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權

在中國書法史上，柳公權是楷書四大家之一，他的楷書被尊為“柳體”，與顏真卿并稱“顏柳”。

柳公權（778年—865年），京兆華原（今陜西耀縣）人，幼而好學，12歲即能吟詩作賦，人稱“神童”，后精經術、曉音律，尤擅書法。29歲那年，他進士及第，歷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7朝，官至太子少師，封河東郡開國公。

據說，柳公權有出口成章之才。有一天，他隨從唐文宗去未央宮花園中游玩，文宗對柳公權說：“有一件使我高興的事。過去賜給邊兵的服裝，常常不能及時發下，現在二月里就把春衣發放完畢。”柳公權上前祝賀，文宗說：“只是祝賀一下，還不能把你的心意表達清楚，你應作首詩向我祝賀。”柳公權當即作詩兩首，文宗聽后，贊道：“曹子建七步吟詩，你竟只需三步。”

但柳公權最為知名的還是書法。他的楷書與顏真卿的楷書被譽為“顏筋柳骨”。兩者之所以并列，一是他們各自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成為楷體典范；二是他們兩人在品格上均忠直有風骨。唐以后的書法學習，一般都從楷書入門，楷書入門的第一步就是先“立骨”——先把字的“骨架子”撐起來，因此“柳體”“顏體”楷書就成了初學書法的入門字帖，這背后蘊含著“藝”與“道”并修的理念。

“柳體”楷書這么硬朗，根源在于內心的剛正不阿。唐穆宗喜歡柳公權的書法，將之奉為書法圣品，后來還把他召到長安。他入仕不久，即成為朝廷的專職書法教師。有一次，穆宗問柳公權怎么才能寫好字，柳公權答：“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這既是在談書法，也是對皇帝的“筆諫”。“心正則筆正”從此廣為流傳，并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重要論題。盡管一個作書者的內心與書法之間的關系充滿了復雜性，不能直接畫等號，但強調“作字先作人”，人作好了字才可一觀，成為中國書法的一個重要追求。

文宗朝時，文宗在便殿召見6位學士，談話中提及漢文帝的謙恭節儉，文宗隨即舉起自己的衣袖說：“我這件衣服也洗過三回了。”學士們一聽，紛紛稱贊文宗的節儉，只有柳公權一言不發。文宗詢問緣由，柳公權答：“一國之君應當選拔賢良之士，罷免不才之人，采納諫言，嚴明賞罰。而像穿洗過的衣服這類事情，只是細枝末節而已，根本不值一提。”聽了這話，監察御史周墀（音同池）嚇得兩腿發抖，柳公權卻神色自若，不慌不亂。文宗一聽，對柳公權說：“我深知你這個舍人之官不應降為諫議，但你有諫臣風度，那就授予你諫議大夫之職。”第二天，朝廷頒布詔令，讓柳公權以諫議大夫的身份掌管起草詔令，同時保留學士職位。

柳公權的楷書在當時影響很大，公卿大臣家為先人立碑，如不能請到柳公權寫字，會被認為是“子孫不孝”。就連外國人來朝進貢，也往往額外備上一份錢款并標注：“購買柳公權書法專用。”及至后來，“柳體”還成了北宋印刷字體的“模板”，明清兩朝的“館閣體”也以“柳楷”為基礎。

現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玄秘塔碑》是柳公權的楷書名作。《玄秘塔碑》于唐武宗會昌元年（841年）刻成，由時任宰相、也是書法名家的裴休撰文，柳公權書丹。雄偉高大，高386厘米、寬120厘米，有1302字。何以有如此高規格的“禮遇”？因為碑主端甫法師不同尋常。端甫是繼玄奘之后的又一位高僧，在朝中掌內殿法儀，清凈持戒長達10年，尤以主講《涅般》《唯識》等著稱于世。836年6月，端甫圓寂，文宗賜謚號“大達”法師。5年后，武宗為紀念他并告示后人，在長安立此功德碑。

柳公權《玄秘塔碑》局部。

《玄秘塔碑》為柳公權64歲所書，是“柳體”楷書風格走向成熟的代表作，也是唐代楷書的巔峰之作。通觀此碑，每一個點畫，每一個結構，均精到嚴謹，極有法則，但又書寫自然。明代文學家王世貞評價說：“此碑柳書中最露筋骨者。”可以說，《玄秘塔碑》是唐代楷書里最能見“骨”之作。

兩年之后，66歲的柳公權完成了另一件楷書杰作《神策軍碑》。相比于《玄秘塔碑》，《神策軍碑》顯得更為敦實含蓄，骨力不那么外露。此碑由翰林學士承旨崔鉉撰文，立于皇宮禁地，后毀于戰火，只有拓本傳世。拓本在宋代即裝裱成冊，分上、下兩冊，下冊不知何時佚失。上冊后為南宋賈似道所收，元代歸翰林院國史館藏，至明代為晉王朱棡（音同崗）所得，清代經孫承澤、安岐等人收藏，后流落至香港。20世紀60年代，藏家擬將《神策軍碑》等碑帖出售。周恩來總理得知后，指示文化部設法購回這批珍貴碑帖。最終，宋拓孤本《神策軍碑》被購回，現藏于國家圖書館。

柳公權《神策軍碑》局部。

以書法名世的柳公權，其實對自己書法寫得好并擔任朝廷書法教師這件事很不以為意。他的哥哥柳公綽在一封寫給宰相李宗閔的信中說：“家弟苦心辭藝，先朝以侍書見用，頗偕工、祝，心實恥之。”柳公權認為，侍書這事就像樂官（工）、太祝（祝）這一類雜藝，與治國理政的君子正業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可見，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眼里，人生為之“大”而書道為之“末”，對顏真卿是如此，對柳公權也是如此。（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書法教育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