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南京女兒家廚房的灶臺邊起步，用布滿皺紋的手在稿紙上耕耘出《秋園》《浮木》《我本芬芳》"女性三重奏"，楊本芬以素人作家身份橫空出世，用質樸文字為沉默女性立傳。今年母親節，這位年逾八旬的"廚房作家"接受荔枝新聞中心記者專訪，坦言"母親不是終生職業"，更以"坨坨扁擔"自喻韌性人生，其關于母職與自我、苦難與光明的思考，為當代女性困境提供獨特注解。

這是一顆露珠的記憶，微笑、脆弱，但在破滅之前，那也是閃耀著晶亮光芒。

——楊本芬

1940年生于湖南湘陰的楊本芬，幼年喪父，17歲下放農村，后成汽車運輸公司職員，60歲因母親離世提筆寫作，80歲出版處女作《秋園》。在南京女兒家廚房邊炒菜邊寫作，用買菜間隙記錄20萬字家族史，其作品豆瓣評分均超8.5，被讀者稱為"平民史詩"。

母親不是一份終生職業

記者：“您如何理解‘母親’這一身份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角色？在母親節這一天，您最想對天下母親說的一句話是什么？”

楊本芬說：“多數家庭中，母親承擔了照顧者的角色。孩子幼小的時候，沒有人照顧就存活不下來，因此在家庭中母親就格外重要了。母親花在家庭中的時間特別多，因此一個家庭的氛圍常常是由母親決定的。母親像一個家庭的粘合劑，把家庭成員聯系在一起。”

對社會來說，每一個孩子都不光是家庭的孩子，還是社會的孩子。一位母親養育好一個孩子，就是培養了一名良好的社會成員，那意味著她對社會、對人類做出了貢獻。

最想對天下母親說的話是：母親不是一份終生職業，當孩子們長大以后，讓他們去走他們的路，把自己還給自己。

我和她都是坨坨扁擔

記者：“您在南京女兒家廚房寫作時，灶臺邊的抽油煙機聲、湯鍋的咕嘟聲是否成為創作的背景音？這些日常瑣碎如何融入文字的溫度？”

楊本芬覺得：“日常瑣事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我只會寫跟日常有關的文字，它們不是背景音，而是我寫作的主旋律。不是‘日常瑣碎如何融入文字的溫度’，倒是文字如果脫離了日常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溫度又從何而來？”

記者：“您在60歲開始寫作的契機是母親去世，這種‘用筆趕路’的創作是否是對母愛的另一種延續？母親的精神如何影響了您的文字？”

楊本芬說：“我終生感謝母親在家境非常艱難的情況下讓我出去考學校，這樣我才變成一個識文斷字的人，晚年才可能寫作。書寫母親，更多是作為女兒的反哺吧。不過寫的時候沒有想過這些，就是想把一些刻骨銘心的事情記錄下來。母親的精神，一個是她自己一生都愛讀點什么，八十多歲了還跟我討論金庸，這種對精神生活的需求在我身上有延續。第二就是她的韌性，家鄉俗話說‘坨坨扁擔耐得挑’，意思是陳舊老竹做的扁擔，哪怕彎曲了也不容易折斷。我和她都是坨坨扁擔。”

楊本芬與母親合影

記者：“您筆下的母親形象（如《秋園》中的梁秋芳）與當代母親有何共通與差異？您認為今天的母親面臨哪些新的挑戰？”

楊本芬表示：“人類的差異性很大，當代母親也是各種各樣的，所以只能粗淺地對比一下：共通性，都是母親，都具有母性的本能。差異，一是秋園那代女性主要面臨生計問題，選擇很少，當代母親選擇的余裕就大多了；二是秋園畢竟是讀《女兒經》啟蒙的，身上有很深的傳統文化烙印，當代母親受現代觀念影響肯定更大，會更自由更自主。”

記者：“《我本芬芳》中惠才的婚姻困境引發許多女性共鳴，您如何看待母親身份與自我之間的張力？當代女性應如何在家庭責任與個人追求間尋找平衡？”

楊本芬告訴記者：“我們那代人很少會意識到‘自我’。就我而言，即便已經出版了《秋園》，也沒把自己看成作家，依然把照顧家庭看作第一職責。當代女性如何在家庭責任與個人追求間尋找平衡，沒有辦法籠統地回答這個問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際遇，需要自己做出選擇，最終承擔起自己的命運。”

【寫作是怕忘記很多事

記者：“從60歲到85歲，您筆耕不輟，甚至在腳痛中堅持寫作。是什么支撐您持續創作？您如何看待“年齡”對作家的影響？”

楊本芬說：“我就是有點喜歡寫。”

記者：“您曾說‘寫作是怕忘記很多事情’，在書寫母親、鄉親與自己的故事時，您如何選擇記憶的切口？哪些細節是您最想保留的？”

楊本芬認為：“我選擇那些像烙印一樣刻印在腦海中的事情來寫。我寫下的細節都是我想保留的。”

我從未編織生活，我只寫所見與聽聞的生活

記者：“您的作品被稱為‘女性三重奏’（《秋園》《浮木》《我本芬芳》），您如何看待女性視角在歷史書寫中的價值？您認為女性作家應如何為沉默者發聲？”

楊本芬說：“我寫的時候從沒想到‘女性視角’。我自己是女的，又只會寫真實，自然而然就是女性視角了。世界由男性和女性組成，女性的情感世界，另一個性別恐怕很難感同身受，來自女性的書寫毫無疑問是必要的和有價值的。如果人類文明與歷史的長河中缺乏了女性書寫，那是不可想象的。為自己發聲，寫自己切身的東西，真誠一點，這就是在為沉默者發聲。因為在那之前，你自己也是沉默的一員。”

記者：“《豆子芝麻茶》中，您聚焦秦老太、湘君、冬蓮的婚姻，這些故事是否源于您身邊人的真實經歷？您希望通過這些故事傳遞怎樣的女性力量？”

楊本芬說：“是。有讀者曾質疑秦老太的故事，認為我把悲慘的事堆疊在一個人身上了，有堆砌苦難，刻意賺取眼淚之嫌。殊不知我甚至沒有采用魯迅先生的創作方法——‘雜取種種，合成一個’，我寫一個人，就是這個人的故事。如果那故事沉重得讓人窒息，不是因為我的堆疊，而是個體生命的遭際就是如此。我從未編織生活，我只寫所見與聽聞的生活。”

記者：“您曾說“面對真實的勇氣”是寫作的特點，這種“真實”是否包含對人性弱點的直面？您如何看待讀者將書中人物與自身經歷對號入座的現象？”

楊本芬坦言：“我一開始寫東西，我二女兒——她也是作家——就對我說，如果沒有勇氣面對真實，就不如不要寫。我贊同。我覺得自己確實蠻有勇氣的。每本書都有自己的命運。我的任務是把故事寫出來，出版之后它的命運就不是我能掌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