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1901年—1990年） 山西五臺人。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全民族抗戰期間，他歷任八路軍129師副師長、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代校長，參與指揮了廣陽伏擊戰、響堂鋪伏擊戰等戰斗，參與創建冀南抗日根據地。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公布過兩張照片：一張照片里，公路似乎已被清理過，滿山溝的汽車殘骸橫七豎八、密密麻麻地靠在路邊，有的甚至已經看不出汽車形狀。另一張照片里，一輛汽車裸露在光禿禿的山谷里。原來，它已經逃到了谷口，但依然被八路軍擊毀。

兩張照片都來自于日軍檔案，是日軍隨軍記者在響堂鋪戰斗后拍攝的。

從山西省神頭嶺伏擊戰的原址出發，沿著邯長高速公路東行不到1小時，就到達了河北省邯鄲市涉縣神頭鄉。87年前，正是在這里，129師副師長徐向前指揮129師對日軍輜重部隊發起突然攻擊，斃傷日軍森本少佐以下400余人、活捉3人，焚毀日軍汽車181輛。

“短短37天內，129師連續在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打了三場漂亮的伏擊戰，被譽為華北抗戰史上的‘三戰三捷’。”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劉波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仍有殲敵之機”

“從長生口、神頭嶺到響堂鋪，3次伏擊戰，一次比一次打得大，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前兩次伏擊是‘圍點打援’，其要害環節在‘我們要打敵人不能獨立堅守，必須求助外來援兵的目標’……而響堂鋪伏擊戰，其要害環節在于準確掌握了敵人行動的特點和規律，在其主要交通線上，采取待伏手段。”親歷了響堂鋪戰斗的385旅769團團長陳錫聯后來總結。

1938年3月下旬，侵入晉南、晉西的日軍，雖然連遭打擊，但為了配合津浦作戰，相機進攻潼關、西安、陜甘寧邊區，仍繼續向黃河各渡口進犯。邯長路上，日軍汽車往返不斷，日夜運送兵員和作戰物資。為了破壞日軍的戰略計劃，遲滯其行動，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和政委鄧小平決定在適當地點，對敵師運輸部隊進行一次較大的伏擊戰。

劉伯承要到總部去開會，行前提議，這一仗由徐向前指揮。“向前同志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當年37歲，改編前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他平時善于思考，沉默寡言，在任何緊急的情況下，都指揮若定。”這是時任129師參謀處處長李達當時對徐向前的印象。

徐向前派出便衣偵察組，從各方面收集日軍兵力部署情報。

神頭嶺失利后，日軍對邯長路的警戒已經有所加強。從山西黎城到河北涉縣間增設了東陽關據點，駐兵150余人，涉縣守軍也增至400余人，黎城則有千余人。“雖然日軍加強了警戒，但因日軍驕橫，不把八路軍看在眼里，因此吃了一次虧也不長記性。”劉波向《環球人物》記者分析。此外，據386旅771團團長徐深吉的回憶，日軍在黎城、東陽關、涉縣“這三股駐軍之間的空隙較大，仍有殲敵之機”。

從黎城到涉縣不到50公里，公路沿線有王后嶺、上下彎、響堂鋪、河頭村、椿樹嶺、河南店諸多地點，都在太行山脈或其腹地里。伏擊地點選在哪里，是徐向前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經過調查研究，徐向前同陳賡、陳錫聯一致認為，響堂鋪是一個理想的設伏地：在響堂鋪村這一路段，路南是海拔1400多米的高山峻嶺，懸崖峭壁多，不易攀登；路北為起伏高地，有不少谷口；峽谷底部是河灘，射擊區域廣闊。“在路北設伏，便于隱蔽，又便于出擊；而敵人退無路，守無憑藉，且此地居中，是東陽關和涉縣兩個敵人據點增援的最遠距離。”徐向前這樣認為。

對此，李達贊揚道：“向前同志選擇的伏擊區，對我軍非常有利：我伏擊部隊的位置，都在步槍射程之內。”如今來到響堂鋪，在村前309國道附近，峽谷綿延20余里，當年的戰場就在這峽谷里，甚至309國道部分路段就是在戰斗發生的峽谷內拓寬、墊土修建的。群山依舊，但已經很難想象它當年硝煙彌漫的樣子，更難想象伏擊于一個步槍的射程之內，是何等之近。

“嚴密埋伏，不得暴露”

劉波認為，“徐向前用兵，承繼他自己在紅軍時期‘狠、硬、快、猛、活’的一貫作風。”

徐向前曾對這幾個字做過特別詳細的解釋。其中的“狠”字，就是要有“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不消滅敵人，決不甘休”的狠勁，敢于打近戰，“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擊，不接近敵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單等幾十米以內再打”。他舉例，剛到鄂豫邊區時，敵人機槍一響，不少新兵趕緊趴在地上，動都不敢動，“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樣站在那里指揮戰斗，子彈嗖嗖從身邊穿過，不予理睬。搞上幾次，部隊就不怕機槍了”。

不過，徐向前也強調，“部隊越是勇猛善戰，指揮員越應慎重從事，把它確實用到點子上，以避免無謂的犧牲和消耗”。

徐向前最終將響堂鋪戰斗定在了3月31日，這一天距離神頭嶺伏擊戰剛剛過了15天。戰斗打響前，徐向前特意去了各旅、團進行政治動員。386旅政委王新亭記得，這位平素沉默少言的副師長講起話來，卻特別能鼓舞全體指戰員的士氣。

徐向前說：“目前的抗日形勢起了急劇變化，敵人已經‘飲馬黃河畔’，我們現在已經留在與后方完全隔絕的敵后了。國民黨軍隊大部分早已退到了黃河西岸。3月8日，師部卻收到了蔣介石頒發的‘不準一兵一卒過黃河’的命令……我們不怕這個！我們八路軍早就提出了與華北共存亡的口號……我們要在幾天內打一個漂亮仗，給友軍做一個榜樣，去影響和幫助友軍打游擊。”

3月30日晚飯過后，部隊僅帶一日干糧，向響堂鋪進發。至31日凌晨，部隊已進入伏擊區域。徐向前的指揮所設在響堂鋪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3月里，太行山的深夜寒氣逼人，戰士們因為急行軍，個個汗水浸濕了內衣，被冷風一吹，顯得更涼了。徐向前也忍著寒冷守在電話機前，隨時等著各團的消息。

意外就在這時發生了。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772團報告：東陽關之敵200余人進入馬家峪，長寧東南高地有敵騎兵，向我側后運動，并請示要不要把主力撤出陣地。

“馬家峪位于師指揮所右后方，如果確是日軍發現了我軍企圖，包抄我后路，那就很危險了。”劉波說，“這就體現了徐向前對敵情判斷的高明之處。他當時判斷：情報不可靠，如果敵人發現我軍企圖，決不會只派這么點兵力前來‘打草驚蛇’。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他一面命令部隊，‘沒有我的命令，原計劃不得變更，部隊不能動，要嚴密埋伏，不得暴露’，一面派參謀鄧仕俊等查清虛實。”

陳錫聯深深記得一個細節，徐向前還對他說：“你們仍應集中注意力準備打擊敵人的運輸隊，即使敵人幾百人繞到你們后面，你和771團團長徐深吉各給我一個連，我來掩護你們，待消滅敵人的運輸隊以后，向南撤出。”

約兩小時后，鄧仕俊回來了，徐向前的判斷是正確的。東陽關方向的敵人并未出動，警戒分隊看到的200余人，是趕著牲口走夜路的老百姓。

“小而活、快而穩”

日軍輜重汽車在響堂鋪段公路上穿行而過。

1938年3月，響堂鋪伏擊戰中八路軍向日軍射擊。

3月31日清晨8點多鐘，日軍180多輛汽車排著長龍式的隊伍，由黎城經東陽關，向響堂鋪路段開來。戰士們屏著呼吸，等著日軍全部進入設伏區域。突然，“啪—啪—”兩聲槍響，兩發綠色信號彈升上天空，大家知道，這是師部發出的總攻擊命令。沖鋒號聲隨后響起，頓時，步槍、機槍、迫擊炮，一齊開火，沉寂的山溝一下子沸騰起來。

1938年3月，八路軍129師在響堂鋪伏擊戰中繳獲日軍汽車。

當天中午，師部就收到了徐向前和鄧小平共同簽發的捷報：“黎城敵汽車共百三十輛，涉縣敵汽車百余輛已被我截擊，燒毀者約一百八十輛，約計繳獲步槍三百支以上，輕機槍十挺以上，迫炮四門，彈藥甚多，我傷亡二百人左右，現正解決敵之增援隊中。請劉（伯承）速令動員至少四百以上民夫，馱驢趕來秋樹垣搬運勝利品及傷員。”

“伏擊戰要成功，關鍵是要迅速、秘密，既要大膽，又要計劃周密。”在劉波看來，“徐向前的戰術設計，讓日軍無處遁逃，只能坐以待斃，確保能包它一個大‘餃子’。”

其實，因為當時多數戰士不了解汽車，戰前準備時，師部對此進行了專門的教育。徐深吉曾回憶，針對如何打汽車運輸隊，戰前教育講解了三點要領：首先是消滅汽車上的掩護部隊，使之失去戰斗力，第二是打敵駕駛員，第三是打汽車的油箱和輪胎。這成為之后響堂鋪伏擊戰中兩小時解決戰斗的制勝法寶之一。

徐向前的作戰部署也特別周密。徐深吉記得，當主力部隊在響堂鋪與敵激戰時，駐黎城和東陽關之敵步騎兵共400余人很快出動，并向馬家峪地區的772團發起進攻，企圖解響堂鋪之危。“敵人哪里知道，我772團早就按照徐副師長的部署，進行了戰斗準備，所以當即奮力反擊，把進攻之敵擊潰。這時，黎城之敵又出動200余人會同被擊潰之殘敵再次向我772團進攻，又被我擊潰。與此同時，涉縣之敵也乘6輛汽車馳援，在椿樹嶺以東被我769團打援部隊擊退”。

當天下午5時，日軍出動10架飛機，對響堂鋪狂轟濫炸達兩小時之久。但此時，徐向前已率部隊轉移到了秋樹垣一帶。陳賡在當天的日記里打趣道：“敵之飛機不過作為他們的吊孝而已。”徐向前則總結勝利經驗，“敵人裝備好，機動力強，訓練有素，驕橫無比，是相當難啃的對手”，“從實際出發，貫徹了小而活、快而穩的作戰原則”。

“打仗還請人參觀”

劉波為《環球人物》記者提供了解讀響堂鋪戰斗的另一重視角：“站在國共合作的角度，這一仗堪稱國共軍事合作的示范戰。此戰進行之時，30多位國共兩軍將領如看教科書一般在一旁觀戰。通過這次觀戰，增強了友軍將領對游擊戰的認識和抗戰信心。”

1938年2月，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戰區東路軍指揮，除指揮八路軍和山西新軍一部外，還指揮國民黨軍約7個半師的部隊。3月24日至28日，朱德在山西小東嶺召開了東路軍將領會議，友軍3軍軍長曾萬鐘、47軍軍長李家鈺、94師師長朱懷冰等30多名友軍將領參加了這次會議。

小東嶺會議快要結束時，正趕上八路軍129師計劃在響堂鋪打一次伏擊戰。為讓東路軍將領對抗日游擊戰有切身的體會，朱德帶領這些將領觀戰。

“當時請了很多參觀戰斗的來賓，登在道南最高的山頭上。打仗還請人參觀，這不是輕易來得的事情，非胸有成竹、指揮若定是辦不到的。”1939年1月11日，散文家吳伯簫到響堂鋪采訪，后寫成戰地通訊《響堂鋪》一文，文中這樣評價道。

《響堂鋪》結尾，吳伯簫說：“在村子里看到了敵人焚毀的我們的房舍，在河灘里看到了我們搗毀的敵人的汽車。站在爛汽車的旁邊，讓同行的之琳兄給照一張像，留它一個紀念：對戰績我們雖只是讀者，也分它一份光榮吧。”

而對徐向前來說，響堂鋪戰斗的記憶就更深刻了。直到1985年，84歲的他還豪情滿懷地寫了一首《響堂鋪之戰兼賀抗戰勝利40周年》：“巍巍太行起狼煙，黎涉路隘隱弓弦。龍騰虎躍殺聲震，狼奔豕突敵膽寒。撲天火龍吞殘虜，動地軍歌唱凱旋。彈指一去四十載，喜看春意在人間。”

從1937年9月奔赴山西，到1939年6月去山東抗戰前線，徐向前在太行山里待了近兩年。兩年時間里，他回過兩次山西五臺縣永安村的老家。第一次是1937年9月，因為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的談判在太原，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勸說他回家看看。離鄉十二載，徐向前只在家里住了3天。第二次是次月，徐向前率769團南下，行至永安村附近，幾個團干部嚷著要去他家里看看。離別時，徐向前的父親將他們送至村頭，徐向前勸父親回去，說“有機會還會回來”。

1937年11月，徐向前(正面中立者)在廣陽伏擊戰前線指揮作戰。

這成為父子二人的永別，自那以后，徐向前再無機會回到永安村。那份對家鄉、對親人的思念，融入了他金戈鐵馬的鐵血柔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