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政（1906年—1988年） 湖南湘鄉人。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卓越的政治工作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全民族抗戰期間，他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副主任，就對敵斗爭等問題，在《八路軍軍政雜志》多次發表重要文章，對指導政治工作、加強軍隊建設發揮了突出作用。

“譚政同志，給你10發子彈，你能命中10個敵人嗎？”一次，有人向譚政提出這個問題。譚政坦誠回答：“打‘死靶子’差不多，打運動目標一個也不保險。”

譚政的長項是做軍隊政治工作。在抗日戰場上，他以敏銳的政治思維，運用另一種武器，號召和團結廣大抗日軍民，激發出軍民更強的戰斗力。“作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探路人和踐行者，譚政始終保持‘儒將’風范。”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員任振杰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從紅軍時期擔任中共前敵委員會秘書，到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副主任，再到1956年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他經歷了我軍政治工作從初創、發展到成熟的過程。

讓日軍“發生不安現象”

1935年底，中央政治局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譚政思考著：形勢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應當隨之作何改變？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開始著手起草“意見書”。

轉眼到了1936年的農歷正月，譚政沒心思去看陜北農村的大秧歌表演，埋頭在窯洞里沒日沒夜地寫著“意見書”。但沒等他寫完，紅軍開始東進抗日，他只能在途中繼續寫。3月26日，他終于寫成《關于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見》一文，上報黨中央。

1936年，譚政在陜西保安（現為志丹縣）紅軍大學校園內。

“此文是譚政投身革命以來悉心研究政治工作的結果。文中，他首次提出‘政治工作應通過黨的組織進行’。毛澤東、朱德、羅榮桓等都對他的這一大作給予了高度評價。”任振杰說，該文對我軍政治工作從土地革命戰爭向全民族抗日戰爭的轉變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

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譚政發現，部隊里有一些人對此抵觸情緒較大，便向毛澤東匯報：“部隊中有一種說法，說戴了紅軍的帽子，又來戴國民黨軍的帽子，將來又戴什么帽子呢？”毛澤東表示：“對這種思想不抓緊進行宣傳教育，怎樣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呢？”

于是，由譚政主持起草的《關于東進抗日行軍中政治工作的指示》于8月中旬發布，明確指出這次行軍的中心任務是：要以政治工作提高抗戰的勝利信心，發揚戰士高度的抗戰熱情，保證部隊的鞏固與戰斗力的加強；要用模范的群眾紀律與抗日的實際行動，影響友軍，發動廣大群眾參加抗戰。其中，還加入了許多鼓舞人心的口號：“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為保衛中國而戰！”“為保衛國土流盡最后一滴血！”

此后，譚政又組織機關人員編寫了《抗日緊急動員課本》《新戰士讀本》《八路軍軍人讀本》等小冊子下發部隊，為部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育提供了基本教材。

譚政還組織領導了在敵后創建、鞏固、發展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工作。1938年，在華北抗日根據地遭日軍連續大舉進攻時，他撰文指出，當敵人用大力進攻的時候，可能導致較大的犧牲，也有可能遭受意外的困難，引起戰士們的情緒波動和變化，“在這個時候，政治工作必須表現出決定的作用，以鞏固部隊的情緒、勇氣和堅定性，樹立起戰勝敵人的頑強精神和勝利的信心”。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譚政代總政治部起草指示：政治工作的任務是加強對敵斗爭和瓦解敵軍。

1941年6月，總政治部發出《關于對敵軍宣傳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日本士兵思鄉思家的情緒，減弱其戰斗意志，以削弱其戰斗力，瓦解其部隊。例如，可以用“立即結束戰爭，一同請愿回國！”“和中國士兵握手，我們是諸君的朋友！”“你們的家屬正為你們禱告，不要死了叫他們哭”等口號，而不用“打倒天皇”這類口號。

這些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軍110師團師團長桑木崇明在一次會議上自供，“部隊內部發生了許多的不安現象”，表現出“精神散漫和人心懈怠”。隨著戰爭時間的延長，日軍官兵之間的矛盾沖突擴大，更有利于我軍瓦解敵軍、奪取勝利。

毛澤東的第一任秘書

譚政做軍隊政治工作是深受毛澤東的影響。

譚政16歲時進入毛澤東、陳賡等曾就讀過的東山高小，畢業后回鄉當了小學老師。但他一心想參加革命，于是給既是老同學又是大舅哥的陳賡寫信。當時，陳賡在國民革命軍擔任特務營營長。在陳賡的支持下，譚政于1927年投筆從戎，走上革命道路。

很快，譚政參加了秋收起義，又經歷了著名的三灣改編。那時，部隊士氣低落，毛澤東頂著一頭許久未剪的頭發，身穿一件灰色舊褂子，跛著受傷的腳，走到了隊伍前面，聲音洪亮地講道：“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后面放冷槍嘛，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他有兩只腳，我們也有兩只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個軍。我們現在不止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干不起來嗎？……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

1937年，曾參加秋收起義的部分人員合影，后排左三為毛澤東、后排右五為譚政。

這極富感染力的話振奮了大家的精神。備受鼓舞的譚政從挎包里找出一個鉛筆頭，把毛澤東的講話記在了一張毛邊紙上。后來，所有關于“三灣改編”的回憶錄和書籍中的這段引文都來自這份原始記錄。

“譚政見證了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的創舉——在部隊中建立黨組織、支部建在連上、實行民主制度等。這些舉措為建設新型無產階級軍隊奠定了基礎，也讓譚政認識到政治工作對軍隊建設的關鍵作用。”任振杰說。

1928年，毛澤東慧眼識才，對譚政說：“你這個書記官不錯嘛，三灣改編被編到軍官隊，不少人跑掉了，你沒有跑，上了井岡山，還入了黨。我聽希先同志（宛希先，三灣改編后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政治部主任）講，你的古文基礎好，字也寫得工整，也算咱們工農革命軍一位秀才啰。我看你就到前委來做書記官吧。”就這樣，譚政成了毛澤東的第一任秘書。

這不是個輕松的活。許多報告、決議是毛澤東在作戰間隙或夜深人靜時寫的。毛澤東抽著煙熬夜寫，譚政就跟著熬夜謄清抄寫。起先，譚政不會抽煙，后來一夜夜熬下來，發現抽煙能解困去乏，便學會了，而且抽得很兇。毛澤東開玩笑說：“我這個大煙筒，熏出個二煙筒。”

1928年冒進湘南的“八月失敗”發生后，黨內一部分人變得消極悲觀。為統一思想、廓清認識，毛澤東準備在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一個決議案，其中第一部分是《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這成了指導中國革命斗爭的重要歷史文獻，后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改題為《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任振杰說，譚政當時協助謄抄了這份文件，奠定了其一生信仰并踐行“黨指揮槍”的思想根基。

轉年，組織派譚政到紅四軍第31團擔任黨委秘書。話別時，毛澤東對他說：“政治工作是我們的生命線，這一條，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此后數十年，譚政始終將此牢記于心。

1930年，譚政在福建長汀。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時，譚政不斷受到教育和鍛煉，學習了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以及處置問題的高度原則性。”國防大學原教授李大光對記者說。

給群眾“打收條”

“譚政的工作風格是務實且富有創造力的，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理性，首創了‘戰前動員—過程記錄—戰后總結’的閉環工作模式。”任振杰說。

長征期間，譚政一邊行軍，一邊進行思想動員，讓戰士們在極其艱苦的情況下仍保持戰斗激情。他也常常在馬背上思考，在窯洞里著述。從第五次反“圍剿”到長征結束，他寫下數十萬字的戰斗報告和政治工作總結報告，成為紅軍戰時政治工作的范本。

全民族抗戰開始后，他更是筆耕不輟，撰寫了《敵人在華北的現行政策》《華北已進入艱苦斗爭的階段》《論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八路軍、新四軍的干部政策》等指導性文章，刊登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

譚政的秘書喬希章在《譚政大將》一書中寫了一件趣事：因為譚政除了到總政治部機關開會、辦公之外，回到住的窯洞便是伏案疾書，時常通宵達旦。妻子王長德勸他休息，他也不聽。妻子便沒好氣地說：“你真（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呆子’！”

“實際上，譚政的這些重要文章對指導在敵后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開展政治工作，加強軍隊建設起到了突出作用。”李大光說。

在任振杰看來，譚政還是一個群眾路線的踐行者，十分重視軍民關系的建設。“長征進入藏族農牧區時，譚政教育部隊要嚴明紀律，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得知部隊采摘了群眾的豌豆苗，他讓大家賠償群眾損失，同時在田邊立上木板說明。這使部隊贏得了藏區人民的好感，受到高規格接待——吃藏巴團子。由于長期靠野菜、草根充饑，那次譚政竟一口氣吃了七八個藏巴團子。”

此前，譚政在處理軍民關系時就有過創造性的做法。1929年，紅軍在江西瑞金的大柏地戰斗。當時，山區的百姓還不清楚紅軍是干什么的，戰斗打響便躲進了山里。戰士們沒有飯吃，但拿老鄉家東西又違反紀律。譚政便創造性地提出“打收條”的辦法，即軍隊拿了群眾的東西要給錢，如部隊沒有現款，就給群眾“打收條”，寫清楚用草多少、燒柴多少、吃糧多少等，待革命勝利后再來償還。群眾也可以拿著收條去蘇維埃政府頂交公糧。百姓們陸續回鄉后，發現了家里的長條子、短條子，不禁感慨：“看到這些小紙片，就是不抵錢、不抵糧數，也暢快！”這一辦法在紅軍中實行起來后，毛澤東夸贊譚政紀律抓得好。

“抗日戰爭時，譚政在晉察冀創建‘武裝工作隊’，一年內動員20萬群眾破襲日軍交通線，實現軍事行動與基層政權建設的結合；他也曾組織留守兵團墾荒南泥灣，實現糧食自給率80%，減輕了農民負擔；他還通過組織部隊開展擁政愛民活動，消除軍政、軍民之間的隔閡和誤會，增進了軍民感情。”任振杰說，這些舉措使人民與軍隊緊密聯系在一起，為抗戰勝利凝聚了強大的群眾力量，保障了部隊物資供應和情報支持等，對堅持敵后抗戰起到了重要作用。

“應該像這盆木炭火，火勢正旺”

“在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史上，古田會議決議和《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是歷史性的重要文件，而這兩份文件都和譚政有關。”李大光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古田會議會址，位于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

1929年，紅四軍軍委領導機關移駐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籌備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毛澤東給譚政安排任務：將此前到部隊作的調查研究等相關材料整理歸納給他。做過秘書工作的譚政細致、認真，已經將工作做在了領導需要之前。不久后，毛澤東看完材料，起草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史稱“古田會議決議”。

“在協助起草古田會議決議的過程中，譚政更深入地領會了毛澤東思想，明確了政治工作在軍隊中的重要地位和方向。”任振杰說。該決議在部隊中貫徹以后，紅軍部隊的政治思想指導加強了，政治工作干部們懂得了如何去做戰時政治工作。

1944年春天，毛澤東叫來譚政，希望由其執筆，形成又一個重要報告。“那時，抗日戰爭進入關鍵階段，部隊政治工作面臨新挑戰和新問題。此前，譚政參與領導了留守兵團開展整風運動，使部隊取得很大進步。毛澤東親授任務，要求他總結各個根據地的政治工作經驗。”任振杰說。

這背后還有個小故事：1942年初，譚政和妻子參加部隊和軍民組織的聯歡活動。毛澤東先到，見譚政走過來，便招手讓他坐到自己身旁，一同觀看節目。活動快結束時，他讓譚政晚上去找他。當晚，在窯洞里，毛澤東對譚政說：“中央決定，從1942年起，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你得盡快走馬上任，把邊區聯防軍，包括原留守兵團領導機關在內的整風整軍運動抓起來。”“你是35（歲）了，應有長進。這年紀，應該像這盆木炭火，火勢正旺。”

根據整風運動的經驗與成果，1944年4月11日，譚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作《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該報告全面總結了紅軍和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經驗，結合抗戰形勢變化，論述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性質、地位、基本方針和原則，還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組織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見。

“這個報告的形成，標志著我軍政治工作理論成熟。它使八路軍、新四軍的思想建設和政治工作，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其歷史意義重大，是繼古田會議決議后我軍政治工作又一重要歷史文獻，被列為全黨全軍各級領導干部整風文件，對加強部隊思想建設、提升戰斗力、保證抗戰勝利起到關鍵作用，其闡述的原則、方針和政策對新中國成立后的軍隊政治工作仍具有長遠指導意義。”任振杰說。

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的學員在學習整風文件。

1944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總政治部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全黨干部和全軍連級以上干部都認真研讀該報告。同年10月1日，總政治部再次發出《對研究譚政同志政工報告的意見》的指示。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央軍委也多次將這一報告重新印發部隊。

譚政晚年病重，喬希章來病房看望他時，給他帶了一本中共中央黨校編印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其中選入了署名譚政的《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后來，陪床戰士告訴喬希章，譚政將這本書放在枕頭底下，一直到他停止呼吸。

譚政這一生，恰如追悼會上一副挽聯所說：“畢生致力政治工作兢兢業業以身作則不朽功績在三軍；終身遵循立黨為公坦坦蕩蕩剛正不阿高尚風格啟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