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卓元在北京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侯欣穎 / 攝）

“高山高而不險，流水急而不湍。”

張卓元，1933年生于廣東省梅縣，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工業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所所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闡釋者和推動者之一，2024年9月獲得“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沿著北京月壇北街前行，拐進僻靜的月壇北小街，環球人物記者眼前出現一棟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四層紅色磚樓，這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以下簡稱經濟所）。

記者和張卓元約定的采訪地點在所內。自2024年9月張卓元榮獲“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以來，一向靜謐的經濟所變得熱鬧起來。當天，和記者一同出現在所內的，還有從浙江遠道而來的兩位老師，自稱是張卓元的“徒孫”，前來祝賀。

張卓元所乘的車子停到院內。見他下車，記者下意識想要上前攙扶，沒想到他步履輕盈，徑直走上前，笑著與大家一一握手。身高超過1.8米的他，身形略顯瘦削卻十分挺拔，頭發濃密，青絲多白發少，看起來完全不像91歲的人。

·張卓元（右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與記者見面。（侯欣穎 / 攝）

張卓元的學術生涯始于經濟所，也退休于經濟所。深耕經濟學理論研究六十載，他以一棵“常青樹”之姿，植根于我國各階段經濟改革浪潮中，成為“穩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盡管在學術領域建樹頗豐，但一向低調做事、深居簡出的他，幾乎一輩子只圍著研究所轉。只有走近張卓元的人才會發現，他看似平淡如水的學術生涯背后，其實是波瀾壯闊的一生。他的學生、中國科技大學教授房漢廷曾形容張卓元——“高山高而不險，流水急而不湍”，記者深感如此。

“玉泉山人”獻策20年

1993年5月，張卓元在家中接到電話通知，6月1日要到玉泉山報到，參加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文件起草工作。

實際上，從1987年第一次受邀參加中央召開的專家會議商討流通體制改革問題起，張卓元便開始了為國家建言獻策的日子。而登上玉泉山，則意味著他的想法和觀點將可能成為落地的政策。

此后20年間，這樣的電話不斷打到張卓元的家中。他先后參加了十幾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和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十八屆三中全會相關文件。他的老朋友、經濟學家吳敬璉為此贈他“玉泉山人”的雅號。

對于第一次登上玉泉山的經歷，張卓元印象深刻。“通知我們9點半開會，我9點前就到了，在外面散步，突然接到電話讓趕緊過去，領導已經到了，在會場等我們。”

此前黨的十四大確定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改革目標，但關于目標的具體細節并不明確。張卓元參與的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相關文件起草工作由此展開。

張卓元記得，起草小組成員按不同議題被分成幾組。他和另外兩名成員被分到市場體系組。大家經過商討提出“要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這個提法是這次全會定的”，順利通過。

最為“難產”的要數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討論。現代企業制度已經明確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現代企業制度是什么？有什么特征？文件起草過程中，這些事項遲遲敲定不下來。張卓元在完成了原定的工作后，又被借調到這邊參與討論。最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被確定下來。

1993年11月11日至14日召開的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約1.5萬字的篇幅，洋洋灑灑50條。這份被稱為“市場經濟50條”的文件，拉開了中國大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帷幕。

張卓元每次參與中央文件起草，時間最短半年，最長的一次持續了一年多一點。那次是2001年9月開始的黨的十六大報告起草工作，他參加了分量最重的經濟發展改革部分的起草。黨的十六大閉幕后，外界普遍認為，“中共十六大報告回答了在新世紀、新階段中國共產黨舉什么旗、走什么路、實現什么目標的重大問題”。

漫長而忙碌的文件起草工作，對張卓元來說是腦力和體力的雙重考驗。參加黨的十六大報告起草時，已近古稀之年的他得到一些“優待”——可以不參加晚上的會議，這對于“最怕晚上加班”的張卓元來說是個福利。他是典型的“早起鳥”，從年輕時就習慣早上四五點起床工作，“別人上班時，我的文章基本已經完成了”。早起意味著要早睡，如果睡不好覺，他頭暈的毛病就會犯。

到了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籌備期，80歲的張卓元再次“出山”，“我都沒想到這次還能參加”。當老一輩經濟學家大多因年紀和身體原因難再參與工作時，耄耋之年的張卓元依然活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統部署，在相關文件起草過程中，張卓元積極支持將沿用多年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作用”，升格為“決定性作用”。

置身中央文件起草工作20年，張卓元始終樂在其中。“做調查研究、聽取匯報、研究討論，對我來說既是工作，更是學習。我本身就是搞研究的嘛。做完中央交給我的工作，有些心得，我就再寫些文章，從理論上加以闡述和宣傳，這也是很自然的。”說起那些在理論與實踐中反復探尋和求索的漫長歲月，他心懷感恩之情。

·2024年10月21日，“張卓元學術思想座談會”在北京舉行。

學術研究要“求異存同”

上世紀80年代初，張卓元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在北京三里河沿岸，有漁民背著一大筐活魚叫賣，引來大家爭相購買。在計劃經濟時代，物資供應緊張，人們很難買到魚，更別說活蹦亂跳的魚。當市場逐步放開，老百姓的餐桌變得豐富。“回過頭看，把水產品、水果、蔬菜的價格放開，物價會跟著有些上漲，但也刺激了生產和供應。價格放開搞活市場，不需要長篇大論地爭辯，這是生活的事實。”

改革開放初期，價格改革在經濟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度成為爭論焦點。張卓元最早在經濟學界成名，恰恰緣于他參與的市場化價格改革。這一研究從他1954年進入經濟所之后便逐漸展開。

上世紀50年代的經濟所星光熠熠，聚集了全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如駱耕漠、薛暮橋、孫冶方等。作為所里的后生，張卓元備受前輩們信任。張卓元回憶，駱耕漠經常把辦公室的鑰匙交給他保管，寫的文章也會讓他第一個讀，“說是聽聽我的意見”。薛暮橋還帶張卓元到農村地區調查農業生產、農產品成本問題。孫冶方更是將張卓元視為“關門弟子”精心栽培。“這些機會都是很難得的，一般人哪能得到？”張卓元說著說著，思緒也穿越回那些他無比珍視的與授業恩師們相伴的日子。

孫冶方1957年來到經濟所擔任所長后，很快成為所里很多年輕人的“偶像”。如今，在中國經濟學界說起孫冶方，幾乎是無人不曉，“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被認為是我國經濟學界的最高榮譽之一。張卓元一直視孫冶方為自己經濟研究領域的“引路人”。

張卓元回憶，孫冶方的到來讓經濟所的氛圍徹底換新——不僅強調要理論聯系實際，還主張不能人云亦云。“孫冶方說，外交上講究‘求同存異’，但學術研究要‘求異存同’。他自己也帶頭這樣做，提出的觀點經常跟流行觀點不一樣。當然，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他認為這樣對經濟發展更有利。”

孫冶方的理論包括生產價格論、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價值規律的作用等，對張卓元的研究工作影響很大。在孫冶方的帶動下，張卓元的很多文章是經過大量調查寫出來的。為了計算農產品成本，張卓元在農村打了很長時間算盤，甚至練就了“右手寫、左手打算盤”的技術。

·1981年，張卓元與經濟學家孫冶方（左）在一起。

1964年，張卓元和同事何建章發表的《試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生產價格》成為價格改革的開山之作。1981年，二人再度聯手，發表了《計劃 市場 價格》，首次提出“對物價管理體制和價格體系要進行根本改革”的主張，為中國經濟運行機制改革開出一劑“良方”。

1983年，張卓元轉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擔任所長，此后便將研究重點放在了價格改革上。其間，他提出了“漸進式推進價格改革”的方案和設想。他認為，價格改革是市場化的改革，而且必須是全面的改革，這不僅包括一般消費品價格由市場形成，還應當包括生產要素形成市場和市場化定價。

1993年，張卓元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所長，應改革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轉向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兩年后，他重回經濟所，成為經濟所所長。這是他第三次當所長，業界的一些朋友戲稱他是“所長專業戶”。而不斷跨所任職，讓張卓元涉獵了經濟學諸多領域，包括價格改革、流通問題、國企改革等，被公認為中國“穩健改革派”的代表之一。

房漢廷總結，張卓元從價格改革到“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到1992年參與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到1993年參與勾畫國有企業改革新方向，再到世紀之交參與中國改革開放總體方案的設計工作，“幾乎參與了我國各個改革階段的理論創新過程”。

客家人的“經濟學新世界”

榮獲“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后，張卓元經常被問到作何感受。在記者面前，他回答得直白而謙虛，“是對我們搞經濟學研究的人非常大的鼓勵”。接著，他話鋒一轉，說道：“我也清醒地認識到，在經濟領域比我貢獻大的人有很多，他們可能因為官職原因不在評獎范圍內。”

·2024年9月29日，張卓元獲頒“經濟研究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專注經濟學研究60多年，張卓元練成了“所長專業戶”，對于“學而優則仕”的路徑沒有欲求。孫冶方當年堅持“一不改行，二不改志，三不改研究方向”，張卓元亦如此。對他來說，研究經濟學純粹出于興趣，“怎么都不會放棄，總想了解更多”。

張卓元把他與經濟學的初次相遇形容為“純屬偶然”。1950年，新中國成立不久，整個社會一派生機勃勃。在梅州中學讀高三的張卓元讀到一本改變他日后人生走向的書——蘇聯經濟學家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

后來在很多場合，張卓元都提到過這本讓他對經濟學“一見鐘情”的著作，其中講到社會發展史，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及社會遠景……他細細翻完，大開眼界，“書中描寫的那些‘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社會，對從小生活在小縣城的我來說是全新的世界”。他迫切希望觀察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一心就想考經濟學專業。所以，當兩份大學錄取通知書——清華大學社會系和中山大學經濟系同時送到張卓元手中時，他毫不猶豫選擇了后者。

張卓元的老家廣東梅縣是客家人的聚集地。“按照我們客家人的傳統，孩子至少要讀到高中畢業，有機會還要考大學。”張卓元家兄弟6人，包括張卓元在內的4人都是通過高考走出了閉塞的縣城，擁有了更廣闊的人生。

一個竹子編的小箱子，內裝一些換洗衣物，這是張卓元離家求學時的全部行囊。中山大學位于廣州，相當一部分同學來自廣州、珠海、香港，思想活躍，生活豐富多彩。“一到校我就聽說，中山大學學生必須學會兩項技能——跳舞和打橋牌。”張卓元對跳舞不感興趣，但打橋牌上手很快。“后來在經濟所也很流行打橋牌，我還和吳敬璉一起拿過所里橋牌比賽的三等獎，全靠大學練出來的牌技。”張卓元說，他每次回中山大學，都會去看看當年舉辦活動的禮堂。

張卓元并不是一路過來都是學霸。他在中學時學習算中上游水平，直到大學開始學習經濟學，在興趣驅使下，如虎添翼，成績穩居前列。“我對經濟學很著迷。每周學校草坪上放露天電影時，我只要手上有本好書，情愿不去看電影。”

求學期間，令張卓元最難忘的，是臨近畢業時他寫了一篇《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并在老師的推薦下發表在學報上，“當時很少見學生發表文章的”。他記得，自己拿到6元稿費后，請要好的同學打牙祭——一人一碗牛肉湯。

正是這篇發表于學報上的文章，成為張卓元進入經濟所的“敲門磚”，他的經濟學研究生涯由此徐徐展開。此后60多年，他在學術道路上走得穩健又扎實，先后出版著作27部，發表論文500余篇，主持編寫了《中國經濟學60年》和《新中國經濟學史綱》。“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可以說是張卓元學術生涯的最好寫照。

搞經濟學要跟實踐發展同步

在張卓元的兒子張平眼中，父親幾十年如一日堅持每天早起寫作，往來文件全是通過計算機、平板電腦完成，經常和年輕人討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話題，對身邊的人也是一種激勵，“我覺得自己不努力都不行”。

如今，91歲的張卓元依然沒有停下在經濟學領域探索的腳步。每隔幾天，他就會到超市逛一圈，買東西的同時，也是跟市場和國民經濟最直接的接觸。“現在手機支付、網約車、網上購物很方便，是貨幣流通方面的一場革命，搞經濟學的人更需要學會這些東西，才能跟實踐的發展同步。”

環球人物：您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參與國企改革，到現在已經有30多年，您覺得國企改革如今走到了什么階段？

張卓元：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我個人認為還在進行中。過去我們設想的市場經濟體制，今天來看，很多已經實現了，但從發展的眼光看，要改革的地方仍不少。而且越到后面，容易改的改完了，剩下的都是難的了。

具體到國企改革，如果按照過去我們說的，只要實現了公司制改革就可以稱之為現代企業制度了，但現在來看，還不夠。像能源、電信等壟斷行業，主要分為兩部分業務：一部分是自然壟斷性的，需要國有獨資或者國有控股，另一部分占比更重的是非自然壟斷性的，需要引入競爭機制。比如加油站就沒必要一直是國有獨資或國有控股，可以考慮放開。為什么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老提混合所有制？就是希望這些壟斷行業的非自然壟斷性業務放開競爭。類似這樣的改革目標，在我們早期主張“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時候是提不出來的，但后來隨著改革深化、經濟發展，才有可能被提出來。所以說，改革是沒有盡頭的。

環球人物：2024年10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征求意見稿）》發布，您覺得現在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意義是什么？

張卓元：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給民營經濟一個良好的法治和市場環境。按照我的看法，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到1848年《共產黨宣言》所說的消滅私有制的前景，看得到的就是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就是要長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因此要對民營經濟支持、鼓勵和引導。在一般的市場準入領域，確保平等的競爭、平等的市場準入、平等的財產保護。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兩個輪子同時發展，對整個經濟增長還是很有利的。

環球人物：從2024年9月底起，國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出臺了一攬子增量政策。現在您所看到的經濟發展前景如何？

張卓元：財政部最近較大規模增加債務額度，支持地方化解“隱性債務”，把“隱性債務”置換為地方政府財政賬目上的“顯性債務”，這是非常對的。過去用“隱性債務”搞建設產生很多問題，有些腐敗由此滋生。

中央還采取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包括對低收入群體的補助，還有社保方面的支持。我們過去太重視投資和出口，對消費的作用一直有爭議，比如有經濟學家認為靠消費拉動的說法是誤導，還主張大搞投資，我不太贊成。我認為，中國經濟逐漸還是要走向以消費為主導，靠消費增長拉動經濟增長。中央也在這方面逐漸采取措施，方向是對的，成效還要逐步看。

環球人物：您如何看待在這個階段提出新質生產力的意義？

張卓元：因為我們現在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不能靠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等投入來促進發展，一定要提高全要素生產力。這就意味著要靠技術提升，靠新質生產力，這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時機契合。所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部分，第一條就提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這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環球人物：現在西方對我們搞經濟封鎖、加征關稅，炒作所謂的“產能過剩論”，您如何看待我國面臨的政治經濟形態？

張卓元：現在中國的生產能力非常強，但生產力不能只靠量的發展，還要靠質的提高、產業升級，這是關鍵。現在我們倡導“一帶一路”，促進拉美、非洲、東盟地區的共同發展，同時也要跟發達國家學習技術。其實，我們自己的供應鏈是很齊全的，如果能夠在技術創新方面更多發力，走向現代化的步伐誰也阻擋不住。

本文為節選

全文刊載于2024年第23期

《環球人物》雜志

總第5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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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制：張   培

編   審：蘇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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