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云逸（1892年—1974年） 廣東文昌（今屬海南）人。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全民族抗戰期間，歷任新四軍參謀長、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兼前委書記、新四軍副軍長兼2師師長，指揮反“掃蕩”戰斗，率部開展游擊戰爭，開辟蘇浙皖邊抗日根據地等。

張曉龍至今還記得小時候去祖父張云逸的辦公室，總能看到辦公桌上擺放著一張老照片。照片上有3人，左側是戴著眼鏡、右手叉腰的張云逸，中間是周恩來，右側是穿著軍裝的孔石泉。長大后，他才知曉這張照片背后的故事——3人在一次死里逃生后拍攝的合影。

遇險的經歷發生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1937年4月25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張云逸離開延安，乘汽車赴西安再轉香港，開展華南地區的統戰工作，同行的還有準備到南京與國民黨談判的周恩來、前往紅軍駐西安辦事處的孔石泉以及由12人組成的警衛班。

當汽車行至甘泉縣勞山鎮以南的湫沿山時，突然遭到土匪襲擊。他們趕緊從公路上撤下，穿行于茅草、樹林中。張云逸手部被子彈擦傷了皮膚，孔石泉的衣領右側被穿了幾個洞。

在警衛班的掩護下，3人終得脫險，撤到了延安以南的三十里鋪，紅軍在那里設有檢查站。經過幾天休整，他們再次出發，抵達西安，之后照了一張合影。周恩來還在照片背面寫下“勞山遇險，僅剩三人”。

1937年，脫險后的張云逸（左）、周恩來（中）和孔石泉。

“多年后，周恩來總理重游勞山，還跟人說‘勞山遇險是人生中最危險的一次經歷’。我祖父也一直難忘那次經歷，把合影放在辦公桌上，直到去世。”張曉龍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那次合影后不久，張云逸繼續前往香港，開始了他奔赴華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旅。

作為北京新四軍研究會會長，張曉龍多年來一直研究新四軍歷史，并整理、研究祖父的史料和故事。如今，他向《環球人物》記者詳細講述了那段戰火紛飛的歲月。

請葉挺復出

1937年下半年，張云逸一直在港、桂、粵、閩等地奔波。七七事變爆發、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他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前往澳門請葉挺復出參加抗戰。

“為什么派張云逸去請葉挺？因為他倆相識多年，都在廣東陸軍小學堂上過學，之后又一起參加北伐戰爭，兩人之間有很深的友情。”張曉龍說。大革命失敗后，他們都參加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1927年廣州起義失敗，葉挺因受到黨內“左”傾人士的指責，離開部隊，后來避居澳門。張云逸則轉赴廣西，和鄧小平一起領導百色起義，隨后轉戰到江西中央蘇區，任紅一方面軍副參謀長，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他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軍委后方司令部參謀長。

赴澳門時，張云逸化裝成華僑闊佬，同行的還有地下黨員柯麟、9歲的兒子張遠之（張曉龍的父親）。一見面，葉挺就感動地說：“張云逸先生到來，如大旱之遇云霓，寒冬之見新綠。”

“當時祖父和葉挺在室內談了很久。父親還小，聽不懂，也沒有興趣，便和比他大一歲的葉挺兒子葉正大到外邊玩去了。”張曉龍說。

那次交談，張云逸介紹了西安事變的前因后果，分析了國共重新合作的趨勢，詳談了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等，鼓勵葉挺出來參加抗日救國。葉挺聽后，十分高興，堅定地表示“愿意隨時響應黨的號召，返回內地，投身抗日戰爭”。

葉挺結束了10年幽居生活，開始了叱咤風云的抗日生涯。1937年9月，葉挺被任命為新四軍軍長。4個月后，張云逸被任命為新四軍參謀長兼第三支隊司令員。

1939年，張云逸（右）在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與新四軍第一支隊副司令員羅炳輝合影。葉挺拍攝。

“葉挺多謀善斷，打仗比較勇猛，能快速判斷形勢并形成作戰設想。而要把他頭腦中的設想和計劃變成具體的作戰部署，就需要一個思維縝密、膽大心細的參謀長，祖父張云逸正好符合。”張曉龍說，兩人熟悉各自的作戰風格，合作非常默契。

1938年5月至12月，參謀長張云逸參與部署和指揮新四軍各部的游擊戰：5月12日，第四支隊在巢縣蔣家河口伏擊日軍，打響新四軍挺進敵后抗日第一仗；6月17日，在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粟裕的指揮下，先遣支隊在鎮江韋崗伏擊日軍野戰重炮兵部隊；6月28日，第一支隊在鎮江西南竹子崗伏擊日軍車隊，兩日后又襲擊京（南京）滬（上海）鐵路新豐車站；10月底至11月初，第三支隊取得馬家園戰斗的勝利……

1938年，新四軍在馬家園戰斗中英勇阻擊日寇。

“當時是新四軍建立初期，祖父身兼兩職，時常忙于軍部的工作，所以直接參與的戰斗并不多，更多是在后方部署和指揮。”張曉龍說。

激戰三晝夜

1939年2月，周恩來到達皖南新四軍軍部，傳達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關于“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確定新四軍的戰略任務是：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

按照戰略部署，5月上旬，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在廬江縣湯池鎮成立，張云逸擔任指揮部指揮兼前委書記，統領江北新四軍和江北游擊縱隊，一邊發展皖東抗日力量，一邊開展游擊戰爭。

正當皖東抗日根據地初步建立時，日軍發動了對皖東的第一次大“掃蕩”。

12月18日，日軍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糾集日偽軍2000余人，集結于滁縣、沙河集、全椒等地，對皖東津浦路西發動“掃蕩”。第二日夜，駐全椒、滁縣的日偽軍分路出動，向新四軍第四支隊駐地全椒縣周家崗發動襲擊。這次日軍配有九二步兵炮和山炮10余門，運送炮彈的騾馬輜重緊跟其后，并有騎兵配合。

1943年，陳毅、張云逸等部署新四軍3師在蘇北鹽阜地區反“掃蕩”。圖為深入敵占區偵察的戰士。

大敵當前、形勢緊迫，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會議室里燈火通明，張云逸與劉少奇、徐海東等人正在緊急磋商。劉少奇當時任中原局書記，徐海東任江北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第四支隊司令員。周家崗地形山巒起伏，連綿不斷，山上樹木茂盛易于隱蔽，羊腸小道蜿蜒曲折易于設伏。幾人經過討論、分析，確定了作戰方案：大擺“口袋陣”，由徐海東率第四支隊進行反“掃蕩”。所謂“口袋陣”，即通過狹窄入口誘敵深入后封鎖退路，利用地形擴大包圍空間，實現聚殲目標。

20日上午，一路日軍以小鋼炮開路，向周家崗進犯。徐海東在望遠鏡中看到對方來勢兇猛，遂命令部隊暫時撤退，到周家崗西南山地埋伏，伺機出擊。日軍到了周家崗，傍晚在山林中安營扎寨，拂曉時分開始向三合集方向移動。

見時機已到，徐海東果斷命令：7團一部迅速尾擊敵人，另一部從周家崗經窩子李、西何家到三合集一線，利用沿途起伏的山地、丘陵地形，瞅準機會狠狠打擊敵人；9團待敵人到大馬廠后，再進行尾擊。

當日軍行至陳郢后山村時，7團1營已搶先守伏在陳郢山頭，占據了制高點。他們有意放過了日軍前衛部隊，待后邊隨行的騾馬輜重和偽軍剛一露頭，即以猛烈火力突襲，隨即發起沖鋒。戰士們如猛虎下山，沖入敵陣，頓時將敵截為數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顧，輜重彈藥、軍用物資丟棄滿地，騾馬四處逃散。

日軍遭伏擊后，倉皇向復興集、大馬廠方向潰退。此時，9團2營已運動至復興集北小高地，嚴陣以待，當敵行至此處，立即發起攻擊，令其潰不成軍。

各路日偽軍屢遭打擊，不得不撤退。經過三晝夜的激烈戰斗，第四支隊于12月23日收復了周家崗、復興集、大馬廠、古河等地，粉碎了日偽軍的“掃蕩”。由此，新四軍在津浦路西站穩了腳跟，鞏固了在皖東的陣地。

“祖父是一仗一仗打出來的，作戰經驗豐富。他能在錯綜復雜的軍事形勢下，冷靜分析敵我雙方特點，快速做出判斷并下達指令。這次周家崗反‘掃蕩’創造了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祖父后來還做了總結，說我們的裝備雖然比較差，但精心捕捉戰機，采取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戰術，再加上戰士們作戰勇敢，所以才取得了勝利。”張曉龍說。

2025年7月14日，張曉龍在北京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僅一年多的時間，第四、第五支隊就由7000余人發展至1.5萬余人，地方游擊隊發展至5000余人。江北新四軍各部參加大小戰斗200多次，殲滅日偽頑軍近9000人。這些重大勝利有力促進了皖東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飛馬”煙勞苦功高

張云逸不僅善指揮、能打仗，而且重視抗日根據地經濟發展，被譽為“懂經濟的軍事家”。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葉挺被國民黨當局囚禁，中央軍委于20日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云逸為副軍長。2月，江北指揮部所轄部隊改編為新四軍2師，張云逸兼師長。之后一年多，2師連續對日作戰，沉重打擊了日偽軍，使路東地區的形勢相對穩定。

江蘇省淮安市黃花塘新四軍軍部紀念館內部陳列。

2師師部在黃花塘，一個位于淮安盱眙縣城東南30多公里的小村莊。有一天，張云逸在黃花塘召集部隊干部開會，會議室里煙霧繚繞，他被嗆得不時咳嗽。原來，大家抽的“香煙”大多是用樹葉或豆葉卷起的喇叭煙，吸在嘴里燒嗓子且煙霧大。但在戰爭期間，煙草可提神解乏，是必備“口糧”，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還把香煙列入戰略物資。

張云逸找來2師供給部部長胡弼亮，提出辦煙廠，“配合軍事開展對敵經濟斗爭，保障根據地的發展建設”。經調查研究后，他批了42元淮南幣做經費——在當時相當于一頭肥豬的價錢，入股當地“淮南群眾煙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合資企業“新群煙草公司”。1943年3月，公司正式投入生產香煙，取名“飛馬”。

“‘飛馬’寓意著革命發展如駿馬奔騰。祖父還牽頭聯系當時的《淮南日報》，為香煙設計商標，一匹馬插上翅膀騰飛。”張曉龍說。

“飛馬”煙名噪一時，日產量最高時可達8000條，除了自用，還可外銷，平均每月上交軍部30萬元淮南幣，是當初投入的7000多倍。每天工廠外都停著馬車，排隊等待裝箱運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飛馬”煙還走進了敵占區，并且非常熱銷。新四軍以此籌集了大量資金，換取藥品、鋼材等急需物品——新四軍4師師長彭雪楓帶的騎兵團所用的“雪楓刀”，就是利用香煙貿易去海外渠道換取的高硬度軋鋼鍛制的。

1943年11月25日，陳毅到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順便給中央領導帶去幾條“飛馬”煙。毛主席說：“‘飛馬’為抗日戰爭服務，為根據地建設服務，可謂勞苦功高。”

除了解決新四軍的經費問題，“飛馬”煙還能換取敵人的情報。

“飛馬”香煙。

1944年，2師偵察員居長玉到津浦路西嘉山等地偵察敵情，了解到嘉山偽軍隊長陸建華嗜煙如命。敵占區“飛馬”煙稀缺，他便利用香煙結交了陸建華。一次酒桌上，陸建華透露有一批日偽軍要下鄉搶糧。居長玉將情報上報給師部，新四軍在敵人必經之路上設下埋伏，一舉消滅了這股日偽軍。

看到香煙廠的成效后，2師又繼續組織戰士們開辦染布廠、被服廠和毛巾廠等，保障和支持抗日根據地的發展建設。

1943年1月初至1945年2月底，新四軍軍部移駐黃花塘。80年過去了，如今這里是黃花塘新四軍軍部舊址，院內有張云逸舊居3間，當年他居住的民房幾經翻修，完好如初，使用過的方桌、小書櫥等也被保存著。

“抗戰勝利后，新四軍軍部發表了建軍以來的戰績公報。公報顯示，8年間，新四軍在江淮河漢之間的8個戰略地區抗擊日軍13個師團、偽軍23萬人，參加大小戰斗22000多次，斃、傷、俘日偽軍429636人。”張曉龍說。其中，張云逸參與指揮了許多關鍵性戰斗，被稱為“百戰將軍”。

并肩作戰多年，陳毅常稱張云逸為“同志長兄”，還贊他有“大海容人之量，高山仰止之德”。“云逸既是一個好主角，也是一個好配角。當主角時能集思廣益，從善如流；當配角時則主動配合，精誠合作。”陳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