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是好幾代人的“女神”。她的美妙歌聲與傳奇人生驚艷了海峽兩岸，影響了東亞文化圈乃至整個世界。

鄧麗君的音樂創作，飽含對兩岸同根同源的歷史記憶。鄧麗君祖籍河北省邯鄲市大名縣，1953年出生于臺灣云林縣，有著根系兩岸的文化淵源。在其成長教育期，臺灣地區正處在相對重視中華傳統文化的階段，這影響和塑造了她的藝術底色。1967年，鄧麗君發行首張個人專輯《鄧麗君之歌——鳳陽花鼓》，重新演繹一段安徽傳統戲曲，從此步入歌壇。此后，鄧麗君演唱了多首中國傳統民間小調，比如《采紅菱》《四季歌》《探情郎》《回娘家》等。1983年，她發行華語流行樂壇首張以古詩詞譜曲的專輯《淡淡幽情》，以古詩詞為載體展現中華文化之美與兩岸同根同源的民族認同。鄧麗君的服飾之美乃至藝術審美，也都有著中華傳統文化的元素和偏好。

鄧麗君藝術人生的黃金時段，跨越了臺灣地區的現代化與兩岸和平發展的“破冰”進程。彼時正值臺灣經濟騰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鄧麗君歌曲中的中華文化底色和對經濟發展的自豪感日益匯集。與此同時，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下，在海峽兩岸由隔離轉向交融的背景下，鄧麗君的音樂走進了大陸千家萬戶。與她同時到來的，還有余光中的鄉愁詩、金庸的武俠小說、李小龍的功夫片，共同形成獨具時代特質的文化潮流，也成為那一代中國人——無論身在海峽兩岸，還是港澳地區——相通的文化記憶和情感共鳴。1985年，《北京青年報》刊登題為《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的報道，“電話從北京來”是祖國的認可和召喚。2012年，以邯鄲大名鄧麗君筠館為中心，新華社制作的專題片《尋找鄧麗君之根——中國·大名》（英文版）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巨型電子屏上首播，代表祖國對鄧麗君藝術人生的進一步肯定。她也成為兩岸文化藝術交流的重要參照與樣本。

鄧麗君遍及東亞、遠涉歐美的音樂足跡，是中華文化開放包容的一個縮影。在20世紀70年代，鄧麗君的歌聲傳播至日本、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其藝術影響力擴展到東亞文化圈。這一時期，其歌曲《千言萬語》《海韻》《空港》《小村之戀》等風靡東亞文化圈，其內在的鄉愁、進步、自豪相互激蕩，別具一格，動人心弦，并逐步成為東亞流行音樂的一種創作范式。在20世紀80年代，鄧麗君的歌聲又漂洋過海傳播到美國，她成為首位在美國林肯中心、洛杉磯音樂中心開唱的華人歌手。1986年，美國《時代》周刊將鄧麗君評為“世界七大女歌星”之一，評語為“她的聲音是連接離散華人的無形紐帶”。

更為可貴的是，鄧麗君的影響沒有囿于那個時代。流行音樂的持久性影響是衡量藝術生命與藝術質量的關鍵指標，它考驗的是藝術家的深層文化根基和創造活力。鄧麗君是連接前后兩段中國流行音樂史的橋梁紐帶，既對大陸第一代流行歌手田震、王菲等帶來啟發和塑造作用，也對第二代流行歌手的音樂創作和演唱帶來遠程滲透性影響。如今，鄧麗君的歌聲穿透時光，跨越世代，成為治愈“00后”的一種心靈之聲。這種強烈的生命力，恰好印證了鄧麗君深厚的文化根基與獨特的創作才華。

作為根系兩岸、享譽東亞、影響海外并跨越世代的流行音樂家和藝術家，鄧麗君的一生短暫而光榮。她的音樂歷經兩岸文化與政治的變遷，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當下，依舊為全體中國人甚至海外熱愛中華文化之人士所喜愛。鄧麗君的藝術人生及其在兩岸強大的影響力，證明兩岸同文同種、同根同源。這不僅是包括鄧麗君在內的一批港臺音樂家和文學家個人藝術生命的底層支撐，更體現了兩岸同屬中華民族與兩岸完全統一的強大政治和人心基礎，是任何“臺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預勢力無法隔斷與破壞的。

鄧麗君一生有著強烈的登陸演出、落葉歸根和開展更密切文化藝術交流的渴望，但因時局、身份以及兩岸長期政治阻隔的現實，未能成行，這是其藝術人生的一大遺憾。祖國統一、人民幸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愿和強大意志，也是貫穿鄧麗君藝術人生的夙愿和追求。（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海峽兩岸關系法學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