日本人侵占。早在1932年，日本人就在哈爾濱平房區開設代號為“731”的秘密軍事部隊，并進行了規模龐大的人體實驗，無數中國人在這里被殘害致死。然而，日本戰敗后，731部隊的組建者和直接領導者石井四郎卻逃過了審判。
731部隊是侵華日軍策劃、組織和實施細菌戰的核心機構。
美國記者約翰·W·鮑威爾關注731部隊已久，他親眼見過731部隊犯下的罪行。那是1940年5、6月間，731部隊出動飛機在浙江撒下大量攜帶病毒的跳蚤，致使鼠疫在中國蔓延。當時鮑威爾就在寧波，“日軍在當地進行細菌戰，使許多中國農民像蟲蟻一樣被殺死……我無比憤怒”。
因此，看到石井四郎等731部隊的罪魁禍首還逍遙法外，鮑威爾下決心要搜集他們實施細菌戰的罪行證據，可一直未有所得。
直到1981年，隨著美國《情報自由法》的實施，長期以來被列為機密的一批文件被解密，鮑威爾終于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堆積如山的文件里發現了線索。
美國記者鮑威爾。
這些文件中記載，美軍占領日本后，迅速找到了石井四郎等日軍細菌戰部隊的專家和將領，并在東京對其進行了為期7周的秘密訊問。1947年5月6日，從東京發往華盛頓的一封電報寫道：“東京這邊3個日本人都知道人體實驗的事，他們對實驗進行了描述，石井四郎也默認了這一事實；日本人曾在中國進行過實地試驗……1945年8月，他們的731部隊銷毀了400公斤經過干燥處理的炭疽病菌……石井四郎很不情愿地承認，他上面還有更高級別的人（也許是將軍級別的人），石井四郎主持生物武器研究，那個人是知曉的。”
除了石井四郎等人實施人體實驗的鐵證，鮑威爾還發現了交易的鐵證：731部隊核心人員以向美國提供細菌戰資料為條件，逃過了東京審判。
石井四郎等731部隊核心人員清楚，自己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如經審判必是重罪。為了逃避審判，他們通過參與美軍審訊的日本翻譯龜井貫一郎向美軍情報官員報價：“我們愿意合作……如果你能向我們提供書面豁免保證的話，也許我們能弄到所有細菌戰部隊的情報。”
美國國務院1947年9月的一份秘密文件可以證明，這個合作的確達成了。文件中說：“731部隊細菌戰的情報價值遠遠超過追究石井四郎等人的戰犯行為所產生的價值，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極為重要。”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份秘密文件則顯示，石井四郎等人如約交出了他們所掌握的日方細菌戰情報，其中包括19個細菌戰研究計劃的關鍵人物撰寫的一篇長達60頁的人體實驗報告，8000張關于用人體和動物進行細菌戰試驗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觀察玻片和幻燈片，石井四郎寫的一篇關于他本人20年來從事生物戰各方面研究的專題報告文章。
這場交易的結果是：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美國充分利用其主導地位，讓石井四郎等人達不到被起訴的條件。1948年3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證據，石井四郎等人就這樣躲過了審判。直到東京審判結束后很久，有關日本細菌戰的內容都沒有在美國媒體出現過。
1981年秋天，鮑威爾在《原子能科學家公報》旬刊上發表了文章《歷史上被隱瞞的一章》，揭露了美國與石井四郎等人的骯臟交易，世界為之嘩然。鮑威爾也開創了使用美國文本研究日本細菌戰的先河。
拉貝、馬吉、鮑威爾……這些目睹侵華日軍罪行的外國人，有的為歷史存證，有的為尋求真相搜證，他們以人性、良知、真情，向世界揭露“歷史中被隱瞞的一章”，留下了不可撼動的鐵證。時光流逝，戰爭的見證者會凋零、會逝去，但他們留下的物證會代代相傳，會有更多像埃文·凱爾一樣的年輕一代國際友人，遇到這些證據，說出這些真相。正義永存人間，鐵證永不湮滅。
【延伸閱讀】
侵華日軍731部隊的罪行
侵華日軍731部隊是侵華日軍策劃、組織和實施細菌戰的核心機構，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生物武器研制大本營。
1937年至1945年間，731部隊以“研究防治疾病與飲水凈化”為名，使用活體中國人、朝鮮人、盟軍戰俘進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效果實驗。實驗內容包括活體解剖、活體焚燒、凍傷試驗、鼠疫實驗、人獸血互換等，在中國犯下了反人類的滔天罪行。撤離中國時，731部隊要求所有人員一律不許再提及731部隊的經歷，要把731部隊的秘密帶進墳墓。
責任編輯：蔡曉慧日本,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