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光福（1893年－1983年） 祖籍廣東臺山，出生于澳大利亞悉尼。抗戰期間積極宣傳抗日救國，四處籌募義款。參與創建澳中友好協會等組織，畢生為爭取華人平等權益、發展中澳友好關系而努力，是著名的華人社會活動家。

第一眼看到劉光福，很多人難以想象他是華人——他是中英混血兒，從母親那里繼承了西方面孔，但他一生以“澳大利亞華人”的身份為榮。在90歲壽辰宴會上，他饒有興致地為賓客們表演了一個小節目：用家鄉廣東臺山的土話，說出數字一至十。

20世紀30年代，積貧積弱的中國在日寇鐵蹄下風雨飄搖，遠在澳大利亞的劉光福堅定地站在了中國一邊。“難得的是，他從1931年就開始呼吁抗日救亡。14年抗戰期間，他從來沒有左右搖擺過，基本上做到了全面投入。”廣東華僑歷史學會理事黃柏軍說。

根在中國

1893年1月19日，劉光福出生在澳大利亞悉尼。他的父親祖籍廣東臺山，母親則是英國移民。

和成千上萬的廣東同鄉一樣，父親隨著淘金熱來到澳大利亞，希望用艱苦的勞動換取更好的生活，卻遭遇了愈演愈烈的排華運動。為了“維持歐洲人在澳大利亞社會中的絕對優勢”，澳大利亞多地陸續推出“白澳政策”，限制亞洲移民。

劉光福從小飽嘗被歧視的滋味。“為什么很多人對我們懷有敵意？”當劉光福提出困惑時，父親堅定地告訴他：“你的根在中國，我們的很多親人在那里。”

“中國，廣東，臺山。”劉光福默默記下了這些地名，夢想著有朝一日去中國看看。他在7歲那年如愿，和弟弟回到家鄉臺山，寄宿在親戚家。近8年時光里，兄弟倆跟著阿婆學會了廣東話，背誦了《三字經》等典籍——晚年時，他仍能背出書里的內容。

黃柏軍認為，家鄉的生活經歷對劉光福影響深遠。“在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的關鍵時期，他不僅接受了中國的傳統教育，還與中國的基層民眾共同生活，與他們建立了深厚感情。”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北京外國語大學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李建軍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亡國滅種的危機，使得海外華人的民族意識空前覺醒。他們的目光不再局限于宗族和家鄉，而是擴大到整個中國的國族命運。

已是知名華商的劉光福，第一時間投入了抗日救亡。當時，英、法、美等西方大國對法西斯國家采取綏靖政策，澳大利亞也抱有“隔岸觀火”的態度。但劉光福從偶然得到的《田中奏折》英譯本中看到，日本計劃先吞并中國，再向東南亞和大洋洲擴張，他決定告訴澳大利亞人，他們無法置身事外，必須支持中國抗戰。

憑借著年輕時當記者的功底，劉光福編寫了長達166頁的宣傳冊《中國和滿洲的麻煩》，并自費印發1萬多冊。在志愿者的幫助下，成箱的冊子被送進議會和媒體機構。它并未徹底改變澳大利亞政府的觀望態度，但至少引起了一些人的警覺，部分澳大利亞媒體對《田中奏折》進行了報道。

青年時期的劉光福。

以筆為槍

“不能繼續待在遙遠的澳大利亞了，我要回中國。”完成宣傳冊相關工作后，劉光福的這個念頭越來越強烈。1931年底，公司恰好需要派人去上海處理業務，劉光福抓住機會，帶著妻兒抵滬。

這年冬天，在滬日本人多次挑起街頭沖突，為日軍進駐制造借口。朋友提醒劉光福，日軍已過長江，辦完事最好盡快攜家人離開。劉光福婉言謝絕了。他已經給自己安排了新的任務：去廣東會館當志愿者，難民們正在“像螞蟻一樣涌進那里”。

在廣東會館，劉光福意外收到了第十九路軍一位宣傳負責人的會面邀請——原來，對方看過《中國和滿洲的麻煩》，很關注他的動向。負責人也建議劉光福離開上海，劉光福再度謝絕。

1932年1月28日，上海，第十九路軍戰士與日軍交戰。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軍在上海閘北發動突襲。負責滬寧地區衛戍任務的第十九路軍對日軍早有防備，立即奮起抵抗。

當時，日本當局已做好了外交欺騙和輿論操縱的準備，事發后立即將全部責任推到中國身上，聲稱事變原因是“中國排日運動”。

為了讓世界了解真相，劉光福毅然加入第十九路軍擔任英文秘書，專門負責與外國記者聯絡。第十九路軍的前身為粵軍第一師第四團，將士們多為廣東籍子弟，劉光福恰好同時熟悉廣東話和英語。李建軍說，這種雙向溝通能力使劉光福能夠發揮重要作用，“他在英文媒體上發表了一系列揭露日軍暴行的文章，推動國際社會同情中國抗戰”。

上海的生活危機四伏。一天夜里，劉光福出了門，前往一家報館溝通中國軍隊抵抗日寇的報道事宜。他邊走邊沉思，等到回過神來，發現自己竟然走進了日軍控制的地區。

街角一片混亂，日軍正驅趕著很多中國人登上卡車，似乎是要把他們拉走殺害。劉光福暗道“不好”，剛想轉身離開，一個日本海軍陸戰隊隊員卻沖了過來，槍口直抵他的上衣紐扣。

在這千鈞一發的生死瞬間，劉光福利用自己的“西方式”面孔，假裝自己是英國人。他面露慍色地退了兩步，又做出向日本天皇致敬的樣子，打消了日本兵的懷疑。晚年回憶這次遇險，他說：“那還是冬天，可是當我穿過蘇州河回到安全地帶時，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

赤子之心

1932年5月5日，在英、美、法、意等國調停下，中日簽署《淞滬停戰協定》。第十九路軍被調離上海，劉光福轉任上海大新公司英文秘書，繼續以多種方式支持中國抗戰。

“他經營實業多年，又長期擔任澳大利亞華人重要組織的領導職務，熟悉華人社群的內部結構與訴求，因而能高效整合分散的華人資源，號召華人捐款捐物。”李建軍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劉光福不僅動員華人，還始終設法推動澳大利亞與中國協作。因此，身在上海的他與澳大利亞的朋友仍保持密切聯系，從貿易、安全等角度，不厭其煩地闡釋中國對澳大利亞的重要性。

1991年，澳大利亞出版了一本講述劉光福事跡的書。書中這幅插圖描繪了劉光福（右一）為修訂澳大利亞移民政策而斗爭的場景。

1933年，澳大利亞記者史利文根據與劉光福的談話，出版了《白中國（White China）》一書。“此書確能喚起澳大利亞人士改變對華政策。”劉光福為推廣這本書四處奔走，還在報紙上發表聲明，呼吁華人同胞“協力贊助推銷”。

幾年后，劉光福回到澳大利亞，發動其人脈關系舉辦多場座談會，推動“澳中合作”社會共識的形成。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兒子劉國寶也在劉光福的鼓勵下加入澳大利亞海軍，開往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前線。

劉光福還運用其政治影響力，竭盡所能地保護中國同胞。戰爭結束后，澳大利亞政府決定遣返數百名流落至澳的中國海員，劉光福挺身而出，發起成立“保衛華人正當權益委員會”等組織，為海員們奔走請命。

澳大利亞作家艾瑞克·羅斯在其著作《澳大利亞華人史》中評價，劉光福“也許是20世紀澳大利亞最重要的華人”。“在中華民族的危亡時刻，以劉光福為代表的澳大利亞華僑華人群體，為中國抗戰筑起了堅實的海外后盾。”李建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