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柯馬凱在北京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環球人物記者 侯欣穎/攝）
柯馬凱，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新中國英語教育拓荒人柯魯克、伊莎白夫婦之子，擁有英國與加拿大雙重國籍。1951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畢業于倫敦大學，1994年創辦北京京西學校，為在京工作的外籍人士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
京西學校位于北京城東北，柯馬凱將與《環球人物》記者的訪談地點選在那里。早上8點，他從城西出發，駕車穿過半座城市。9點，他風塵仆仆趕到，招呼記者一行。
柯馬凱今年73歲，步伐矯健、精神矍鑠。采訪當天，他穿一件粉色細格襯衣，外面套海軍藍羊毛開衫，頗具英倫風。但他一張嘴就是流利的“京片子”，聊天就像說相聲，逗得全場樂。
自打出生，柯馬凱的名字就和中國教育聯系在一起。他的父母分別來自英國和加拿大，一生投身中國教育；上世紀50年代，他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家屬院里出生長大，念的是響當當的北京“名校”；改革開放后，為解決在京外籍人士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又創建了京西學校。柯馬凱大概算得上最懂中國教育的“老外”了。
北京京西學校的一座孔子雕像。
講述自己的中國故事，柯馬凱也緊緊圍繞教育。他從“差生”逆襲，聊到在英國當工人，再聊到創辦京西學校。他還回憶起父母晚年對中國教育的關注，感嘆自己退休后親眼所見的中國教育的變革。
“差生”的逆襲
柯馬凱的中國故事，要從很久之前說起。
1912年到1913年，柯馬凱的姥爺饒和美和姥姥饒珍芳先后從加拿大來到中國成都，在那里相識并結為夫婦。“我姥爺當時在華西協和大學教育系任主任，姥姥創建了蒙特梭利幼兒園和弟維小學。之后，我的太姥姥來中國看望女兒，也留在成都的加拿大學校里教書。他們一直關心教育，干了幾十年。”
1915年，柯馬凱的母親伊莎白在成都出生，成年后回加拿大讀大學。1939年，伊莎白再次回到中國。1942年，她與來自英國的共產主義者、任教于原南京大學的大衛·柯魯克結為終身伴侶。1948年，柯魯克夫婦前往石家莊一個叫南海山的村子，參與創建了中央外事學校（今北京外國語大學）。“那些年，我父母為中國培養了許多外語人才。他們的學生中，有國際法庭的法官、使領館的外交人員，還有外企商人。對此，他們一直很驕傲。”
20世紀60年代，伊莎白（前）帶孩子們爬長城。后排中為柯馬凱。
不過，雖然父母是老師，在他所住的北外家屬院里，周圍鄰居也都是教育工作者，但柯馬凱小時候卻成績墊底。“我淘氣，不愛聽講，還曠課，屬于班里的下游，不過我父母從不因成績批評我。到了小學五年級，不知怎么的，學習成績就慢慢好起來了。”
現在回頭看，有些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比如，柯馬凱在作文里引用毛主席的語錄，得到了語文老師的表揚。他回憶：“我父親是共產主義者，老愛給我講馬克思主義，家里也有《毛主席語錄》，所以我倒背如流。”
再比如，柯馬凱從北外幼兒園念到北外附小，四年級又被父親轉到崇文小學，開始了寄宿生活。“我始終認為，學校沒有好賴之分。有的孩子不喜歡寄宿學校，哭啊鬧啊，但我特適應。在北京上中學前，我去英國讀了一年書。母親后來回憶，她在機場送我，一個勁兒地招手，但我頭都沒回，直接登機了。這不就是現在的父母們希望孩子能有的獨立性嗎？”
柯馬凱還有一段珍貴的“鉗工記憶”。在北大附中上了一段時間學后，他主動報名去了北京光華木材廠，后來又在海淀農機修配廠干了幾個月。“這段經歷特有意思。”柯馬凱說，“我6歲生日時，父親送了我一把鋸子。你能想象，一個6歲孩子的生日禮物是一把鋸子？正是因為父母的有意培養，我從小就愛動手，現在還能修汽車。有時候，我開著車，一聽發動機的聲兒，就知道問題出在哪兒。”
1973年，柯馬凱到英國讀大學，學物理。因為經濟狀況不佳，柯馬凱先是到倫敦的一家工廠打工攢學費。入學后，他又找到另外兩份兼職，一份是在倫敦一所夜校教中文，另一份是在游泳館當救生員。
在那所夜校，柯馬凱認識了一位英籍華裔姑娘。兩個人墜入愛河，結為夫妻。“一個是出生在北京的英國人，一個是出生在倫敦的中國人，我們登記結婚時，登記員看著我倆說，‘唉，出生地是不是寫反了？’”
為“洋孩子”辦學校
1978年，柯馬凱大學畢業，帶妻子一同回到中國。當時，中國首個研究生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成立。柯馬凱在那里找到一份對口工作——教物理。
“那一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在此前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國留學很少見。而到了1978年，突然一下子‘豁然開朗’。在我任教的研究生院，80%的學生都瞄準了出國進修。后來校方干脆跟我說，‘得了，我們不缺物理老師，你教英語吧’。”
就這樣，柯馬凱轉行教語言。不久，他收到美國衛斯理大學的執教聘請書。自1981年起，柯馬凱在這所美國高校教中國語言與文化。1988年，他又從美國回到中國，供職于加拿大國際開發署。那兩年，柯馬凱跟著各種交流項目走遍了中國，于是“老想著自己做點事兒”。進入改革開放大潮的中國，正好為他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1993年，我的美國朋友白思南，孩子在北京上國際學校，但她覺得學校不夠好、不稱心。白思南找到我，問我愿不愿意跟他們一起辦一所國際學校。她知道我在大學校園里長大，知道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有一定了解。”他們一拍即合——要辦一所扎根中國的國際學校。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吸引了一大批外國人才在華就業。人才的流動又催生了新的教育需求。1994年，北京京西學校成立。這所學校的主要使命，就是為‘引進來’的外籍人士子女提供更適合他們的教育環境。”柯馬凱說。
柯馬凱認為，京西學校與其他外籍人士子女學校最大的不同之處，一定是“國際與本土相結合”。“京指北京，西指西式。我們既要和西方的教育模式接軌，又要讓外國孩子感受到文明古國的燦爛文化。無論他在中國學1個月還是學10年，京西學校都希望他能跟中國交上朋友，跟中國人民交上朋友。”
于是，在京西學校，無論哪個年級，每周都有中國語言文化課，中國文化融入各個科目中。“體育課練太極，音樂課學二胡，中秋節做月餅，農歷新年開廟會。”創辦之初，京西學校就特地設立了中國文化部，柯馬凱任首任部長。如今，早已退休的柯馬凱仍擔任京西學校中國文化部顧問。
一些中西共通之處也成為校園里的重要元素。柯馬凱希望，“京西學校是多元、豐富的，也是求同存異的。校園中心有一座小公園，叫作Peace Park，意為和平園。學校里那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孩子，說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信仰，但絕不會有人喜歡戰爭超過和平”。
至今，京西學校創建30年，擁有近400名教師及員工，學生來自約60個國家，共1500多人。“幾十年前，甭管哪個行業的外國人，他們來中國前，都會認真考慮孩子的就學需求。當時一部分外國人因為沒有合適的學校，選擇將孩子留在本國；還有一部分外國人因此放棄了來中國的機會。而近年來，包括京西學校在內的越來越多的中國國際學校，正在認真解決這些外國孩子的教育需求。據我所知，因為孩子就學問題而‘勸退中國’的外國人士已經越來越少了。當下，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社會的穩定、經濟的騰飛，無論是為中國孩子還是外國孩子，都提供了越來越優越的教育環境。投身于中國改革開放的人，真正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紅利。”柯馬凱說。
甭管走到哪，都要去當地學校轉悠
柯馬凱小時候，就經常聽父母說起中國教育的發展歷程。最顯著的變化是，教育越來越普及。“新中國成立時，人均受教育程度可能連小學一年級都到不了。我父母在革命老區的時候，村里頭的孩子有幾個能上學啊？1958年回訪老區鄉村時，村里有了小學，學齡的孩子一個不落地上了小學。到了上世紀80年代，義務教育法頒布實行，約九成孩子能完成9年義務教育。再往后，就不光是9年（義務教育）了，全國絕大多數青少年都能一直上到高中。如今，高等教育也在逐漸普及。”
2016年，柯馬凱65歲，正式退休。可他閑不住，每年都跟著京西學校組織的游學去中國各地再轉一圈。柯馬凱有個習慣，“甭管走到哪兒，都要去當地學校轉悠”。
去年，柯馬凱去了西藏林芝。他轉悠到一座小村莊，跟一戶人家的主人熱絡地聊起天來。柯馬凱問：“村里有學校嗎？”他回答：“沒有。”“孩子上學怎么辦？”“政府修了路，坐車20分鐘就到隔壁村的學校。”“那有校車接送嗎？”那人指指停在自家院子里的一輛白色轎車，自豪地說：“我們自己有車。村里人都富起來了，用不著校車，都自己開車接送。”
2023年5月，柯馬凱參觀林芝市第二小學。圖為柯馬凱（前排右二）和藏族民眾一同跳舞。
在林芝的一所小學，柯馬凱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聽了一整節藏文課。“大概四五十分鐘的時間，老師沒說一句漢語，黑板上也沒出現一個漢字。我翻了翻課本，除了最后一頁關于印刷廠的信息是漢字外，其他都是藏文。下課后，孩子們圍上來。我問道，‘學藏文好還是漢文好？’他們異口同聲，‘都好’。哎呦！那一刻，我覺得特溫馨。其實我也一樣，在中國出生長大，掌握兩種語言，熟悉兩種文化，這是幸福的事兒。”
眼前的一切，讓柯馬凱想起多年前西藏自治區的教育情況，“根據中國官方發布的教育年鑒，在上世紀80年代，西藏仍是全國受教育程度最落后的地區，而現在，那里的變化翻天覆地”。
柯馬凱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中國農村地區的教育，是我母親晚年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她始終認為，教育的關注點不在‘拔尖’，而在‘端底’。近年來，中國脫貧攻堅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是了不起的壯舉。而中國的脫貧，絕不僅僅指在物質上吃飽穿暖；中國的脫貧，也關乎教育，特別是最邊遠地區、最底層人民的教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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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蔡曉慧柯馬凱,中國,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