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不會忘記

編者按：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解放日報“抗戰·尋跡上海”報道組多路并進，從不同視角探尋上海抗戰印跡。第三路報道，我們將鏡頭拉升，俯瞰上海各界群眾的抗戰全景，探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背后的精神力量。

在上海老城廂的三牌樓路，臨近喧囂的城隍廟，曾是一片工人聚居之地，也是地下斗爭的隱秘節點。吳福海的故事，便從這里萌芽，最終融入全民族抗戰的洪流。

這位出身木器油漆工家庭的共產黨人，將他畢生的堅韌，傾注在抵御外侮的民族戰場上。

青年吳福海在中華書局印刷車間經歷了思想啟蒙，積極投身工人運動，并在五卅風暴中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些經歷，為他日后在更為殘酷的抗日戰場上擔當重任埋下伏筆。

他曾與抗日民族英雄趙一曼等人并肩作戰，生前極少提及。直到近年，通過哈爾濱黨史辦的研究與家人的確認，才將“吳健”與吳福海的名字重合，填補了歷史的一處空白。

點燃救亡烽火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炮火撕裂東北，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吳福海迅速響應黨的號召，全力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成為“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的骨干力量。

那時他已積累多年組織工人的經驗，擅長在工廠、碼頭、車站等地建立秘密聯絡網，也熟悉如何調動技術工人力量，配合抗日宣傳和資源動員。

他在南京、上海間往返，組織過以車站搬運工、紡織工人為主體的抗日救亡會，借助工人網絡分發《抗日救國宣言》，并多次參與秘密會議，討論物資募集、交通轉運與義勇軍訓練。

1932年，吳福海被派赴東北，參與建立紅軍第36軍，并擔任道里區區委書記。

哈爾濱黨史館保留的資料顯示，他曾以“吳健”為名，在中東鐵路沿線開展鐵路工人組織工作，與趙一曼、趙尚志、張甲洲等并肩行動。三人曾共同策劃“三十六棚工人罷工事件”，其核心策略是以鐵路運輸癱瘓牽制日偽勢力，對敵方造成實際打擊。

而這段與趙一曼在小旅館共事、在寒夜里部署罷工的經歷，被吳福海埋藏了大半生，從未主動講述。2024年之前，在哈爾濱黨史檔案中，“吳健”這一名字長期未能確認真實身份。

直到去年這個故事才慢慢清晰起來，“哈爾濱黨史辦的老師在查資料的時候，看到一個中共地下干部，與趙一曼一起組織工人罷工，住在馬街一個波蘭女人開設的瓦爾沙瓦小旅館，就來問我認不認識。”吳元浩回憶說，“我馬上問大孃孃（姑媽），她今年都95歲了，她說確實聽我祖父說過用過這個名字。”

哈爾濱黨史辦提供的是《東三省商報》文藝副刊《原野》的編輯、中共地下黨員方未艾曾記錄下的一段史料。他寫道，趙一曼來看望他時，常到對面房間與金伯陽、吳健談事情。“吳健有30多歲，是上海工人，在上海參加過三次工人起義。他額上有一塊傷疤，據說是在一次浴血斗爭中留下的紀念。他常給我講他的革命經驗，還教我唱革命歌曲。”“金伯陽（東北工人運動著名領導人）和吳健常換上工人服裝，到東清鐵路哈爾濱總工廠的工人中，進行組織和宣傳工作，有時趙一曼穿著樸素衣裳也與他們一起去。”

再查資料——上海工人出身、參加過三次武裝起義、被派往哈爾濱工作的，只有吳福海一人。

就這樣，一個信息缺口被悄然彌補。那個深入到哈爾濱中東鐵路工廠開展工運的“吳健”，就是吳福海。

加入新四軍，奔赴黃海戰線

東北抗敵局面打開后，全面抗戰幕啟。

1935年，吳福海返回上海，試圖向黨組織匯報工作。然而此時黨中央已從上海撤離。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吳福海輾轉來到武漢，拜訪八路軍辦事處主任董必武，表達前往延安的強烈愿望。董必武見到這位昔日同窗后便告訴他：“參加新四軍！”

1942年初，吳福海受命籌建“新四軍海防團”。這是一支幾乎從零開始建立起來的“土海軍”，成員多為漁民和船工，任務是在黃海沿線偵察敵情、突襲運輸、護送干部。

而吳福海在心里，或許始終忘不了那個在暴雪中凍成冰雕的船老大。1942年的冬天，新四軍海防團中的一位漁民老大在風雪夜用身體壓舵，保全了整艘船和船上的人，自己卻永遠地凝固在了黃海的浪濤間。

那年他們寫下了一首歌，歌詞至今仍被家人保存：

“我們是中國未來的新海軍，

我們要擔負起海上的使命……

永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流盡最后的一滴血，勇猛地向前進。”

“我祖父說，哪怕我們沒有艦艇，我們有船槳；哪怕沒有航海圖，我們有方向。”吳元浩說，“因為他們是工人，是在最黑暗里摸索出路的人。”

吳福海夫婦在上海解放初期合影

從鉛字間走出的共產黨人

吳福海始終把他自己的一生看得平常。

他16歲進入中華書局當印刷學徒，在堆滿鉛字和紙張的車間里，第一次接觸到“組織” “工會”“罷工”這些概念。

他17歲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五卅運動中最年輕的黨員之一。一個印刷工人，以滿腔熱血踏進了風暴中心。

晚年時，曾同在莫斯科學習、后任上海市政協常委、市政協文史委主任的陳修良同志動員他寫回憶錄。他說：“我有什么可寫的？那些犧牲的同志比我更值得記。”

這些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員，在戰火紛飛中擔任著另一個維度的“戰斗崗位”。他們不在戰場中心，卻是抗戰最堅實的后方。他們的任務，是在敵后維持經濟命脈，是用雙手保障彈藥與印鈔、運輸與動員。

吳福海在上世紀 80 年代時拍攝的照片

吳福海，就是這千千萬萬名工人中的一員。他的腳步從上海城隍廟走到印刷廠，再從黃海邊走到莫斯科，又從東北白雪覆蓋的鐵軌旁，回到江南水鄉的一葉小船上，一生始終沒有離開工人隊伍。

上海市新四軍海防組留影（吳福海為前排左 7）

在他身后，還有更多人沒有被寫入檔案——他們參與過一次罷工、傳遞過一封信、守過一間倉庫。或許，他們的名字如今已無法一一查證，但這段歷史卻永遠留在了城市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