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一場緊張刺激的“秘密大營救”在香港悄然展開。

彼時，侵華日軍占領香港，300多名文化精英和愛國民主人士被困港島。在日軍嚴密控制和國民黨頑固派的追蹤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前身)幫助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夏衍、梁漱溟?等大批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從虎口中脫險，安全轉移到大后方。

整個營救過程中無一人被捕，無一人犧牲，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在廣東，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館、惠州東湖旅店、河源老隆福建會館等紅色文化舊址及相關遺存，從南往北串聯起數百位文化民主人士走過的脫險之路。

皖南事變后，國民黨頑固派加緊迫害抗日進步人士。經中共中央南方局安排，許多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先后從上海、重慶、桂林等地輾轉來到香港，繼續開辟新的文化抗戰陣地。

1941年12月，侵華日軍占領香港，并密集搜捕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為躲避日軍搜捕，何香凝搬到蔡廷鍇將軍家，鄒韜奮搬家6次、茅盾搬家4次，處境十分危急。

日軍突襲香港當日，中共中央急電指示周恩來等人設法保護并幫助滯港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離，緊接著周恩來指示香港黨組織，要求不惜代價，“轉移在港各界朋友”。

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迅速會同張文彬(時任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梁廣(時任粵南省委書記)和林平(時任東江軍政委員會主任)等研究部署營救工作。

日軍攻打香港后，許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隱蔽，彼此都失去聯絡。地下黨員潘靜安、李健行等人根據廖承志提供的營救對象名單，開始在香港分批尋找、聯絡轉移人員。

為了打通海陸交通，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五大隊派精干力量進入九龍新界地區，控制了大帽山，恢復和鞏固了東江游擊區進出香港的陸路交通。

1941年12月中旬，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派人進入九龍西貢及啟德機場一帶活動，開辟了東江游擊區進出香港的水路交通線。

廖承志等據此制定了四條出港轉移路線，簡稱為東線、西線。

1942年1月，日軍強制推行“歸鄉運動”，遣散香港居民。黨組織抓住時機，讓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化裝成難民，由游擊隊員護送離開香港。

1942年1月，日軍強制推行“歸鄉運動”，遣散香港居民。黨組織抓住時機，讓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化裝成難民，由游擊隊員掩護離開香港。

1942年1月9日，鄒韜奮、茅盾等20余人第一批秘密撤離香港，到達寶安白石龍。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等21人，從水路經長洲島、澳門撤離香港赴桂林。何香凝、柳亞子等人乘船經長洲島離開香港到達海豐馬宮。

當時的白石龍有些荒涼，為了給文化人士帶去點溫暖，游擊隊給大家準備了有肉的晚餐。茅盾在《脫險雜記》中回憶：“這一餐晚餐，真吃得痛快。雖然只有一葷一素，但我覺得比什么八大八小的山珍海錯更好，永遠忘記不了。”

為了保障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長途轉移，廣東地方黨組織及東江游擊隊在香港、澳門、寶安、惠陽、老隆等地建立了數十個地下交通站和中轉站。

由于從東江游擊區轉內地必經惠州，時任中共惠陽縣委組織部部長兼武裝部長盧偉如奉命在東湖旅店設立惠州中轉站。愛國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在離開白石龍后，便在游擊隊的武裝保護下陸續抵達此處。如今，這里已打造成為“東湖旅店——營救中國文化名人陳列館”。

“秘密大營救”歷時11個月，行程2萬余里，將3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他人員共800多人安全轉移至大后方。“這是真正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著名劇作家夏衍這樣感慨。

惠州市東江縱隊紀念館副館長朱奕凡表示，“秘密大營救”保護了中國的“文脈”，這批文化精英后續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以他們的名義設置的獎項包括“茅盾文學獎”“夏衍電影文學劇本獎”“長江韜奮新聞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