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1897年—1986年） 廣東梅縣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全民族抗戰期間，任八路軍參謀長，并協同周恩來在國民黨統治區做統戰工作，后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長。

朱德（1886年—1976年） 四川儀隴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全民族抗戰期間，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八路軍總指揮（后改稱第十八集團軍，任總司令）。

“開國大典時，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人有1/3參加過平型關戰斗。”平型關大捷紀念館的講解員向《環球人物》記者和前來參觀的游客述說著當年的動人時刻。

紀念館的參戰將領展廳展示著1955年授銜時從115師走出來的將帥照片，共有4位元帥、1位大將、10位上將、36位中將和227位少將。其中排在最前面的是朱德。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1937年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繼淪陷。華北其他地區也岌岌可危。囂張的日軍妄圖“三個月滅亡中國”。華北戰場的七八十萬國民黨軍隊，竟手足無措。戰場上一批又一批的國民黨潰兵，用步槍挑著子彈、手榴彈和搶來的包裹、母雞等物件，像潮水般涌下來。

朱德則親率八路軍將士逆行而上，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抗日前線，并為奔赴前線的將士寫下誓詞：“我輩皆黃帝子孫、華族胄裔，生當其時，身負干戈，不能驅逐日寇出中國，何以為人！”

隨著八路軍的到來，戰場形勢為之一變。

“我們只有抗戰到底”

1937年8月，南京國防會議期間，朱德（右一）、周恩來（右二）、葉劍英（左二）與國民黨人士合影。

1937年7月底，平津被日寇占領后，愈感力不從心的蔣介石邀請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同商談抗戰問題。當時以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代表身份在西安與國民黨軍政要人接觸的葉劍英得知消息，為避免西安事變中張學良被扣的前車之鑒，便以“萬萬火急”電報致中央書記處：“蔣目前的困難是平津陷落，和平絕望……蔣只有決心抗戰才能維持統治……我想毛不必去，朱必須去。免為人所借口。”

黨中央經反復考慮，同意派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到南京參加蔣介石組織的國防會議。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國防會議上發言，對中國抗戰應采取的戰略戰術進行了系統闡述：中國抗戰在戰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戰，在戰術上應采取攻勢。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損失，必須到敵人的側翼活動。他預言，當前敵人用兵方向主要是華北，但敵人必然會進攻上海，以吸引中國兵力。他還建言開辦游擊訓練班，教授國民黨軍隊學會開展游擊戰爭。

葉劍英也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同南京黨政軍各界要人交談，積極促進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他親身感受到，南京主戰空氣越來越濃，主和者不得人心。

最終，國民政府將國防會議成果形成了《抗戰方略》，提出“持久戰”“消耗戰”。

蔣介石雖然希望紅軍早日參戰，但仍不肯承認紅軍的獨立地位，要求紅軍將來改編后不成立統一的指揮機關。8月13日，正如朱德所預料的那樣，日軍突然向上海發動大規模進攻，戰火離南京越來越近。蔣介石不得不放棄原來對紅軍的無理要求，同意在紅軍改編后設立統一的指揮機關——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由朱德、彭德懷分別擔任正、副總指揮，并在8月22日發布了這項任命。

對于仗到底應該怎么打，中共中央的領導人一直在反復思考。毛澤東在8月5日的一封電報中說，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游擊運動戰”。僅僅4天后的一次會議上，他又談到“紅軍應當是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游擊戰爭”。這就需要召開一次會議，統一思想。

洛川會議會址。1937年8月22日，洛川會議在陜西省延安市洛川縣馮家村召開。

就在蔣介石發布改編任命的當天，洛川會議召開。毛澤東從延安出發，朱德等前方將領從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所在地陜西涇陽云陽鎮出發，同時趕往洛川城郊馮家村的一所小學。蕭勁光回憶說：“黨中央就在這樣一個條件簡陋的小村里，召開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洛川會議。”

會上，毛澤東著重談了紅軍的戰略方針，那就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于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朱德主張，早上前線，謹慎用兵，廣泛發動游擊戰爭。

洛川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朱德、周恩來任副書記。會議結束后，中央軍委于8月25日正式發布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下轄3個師：115師以林彪為師長，聶榮臻為副師長；120師以賀龍為師長，蕭克為副師長；129師以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為副師長。

朱德等人回到云陽鎮后，八路軍總部抗日誓師大會于9月6日舉行。全體指戰員跟著朱德一字一句地高聲復誦《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只有抗戰到底。”

當天，朱德率八路軍總部人員冒雨開拔，奔赴山西抗日前線。

“機動側擊向平型關進攻之敵”

朱德每到一地，都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時任八路軍政治部民運部部長的傅鐘回憶道：“火車在呂梁山東麓、汾河東岸向北開進，沿途的車站越來越多地站滿了歡迎的人群。無論商人、學生、工人、農民，都拼命往前擠，要看看紅軍——八路軍的朱總司令。朱總司令的四川話人們聽不懂，但看到那位向人們招手的長者，衣著和別的軍人一樣，臉色比別人黑一點，像長年辛勞的莊稼漢，面容純樸、慈祥……”

當時，朱德正要去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國民黨將臨戰地區劃分為5個戰區，山西是第二戰區，八路軍屬該戰區序列。9月22日，朱德在山西代縣太和嶺口的第二戰區司令部見到了閻錫山，會商抗戰事宜。結果朱德前腳剛走，當天晚上，日軍突然襲擊國民黨軍隊駐守的平型關陣地。閻錫山緊急向朱德求援。

在八路軍的戰略部署上，朱德吸取了國民黨軍節節防御、死打硬拼的教訓，把3個師分別部署在了敵人的側后方，既可隨時在有利條件下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也利于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接到閻錫山的電報時，115師正向平型關附近開進，朱德立刻電令：“115師應即向平型關、靈丘間出動，機動側擊向平型關進攻之敵；但須控制一部于靈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側。”

平型關戰斗中最激烈的地點——喬溝。

靈丘境內溝壑縱橫，公路曲折，《環球人物》記者從靈丘前往平型關地區時，導航軟件一次又一次提示“前方急轉彎，請減速慢行”。在縣城西南30公里一個叫喬溝的地方，當地有關部門在公路兩旁建設了觀景臺。不少外地牌照的汽車途經這里，紛紛停下來，車上的人禁不住走下車來駐足觀看。從觀景臺向下望去，溝底路很窄，只能容一輛車通過。

林彪（1907年—1971年） 湖北黃岡人。全民族抗戰期間，任八路軍115師師長，率部挺進華北前線，指揮了平型關戰斗。

當時的115師師長林彪也看到這個有利地形，決定就在這里伏擊敵人。9月24日深夜，115師主力部隊根據總部命令，在黑夜中冒著大雨搶占了通向平型關的汽車路兩側高地，這里是日軍開往平型關的必經之地，八路軍戰士們居高臨下，準備迎敵。

第二天黎明時分，天氣轉晴。7時許，日軍后續部隊板垣師團第21旅團進入伏擊圈內。敵軍的前面是100余輛汽車，接著是200多輛大車，除軍用物資外，車上坐滿戴著鋼盔的日本兵，再后面是馱著步兵炮的騾馬和騎兵。由于一路上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他們沒有什么防備，大搖大擺地走著，如入無人之境。林彪和聶榮臻研究了一下，決定把敵軍切成幾段，分段吃掉，隨即下達了命令。

巨大的沖殺聲瞬間響徹整個山谷。687團在蔡家峪切斷“蛇尾”，685團猛擊“蛇頭”，686團截擊“蛇腰”。被猛烈襲擊的日軍車隊頓時人仰馬翻，亂作一團，燃燒的汽車、被遺棄的武器散落一地。685團的連長曾賢生，組織20名戰士形成尖刀隊。在和敵人搏斗的過程中，他身負重傷。當敵人圍上來的時候，他拉開了最后一顆手榴彈，和敵人同歸于盡。

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115師首戰平型關，殲滅日軍板垣師團1000余人，取得抗戰的第一個大勝利。

經過6小時激戰，我軍殲敵1000余人，毀汽車100余輛、大車200多輛，繳獲步兵炮一門，炮彈2000多發，機槍20余挺，步槍千余支，戰馬50余匹，還繳獲了一批日軍作戰用的地圖和文書。第二天，毛澤東興奮地致電朱德、彭德懷：“祝賀我軍的第一個勝利！”

“不能在此危難之際不受命”

平型關大捷是八路軍東渡黃河后與日軍的第一次交鋒，也是全民族抗戰爆發以來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中取得的第一次大捷。捷報傳出，舉國歡騰。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回憶：“當時石家莊的人民群眾，以無比興奮的情緒慶祝這個勝利，竟然在那種時候放起鞭炮來，幾乎把敵機的突襲都忘記了。”

平型關戰斗一結束，朱德第二天就來到115師駐地，總結此次作戰的經驗教訓。他后來對前來采訪的中外記者史沫特萊、周立波、舒群等分析了日軍的強點和弱點。他認為，日軍的強點有：武器好；作戰頑強，不肯繳槍；能按計劃行事，退卻快，援軍也能很快開來。日軍的弱點有：戰斗精神差、防守時不善做工事，警戒疏忽；爬山不如中國兵；膽怯，怕肉搏戰。

平型關戰斗遺址。

平型關大捷在國際社會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蘇聯《真理報》連續3天報道戰況，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后來在《中國的戰歌》一書中寫道：“平型關的槍聲，讓世界聽到了中國抵抗的決心。”

“除了指導115師在平型關取得對日作戰的首次大捷，粉碎了日本侵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朱德還參與忻口會戰，起到重要的戰役配合作用。”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朱德根據黨中央指示，部署八路軍在日軍側后投入戰斗，除在平型關伏擊日軍輜重部隊，在雁門關截斷敵后交通運輸，還在陽明堡襲擊日軍機場，焚毀日機20余架，遲滯日軍的瘋狂進攻，有力地配合了友軍在忻口正面戰場的作戰。正是由于八路軍在日軍側后積極配合，正面友軍作戰抗擊日軍達21天之久。忻口會戰成為華北戰場作戰規模最大、對日軍打擊最沉重的一次戰役。”

朱德在總結這次作戰時說：“貴族軍隊的日本‘皇軍’也因為牛肉和餅干來源斷絕而不得不嘗嘗小米滋味，官兵相對哭泣。”

經過一段時間的堅持，11月2日，忻口最終失守。11月8日，太原淪陷。閻錫山情緒變得低落。1938年2月，閻錫山和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等決定將第二戰區的部隊重新劃分為西路軍、南路軍和東路軍。南路軍為中央軍，衛立煌負責指揮，主要集結活動于晉南地區；西路軍為左翼集團，以原晉綏軍為主，由閻錫山指揮，主要集結活動于晉西地區；東路軍為右翼集團，由朱德指揮，由八路軍115師、129師等共產黨領導的部隊以及國民黨的3軍、17軍、47軍和17師、94師、騎兵第4師、529旅等部隊組成。東路軍成為第二戰區的主要兵力，而且分布最廣。

中央和毛澤東都曾建議由彭德懷在前線負責指揮東路軍，朱德留在后方較妥。但閻錫山、衛立煌認為晉東局勢非朱德不能駕馭，堅持要朱德就任東路軍總指揮。在民族大義面前，朱德毅然擔起重任，“不能在此危難之際不受命”。

1938年3月下旬，朱德在沁縣召開東路軍將領會議，分析了抗戰形勢、敵后游擊戰和運動戰、政治工作、軍民關系等問題。會前，友軍將領因臨汾等重要城鎮相繼失陷，閻錫山逃到黃河西岸，而對堅持敵后抗戰缺乏信心。會議快結束時，朱德邀請一批國民黨軍官到現場觀摩徐向前在晉冀交界處指揮的響堂鋪伏擊戰，以加深友軍將領對八路軍游擊戰術的認識。只見徐向前指揮部隊在兩個小時內解決戰斗，焚毀了日軍180余輛汽車組成的車隊，護車隊的日軍官兵170多人大部分被擊斃。這次前線觀戰，讓友軍將領增強了抗戰的信心。

“朱德是中國共產黨中身處抗戰最前線，既指揮我黨軍隊，又指揮國民黨軍隊的最高領導者。抗日戰爭時期也是朱德一生最輝煌的時期，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有巨大影響。”石仲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