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艾爾溫·托馬斯（左二）在喬治·何克的雕像旁合影留念。 　　作者供圖

“他一生辛勤，使原本荒蕪之地，變得芳草如茵。”

這是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為我的舅舅喬治·何克撰寫的墓志銘。作為投身中國抗戰事業的重要國際人士，路易·艾黎等發起成立了中國工業合作協會，開展經濟救亡運動。他的寥寥數語，沉靜而有力，飽含著對喬治·何克這位無私奉獻者的深切敬意。

初次聽聞這句話，是在1988年春天。那時，路易·艾黎剛剛辭世。我作為喬治·何克的親屬代表，首次來到中國并參加一系列隆重的紀念活動。這不僅是對路易·艾黎的追思，也是對我舅舅的深情紀念。因容貌與舅舅相似，我還受邀在甘肅電視臺拍攝的電影《塞草青青》中飾演他本人。那段特別的經歷，讓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舅舅與中國人民在戰火中結下的情感與友誼的分量之重。

回到英國后，我開始整理舅舅留下的書信與報道，最終寫成傳記。今年，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亦是舅舅誕辰110周年、逝世80周年，這部傳記的中文譯本《原上草：喬治·何克的故事》由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并在倫敦書展上正式發布。“原上草”對應的正是路易·艾黎給舅舅的墓志銘中“芳草如茵”的意象。在我心中，舅舅最令人動容之處，在于他對中國人民發自內心的尊重與關愛，以及對理想矢志不渝的堅守。

首次來華至今，三十七載光陰轉瞬飛逝。不久前，我隨喬治·何克親屬訪問團再次來到中國，循著他當年的足跡，從上海入境，經陜西至甘肅，一路追尋他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生印記。那些年，舅舅以一顆赤誠之心，融入中國百姓的生活；心中人道主義的信念，照亮了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

1938年2月，舅舅初次抵達上海，當時正值日軍南侵，硝煙彌漫，滿目瘡痍。他本計劃短暫停留兩日，卻在目睹中國人民的深重苦難后毅然決定留下，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將中國的真實境況告知世界。他是最早深入延安采訪周恩來、朱德、聶榮臻的西方記者之一，也由此走上了與中國人民風雨同舟、命運與共的不凡道路。此次訪華，我們在上海宋慶齡學校向孩子們深情講述了舅舅的故事，愿他的名字成為更多中國年輕人心中溫暖的記憶。

陜西，是舅舅的理想生根發芽的地方。1939年，在路易·艾黎的推薦下，舅舅進入位于寶雞的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西北區辦事處擔任“洋秘書”，隨即投身教育事業，致力于為中國工合培養更多技術人才。他出任寶雞鳳縣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親自帶學生打籃球、唱山歌，還教他們英語，并收養了中共地下黨員聶長林的4名遺孤，給予他們慈父般的關愛。

結束陜西的行程，我們一行人抵達甘肅，沿著舅舅當年西遷的足跡徒步前往張掖市山丹縣。我腳下的崎嶇山路，都曾是他與師生艱難跋涉的征途。1944年冬天，因戰局日趨緊張，舅舅帶領全校師生翻越風雪交加的華家嶺，千里迢迢將學校遷至張掖山丹，并在此親手創辦山丹培黎學校。在物資匱乏、環境艱苦的年代，他事無巨細，帶領師生一磚一瓦建起校園，以“手腦并用、創造分析”的理念，在河西走廊播下現代工業教育的種子。

然而，正當學校的發展蒸蒸日上之時，舅舅在一次籃球運動中不慎腳部受傷，后又感染破傷風，最終未能戰勝病魔。1945年7月22日，年僅30歲的舅舅永遠留在了這片他摯愛的土地。彌留之際，他用顫抖的手寫下最后一句話：“把我的一切獻給培黎學校。”在山丹的艾黎與何克陵園，我靜坐良久，輕聲為舅舅朗讀傳記中的文字，仿佛與他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歲月遠去，但舅舅的精神不曾褪色。如今，山丹培黎學校已升級為培黎職業學院，成為承載光榮歷史與國際主義精神的現代學府，繼續培育一代又一代心懷理想的青年，延續著舅舅未竟的事業。舅舅的母校牛津大學沃達姆學院還以他的名義設立獎學金，用于資助中國學生，并專門設立“喬治·何克室”供中國來訪學者使用。多批牛津學子遠赴山丹交流學習，親身體驗舅舅教育理想在當代的延續。

親眼見證舅舅的夢想在中國開花結果，我的心中滿是感動與敬仰。他雖英年早逝，卻以樂觀、堅韌與無私的奉獻，贏得中國人民的信任與愛戴。他用短暫一生，在英中兩國人民之間架起理解與友誼的橋梁，留下了跨越時空的精神遺產。

為了銘記舅舅的初心與情懷，我繼承了他的中間名“艾爾溫”——一個古老的英國名字，意為“睿智的朋友”或“高尚的朋友”。這是我們血脈的延續，更是信念的傳承。舅舅的故事讓我深信：不論種族、信仰或文化背景如何不同，只要彼此尊重、心懷仁愛，為共同的理想攜手前行，即使生命短暫，也足以成就非凡。舅舅用一生寫下了這樣的答案，而我愿用余生將這份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作者為喬治·何克的外甥，著有《原上草：喬治·何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