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1905年—1942年） 湖南醴陵人。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全民族抗戰期間，他擔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后兼任八路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參與指揮百團大戰、黃崖洞保衛戰等許多戰役戰斗，同時在軍事理論、戰略戰術和軍隊建設方面均有建樹。

1940年5月，在八路軍前方總部駐地，左權和妻子劉志蘭欣喜地迎來了女兒左太北的誕生。三個月后，百團大戰打響，為了不影響左權工作，劉志蘭帶著左太北回了延安。

左權與妻子劉志蘭、女兒左太北的合影。這也是一家三口唯一的合影。

誰料竟是訣別。一年零九個月后，左權犧牲。他犧牲前寫給妻女的11封信，成為留給家人的唯一遺產。

2025年夏天，左權外孫、八路軍研究會副秘書長沙峰向《環球人物》記者展開了這些信。凝視85年前的筆跡，左權的面孔仿佛在抗日烽煙中清晰起來：是英勇善戰的將軍，是博聞強識的學者，是體貼入微的伴侶，是滿腔柔情的父親……

2025年6月，左權外孫沙峰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兩桿子’都硬”

1940年11月12日

你們走時正是百團大戰第一階段勝利開展之時，不久結束第一階段又開始了第二階段，也獲得了預定之戰果，連克了數十個據點，尤以遼縣以西直至榆社一帶據點全部克服，繳獲極多。

——左權給妻子的信

毛澤東評價左權，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是個“‘兩桿子’都硬的將才”。

1937年8月，左權被任命為八路軍副參謀長，隨軍東渡黃河，挺進華北敵后。作家劉白羽回憶，左權是“掌握半個中國戰場”的八路軍總部里“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總司令決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處理。”

1937年，左權（右三）隨八路軍總部東渡黃河。右一、二依次為朱德、任弼時。

由于電文里經常出現“朱德、彭德懷、左權”的聯署，“朱彭左”很快成為八路軍總部的代稱，威震南北。左權以運籌周密見長，他在八路軍參與指揮的首場勝仗就是平型關大捷。次年4月，他又指揮了長樂村戰斗——此戰之敵，來自作戰狡猾、裝備精良的日軍第108師團；此戰之地，是兩岸高山陡峭、谷底河流湍急的長樂村。左權利用這一地形布下“口袋陣”，以有限兵力將日軍長蛇隊斬成數段，殲敵2000多人，繳獲大批輜重。

1937年，八路軍115師向平型關急進。

百團大戰則是左權“兩桿子”都硬的集中體現。

先看“槍桿子”。百團大戰的戰場情況極為復雜，各集團時而要聽從統一指揮，時而要獨立作戰。左權精心部署：第一階段要爭取速勝，總兵力應不少于22個團，聶（榮臻）集團主力約10個團，劉（伯承）鄧（小平）集團主力8個團附總部炮兵團1個營，賀（龍）關（向應）集團4到6個團，每個集團都有破壞重點。既照顧了全局分工，又保留了各集團的機動性，使我軍的戰斗力得到充分發揮。

左權使用過的轉輪手槍。

再說“筆桿子”。百團大戰前后，左權完成了累計超過7萬字的文章或報告。以1940年12月發表的《基本戰術提綱》為例，從戰略戰術的基本要義講起，再講埋伏、襲擊等具體的戰術方法。僅是伏擊中的“待伏”一項，就分解為14個小項，每個小項又包括若干條要領，如“最高級首長走頭”“加強第一梯隊力量，縱深不要拉長”等。

數十年后，沙峰看到此文，深受震撼的是左權提到，敵人作戰主要依靠火力，我軍則是用“白刃拼搏”，也就是貼身肉搏。“過去總聽人說，八路軍的武器不行，犧牲8名戰士才能消滅1個日本鬼子。看了姥爺的文章才知道，為了克服武器短板，八路軍戰士拼上了他們的血肉之軀啊！”

“咬牛筋”

1940年12月23日

自敵連續三次向我太北掃蕩結束后，我們□□（注：原文無法辨認）又安然的住下了。經過一度緊張的戰斗生活后，現又恢復了如故的安然生活，我的一切均很好勿念。

——左權給妻子的信

參謀不僅“參智”，也須“參力”。“隨著八路軍人數快速增長到數十萬，武器裝備匱乏的問題出現了。即便加上繳獲的敵軍武器，仍不能滿足激增的需求。作為參謀長，姥爺承擔起籌建兵工廠的責任。”沙峰說。

左權在山西省黎城縣多方勘察，選擇了峭壁之上的天然大石洞作為廠址。1939年底，黃崖洞兵工廠拔地而起。它能夠生產步槍、擲彈筒和炮彈，年產武器可裝備16個團。

黃崖洞兵工廠位于峭壁之上的天然大石洞內。

日軍將黃崖洞兵工廠視為心腹大患。1941年11月，南北兩路日軍奉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之令，向黃崖洞奔襲而來。

左權向守備部隊傳達了八路軍總部的要求：作戰方式為陣地防御戰，注意提前掩埋好物資、轉移好工人。他特別交代，敵眾我寡，作戰時要“咬牛筋”，把敵人咬住拖住后，猛中求穩、不焦不躁——在山口處頂兩天，殺其威風，在二道防線再頂兩天，亂其陣腳，然后上山，待我軍增援部隊趕到后，實施反包圍。

“姥爺當時不在黃崖洞，是通過電話電報跟前方聯系的。通訊條件有限，情況瞬息萬變，怎么有效地指揮作戰？怎么一步步地把敵人‘粘’在這兒？姥爺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是周密準備。他有一張1:5000的地圖，詳細標注了兵工廠的所有防御工事。”沙峰說。

在左權的指揮下，部隊浴血奮戰8個晝夜，以不足1500人的兵力抗擊了4000多敵人的數十次進攻，敵我傷亡比例6:1。

這一仗打出了八路軍的軍威，創造了抗戰史上的紀錄。中央軍委在《1941年戰役綜合研究》里說，當年全國各地的反“掃蕩”中，黃崖洞戰斗是“最成功的一次”。

“露冷風凄，慟失全民優秀之指揮”

1942年5月5日

在敵后的孩子們實在是太可憐了。李田的小孩子長得很好，在上次大掃蕩中得了病，竟長病而死了。大章同志的孩子寄養群眾家中，亦不幸遭萬惡的鬼子連同奶媽一齊槍殺了。

——左權給妻子的信

1942年，左權和妻女分別一年多了。他在信中問起愛女的近況，忍不住提及日軍“掃蕩”的殘酷一角。

就在左權寫下這封信時，2.5萬余名日軍直撲太行山脈。他們帶著彭德懷、左權等人的照片，夜間行軍、拂曉突襲，顯然掌握我軍各首腦機關的位置情況。

1938年，左權在太行山上。

5月23日，日軍完成了對八路軍總部駐地麻田的合圍。守在電話前的左權幾乎徹夜未眠，研判四面八方的情報——鑒于消息來到時可能已落后于最新情況，突圍時機和路線的判斷尤為關鍵。

24日下午，八路軍總部開始向東轉移。彭德懷先行一步，左權則留守駐地部署轉移事項。分別前，左權叮囑警衛連，一定要保護首長的安全，掩護全體人員轉移，“太行山壓頂也不動搖”。

25日拂曉，左權趕到晉冀交界地區，與彭德懷會合。可不久，轉移隊伍在十字嶺被日軍飛機發現，日軍主力上萬人從四面壓來。彭、左決定分路突圍。在猛烈的炮火下，左權一面命令警衛連掩護彭德懷等人，一面指揮總部機關人員轉移。下午4時，大部分人馬已沖出包圍圈，左權還站在一處高地上指揮。警衛人員一再懇求左權離開，左權說：“我不能離開戰斗崗位。”

一輪炮彈呼嘯而至，一些十幾歲的小戰士緊張得原地打轉。左權一邊向他們高呼“臥倒”，一邊站在高地繼續指揮。第二輪炮彈接踵而來，躲避不及的他頭部中彈，不幸犧牲。

悲痛萬分的彭德懷，含淚為左權寫下碑志：“露冷風凄，慟失全民優秀之指揮。”

這一年，左太北才2歲。許多年后，她才通過在場戰士的回憶，拼湊出父親犧牲的種種細節。晚年病重時，她又把這份沉甸甸的記憶托付給了沙峰。

“在那一刻，姥爺為什么要那樣行動？他是高級指揮員，生存下來能發揮更大作用，為什么全然不考慮自身安危？”沙峰說，他后來發現，這樣的以身犯險，在左權的戎馬生涯中早已發生多次。于是，他讀懂了左權最后的選擇。“姥爺一定知道炮彈還會來，但他想的就是完成突圍任務。他不可能丟開部下，自己先跑出去。”

彭德懷曾對年幼的左太北這樣解釋：“（你爸爸）他是死于自己的職守，死于自己的崗位，死于對革命隊伍的無限忠誠啊！”

“別時容易見時難”

1942年5月22日

在閑游與獨坐中，有時總仿佛有你及北北與我在一塊玩著、談著。特別是北北非常調皮，一時在地下，一時爬著媽媽懷里，又由媽媽懷里轉到爸爸懷里來，鬧個不休，真是快樂。

——左權給妻子的信

生前最后一封信，左權暢想著團聚場景。軍中都知道，左權素來沉默寡言，情感“不善表露”。可對離別許久的妻子，他深情地呼喚：“親愛的，別時容易見時難。”

左權比劉志蘭大12歲，兩人結婚時，劉志蘭22歲。懷孕的頭兩個月，劉志蘭的反應很厲害。兩人未住一處，左權堅持每晚騎馬去照料妻子。

然而，在意氣風發的年紀結婚生女，整日照料嬰兒而非忙于事業，劉志蘭心中有很強的落差。與左權通信時，她難免流露苦悶情緒，說些牢騷和氣話。

即便放在今天來看，左權的回應也是教科書式的。他總是溫和地安慰妻子，共情她的痛苦，肯定她的辛勞，贊美她的才華，鼓勵她做自己想做之事。

1942年5月22日，左權寫下犧牲前最后一封信。他對妻子劉志蘭說：“分離廿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1942年5月，時局已危，左權雖有萬般不忍，仍對妻子表示：“你可大膽的按情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給你受累、不再多妨礙你的學習及妨礙必要時之行動為原則。”

短短三年的婚姻，影響了劉志蘭的一生。左權犧牲后，她感到“走到了路的盡頭，無路可走了，又不得不掙扎著往前走”。

在左太北的心中，父親的形象也一直很模糊——他們畢竟沒有真正相處過。直到1982年，11封信失而復得，劉志蘭將其全部交給女兒，同時附信一封，講述全家人短暫的幸福生活。

左太北流著淚看完。她這才知道，父親喜歡叫她“北北”，每信必問她的情況，設法為她尋找營養品和糖果，牽掛她的痢疾和貧血有沒有好轉，想象著她參加兒童節活動時頑皮可愛，“還可能獲得錦標”……

1950年，左權將軍陵墓遷至邯鄲，圖為移靈時劉志蘭攜左太北執紼。

這年暑假，還在上小學的沙峰跟著母親去了左權縣——這是左權犧牲的地方，原名遼縣，在群眾強烈要求下改名為左權縣。

沙峰和母親參加了左權犧牲40周年紀念大會。他從未見過這么多人，好像全縣的人都趕來了，連會場外的河溝里都站滿了人。“親歷抗戰的老人，一個接一個地拉住母親的手，跟她講姥爺的事。他們的口音很重，我完全聽不懂，但我記住了他們眼里的淚光。”

左太北臨終前，將所有信交給沙峰保管。他也像母親一樣，在逐字逐句讀完所有信后，難掩熱淚。

這些年來，沙峰時常覺得，抗日英烈們從未遠去。他告訴《環球人物》記者，1942年，為紀念左權，山西一些有識之士創作了《左權將軍之歌》。今年，他再次來到左權縣，問起縣里還有人會唱嗎？“沒想到，我得到的答案是，連幼兒園的小朋友都會唱！”

左權留下的信件里，還有兩封是寫給母親和叔父的。那是1937年，他告訴老人，我軍將持久艱苦地與日軍周旋，“我犧牲了我的一切幸福為我的事業來奮斗”；不管日寇怎樣進攻，“我們準備不回到黃河南岸來”。

左權的母親。

2001年12月，61歲的左太北第一次給父親寫了信。她知道父親近19年沒有回家，一直思念奶奶，于是在信的第三段寫道——

爸爸，奶奶一直不知道您已血戰捐軀的消息，大家都有意瞞著她。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軍揮師湖南時，朱老總指示路過您家鄉的部隊要派人看望她老人家。當進入醴陵的部隊高唱《左權將軍之歌》，派人慰問奶奶時，才告訴她：“左權沒有回來，我們都是您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