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韓德民在北京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環球人物記者 侯欣穎/攝）

韓德民，1951年出生于遼寧省大連市，在中國醫科大學獲得耳鼻咽喉科學博士學位，2000年至2012年擔任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院長，2013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現任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會長。

“你的鼻子長得挺漂亮，但是鼻內結構有點歪，因為你睡覺總是偏向一側。”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時，韓德民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話。

很多人都說韓德民會“相面”——誰睡覺打呼嚕憋氣，誰經常嗓子干，誰容易喉頭感染，他看一眼便知。他說這個本事其實是傳統中醫望聞問切中的“望”。深耕耳鼻咽喉頭頸外科領域40多年，什么毛病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天天打開鼻腔、頸部看，里里外外反復修，一看就知道”。

當醫生，韓德民有一雙“圣手”，創造了無數手術刀下的奇跡——中國第一例喉癌激光手術、第一例兒童人工耳蝸植入術，都出自他之手。他又不只是簡單的醫生。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以下簡稱同仁醫院）當了12年院長，他一直希望完善分級診療服務體系，古稀之年仍在探索國家醫療健康服務新模式。

解剖就像“雕刻藝術”

要當好耳鼻咽喉科醫生，解剖功底必須過硬。耳鼻咽喉解剖部位深，毗鄰顱底、眼眶、頸內動脈、視神經等復雜結構，幾乎是所有局部解剖部位中最難的。韓德民的解剖技術是在東北鄉村“修煉”出來的。

1976年，韓德民從中國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畢業時，按照綜合成績和表現，留校應該沒問題。他心里也早有規劃，打算繼續深造，以后做個外科醫生。可公布畢業分配去向時，他被分到了遼寧錦州的北鎮廖屯戰備醫療隊。到了醫療隊，他才知道要去耳鼻咽喉科。

耳鼻咽喉科主任張立在當地小有名氣，慕名而來的病人很多，經常忙到腳不沾地。張立已經70多歲，迫切希望帶出個精干的徒弟，看中了新分配來的韓德民，希望把他調到耳鼻咽喉科，沒想到碰上個倔脾氣的。

“當時這是個很邊緣的學科。我覺得自己是當外科醫生的料，堂堂男子漢，去弄小鼻子小眼睛的，簡直太憋屈了。”年輕氣盛的韓德民鬧情緒，罷工，一連十幾天待在宿舍里不想見人。

一個電閃雷鳴的雨夜，韓德民躺在炕上慪氣，張立冒雨找上門，還帶了老伴兒做的熱騰騰的粽子。看著老爺子身披蓑衣、滿臉雨水的樣子，韓德民的委屈一下子釋放了，也想開了，跪在炕頭拜師：“張老師，我跟著您干！”

為了讓韓德民掌握解剖要領，張立從解剖教研室背回尸頭（醫用福爾馬林泡過的人體頭顱）給他練手。有一次，醫療隊突然接到火車站派出所電話，原來背著尸頭的張立被當作嫌犯抓起來了。這件事韓德民一直記在心里，“沒有一位老師為學生這么拼的”。

背回來的尸頭放哪呢？放在門診房間里，雖然用布遮著，可護士們知道后還是害怕。韓德民找來找去，找到了太平間。在農村，人一旦病死，馬上會被拉走，太平間平時都是閑置的。這里成了韓德民的“解剖實驗室”。無數個晚上，他邊看書邊用錘子一下一下鑿。顳（niè，頭部兩側靠近耳朵上前方部位）骨深處的耳蝸鑿出來了，被他放進小瓶子里。顳骨里面包裹的半規管也被削了出來，只有小米粒的1/3大小。頭頂那盞昏暗的燈晃來晃去，韓德民經常鑿著鑿著困了，趴在解剖臺上就睡著了。

不管住炕頭還是睡太平間，韓德民毫不在意。他雖然出生在大連市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但因為家庭成分問題，從小沒少遭受歧視和不公。他剛滿17歲就到遼寧盤錦農村插隊，決心用勞動改造自己，“別人吃不了的苦、干不了的活、堅持不下來的勞動，我都沒問題”。所以，在鄉村醫療隊吃的這點苦，對韓德民來說壓根不算什么。

隨著對學科的深入研究，韓德民對五官七竅越來越著迷。“張立老師帶著我做了很多手術，有時病人太多，他忙不過來，就指導我直接上手。”經過在醫療隊的實踐，韓德民被調回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醫院時，比留校的同學水平要高出一大截。

氣管切開是耳鼻咽喉科的常規手術，由于醫院地處沈陽市中心，最多時每天有十幾例氣管切開手術。有點資歷的醫生都不屑于做，但韓德民從不回避。一個電話打過來，他即使正在吃飯，也會馬上撂下筷子趕過去。碰到急診手術，他忘卻周邊環境，全情投入，“就像雕刻藝術，是心與藝術的交流”。

那哭聲“真是美妙極了”

1991年，韓德民從日本留學歸來，來到以眼科、耳鼻咽喉科為重點學科的同仁醫院。當時，傳統的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手術常會出現并發癥——喝水嗆水、吃飯嗆飯。因為醫生的治療模式是切除患者的大部分軟腭和懸雍垂，導致患者在術后容易出現誤吸、誤咽的情況。韓德民在手術中嘗試保留軟腭，術后懸雍垂可以隨著肌肉運動，逐步恢復功能，不僅保證了治療效果，也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

韓德民開創的新術式遠不止這一項。

1993年，醫院來了一名喉聲帶早期癌癥患者。韓德民在日本留學時見過激光手術，回國后一直希望將激光應用到喉癌手術中。經過反復實驗，他感到時機成熟了。在支撐喉鏡的配合下，他用激光在患者癌組織基底深處安全距離徹底切除了腫瘤。以前做喉癌手術的病人至少要住院一周，這次由于沒做氣管切開，病人術后恢復很快，當天傍晚就出院回家了。喉癌激光手術的成功讓業內為之一振，很快在全國普及開。

1997年，3歲的抗夢雯被父母帶著來到同仁醫院求醫。小女孩是先天性雙耳失聰患者，父母給她取名“夢雯”，希望她在夢中能夠聽見（聞）聲音。韓德民在了解過抗夢雯的情況后，希望嘗試從澳大利亞引進的人工耳蝸。人工耳蝸植入術需要在耳后切開，開放乳突到中耳腔，再通過在面神經前沿顯露骨岬處鉆一個孔，從耳蝸底軸把精細的多導電極旋植入耳蝸。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損傷面部神經，造成口眼歪斜。抗夢雯的家長很猶豫。

韓德民不斷給家長做工作。最終孩子母親被打動，決定嘗試，條件是韓德民要簽下“生死約”，保證孩子不出現任何并發癥。為了抗夢雯以及更多耳聾患兒能有更精彩的人生，韓德民愿意賭上自己的前途，點頭同意。

手術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家長在護士站看手術“實況直播”。50天后，到了測試聽力的時候，所有人都很緊張。韓德民表面鎮定，內心也在打鼓。當人工耳蝸開機調試，一直活在無聲世界的抗夢雯突然被聲音嚇到，愣了一下，接著“哇”地哭出了聲。“那個哭聲在我聽來真是美妙極了，因為我知道，她聽見了！”

植入人工耳蝸的抗夢雯在跟韓德民說悄悄話。

如何避免更多的孩子失聰？韓德民希望從源頭找到解決辦法。他找到了清華大學教授、生物芯片專家程京。2009年，程京帶領的團隊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款遺傳性耳聾基因檢測芯片。只需要一滴新生兒的足跟血，就能檢測出新生兒是否攜帶有先天性耳聾、遲發性耳聾和藥物性耳聾的遺傳性耳聾基因，為預防和診治以及人工耳蝸植入提供了科學依據。

幾十年里，韓德民幫助建立“篩查—診治—康復—預防”四位一體的防聾治聾服務模式，也見證了中國防聾工作從受援國轉變為對外援助國，人工耳蝸從進口到自主生產再到推廣至“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整個過程。

“又是一段波瀾壯闊的人生”

此次接受采訪前，韓德民剛從新疆回京。這是他最近幾年的生活常態，“大部分時間在新疆，來北京算出差”。2022年，應自治區黨委和政府邀請，71歲的韓德民舉家搬到新疆，參與新疆國際醫療中心建設，“又是一段波瀾壯闊的人生”。

“其實剛到新疆挺難的，要帶一支新的隊伍，很多新技術從無到有，既要身體力行，又要做好頂層設計和規劃，而我也是廉頗老矣……”韓德民感嘆著，但話鋒一轉，“無論如何也要去，因為意義重大”。

此前，在擔任同仁醫院院長期間，韓德民一直苦于醫院空間有限，“全國各地的病人來這里看病，醫院設施老舊，空間人滿為患，再好的服務也不可能讓人滿意”。在他的主導下，同仁醫院在原有院區的基礎上，在馬路對面新建東區，同時還在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開設了新院區，“一院三區”的格局逐漸形成。

物理空間比原來大了3倍多，韓德民以為可以更從容地應對患者需求，但很快醫院又人滿為患。

為什么會這樣？“本質上因為大城市的優質醫療資源無法下沉到基層醫院，同時，大量基層醫院的技術骨干又被‘虹吸’到大城市，基層醫療體系薄弱，很多病人不相信基層醫院。大醫院的門診病例中，80%以上都是常見多發病。”韓德民說。

這也是韓德民選擇到新疆的主要原因，“希望能建立一種新的模式，把常見多發病留在社區醫院和三級以下醫院，而不是扎堆到大醫院”。

近十幾年，韓德民一直聚焦于解決城鄉醫療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2016年，在韓德民的倡導和主持下，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發起“華佗工程”，希望通過適宜診療技術下基層，推動城鄉一體化專科標準化體系建設，把大城市成熟的醫療技術向縣級醫療機構、鄉村基層推廣，促進建立分級診療體系，努力改善患者蜂擁到大城市大醫院看病求醫的窘境。“現在已經在全國五六個地區做了試點，但還遠遠不夠。”

韓德民參與“華佗工程”項目，將先進診療技術推廣到基層。

“新疆受地域限制，醫療服務水平和內陸地區差距大，對高層醫療服務的需求也更大。”韓德民認為這里是一片大有可為的熱土，“我選擇到新疆，就是要開創一個新的、全智能化的分級診療體系，實現線上線下、院里院外一體化，讓大部分常見病、多發病和慢性病能在網上解決，在社區進行健康管理，真正的疑難重癥才被送到大醫院。如果所有的醫療機構都按這個標準操作，整個社會的負荷就下來了。”

在這個過程中，可穿戴設備的角色不可替代，比如睡眠疾病監測可穿戴設備，可以在五六秒內完成數據分析和初步診斷；智能助聽器，通過與手機數據聯網，實現在家驗配。

韓德民說，搭建起智能化的醫療服務網絡體系，就可以把每個人的健康數據放在網上管理，人工智能和醫生遠程服務相結合，加上完善的藥品物流保證，最終實現在家和在醫院看病一樣的效果。“等到春暖花開的時候，新疆國際醫療中心差不多就要開業了，夢想離實現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