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清溪何處邊？”這首唐詩名篇《桃花溪》出自詩人張旭。在唐代詩人里，張旭算不上最耀眼的。相比詩歌，他在書法史上的地位則高得多——提到草書，張旭這個名字是繞不過去的。

張旭（約675—約759），字伯高，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他剛踏入仕途時，擔任過常熟縣尉，負責一縣的治安管理與刑事案件。《新唐書》里記載了他在任上的一則軼事。據說，當時有個老人遞狀紙請求判決，張旭提筆寫了判詞，了結了案子。過了幾天，老人又來遞狀紙，張旭覺得很是麻煩，斥責了他。老人卻說：“我看您的書法筆法很是精妙，所以就想得到您親筆書寫的判詞珍藏在家里。”原來是遇到了懂書法的行家。張旭問他家里收藏了些什么，老人便把他父親的書法全都拿出來，張旭一看，眼前一亮，真是天下少有的奇妙筆跡。他細細觀摩、品讀，受益匪淺，感覺自己的書法境界更進了一層。

其實在進入仕途之前，張旭就有了一定的書法造詣。書法這門藝術，特別注重師承，張旭的筆法可是傳承了“二王”正宗。他的母親陸氏，是初唐書法名家陸柬之之女，即虞世南的外孫女，虞世南師承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陸柬之曾跟隨虞世南修習，得其真傳后，又學歐陽詢，再學“二王”，草書筆意尤為古雅。他還擅長教授書法，與其子陸彥遠，在書壇并稱“大小陸”。而張旭則自幼受教于陸彥遠，學有所成。

張旭之后官至左率府長史、金吾長史，世稱“張長史”。這在仕途上不算得志，好在張旭有酒，有草書。他與李白、賀知章、李琎等人被譽為“飲中八仙”。李白曾寫詩贊張旭：“楚人盡道張某奇，心藏風云世莫知。三吳郡伯皆顧盼，四海雄俠爭追隨。”兩人性情相投，李白斗酒詩百篇，張旭則是“斗酒草千行”。張旭豪邁的性情，最適合寫縱放不羈的狂草。

張旭的狂草，靈感源自公孫大娘的劍舞。他曾親言“始吾見公主與挑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后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公孫大娘是開元盛世的著名舞人，以《劍器舞》風靡一時。一日，張旭在長安的街道上走著，突然看到前面人群涌動，便跟著人潮走去，發現是公孫大娘在表演劍舞，舞姿矯健，雙劍上下飛舞，忽隱忽現。張旭一時被劍舞迷住，回到家中，馬上痛飲一杯，拿起筆寫了起來。這時，他手中的筆仿佛幻化為公孫大娘的劍，時而如猛虎下山，時而如蛟龍出水，變化莫測，字字龍飛鳳舞，神采飛揚。張旭狂草由此橫空出世。

張旭《古詩四帖》，寫的是北周庾信的兩首《步虛詞》和南朝宋謝靈運的《王子晉贊》《四五少年贊》。

他的狂草作品主要有《古詩四帖》《千字文》等。《古詩四帖》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是一幅長卷作品，書寫的是4首古詩，無落款署名。明代書畫大家董其昌鑒定為張旭的作品。只見首尾一氣貫通，跌宕起伏，變化莫測，被譽為“神來之筆”，算得上書法史上數一數二的狂草作品。

張旭寫狂草，往往借助酒的作用，每次大醉后，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李肇《國史補》有載：“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揾水墨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癲’。醒后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把頭浸在墨汁中，用頭發書寫，確實很癲狂。但在當時，很多人欣賞這種“癲”。對張旭而言，“癲”是生命本真狀態的自然流露。癲狂的書法，意味著對前人法則的突破。在癲狂的草書中，他的生命得到淋漓盡致地舒展。在狂草藝術王國中，他就是國王，因此被尊為“草圣”。

最能理解張旭草書的，或許是唐代的韓愈。韓愈說張旭：“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斗、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后世。”在張旭的草書中，天地萬物之變與個人的情緒波動交融一體，化成了“變動猶鬼神”的點畫和線條。他即草書，草書即萬物，萬物與他并為一體。

張旭的狂草，沒有釋文幾乎難以辨識，因此很多人以為，只要多喝幾盅酒，乘著醉意，提筆一揮就成了狂草。實則不然。張旭的草書，從用筆到結構，再到章法，很講究法度。

張旭楷書名作《郎官石柱記》局部。

張旭對法度的講究，在他的楷書里也可見一斑。他有一件楷書名作《郎官石柱記》，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刻。原碑毀于元末，僅有明代王世貞舊藏“宋拓孤本”傳世。這么狂放不羈的“張癲”，楷書竟能寫得這么一筆不茍，由此引發了蘇軾對草書與楷書二者關系的評論：“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

縱觀整個書法史，張旭的草書影響很大，不僅當時有很多人寫詩贊譽，唐文宗李昂在位時，還專門發了一道詔書，昭告天下，我大唐有三絕：李白詩歌、裴旻劍舞、張旭草書。（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