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箭與導彈控制技術專家黃緯祿在檢查導彈設備。
1944年，英國倫敦博物館內，20多歲的黃緯祿擠在人群中，踮著腳向大廳內張望。只見一個墨綠色的龐然大物矗立在大廳中央，四周用繩子攔著。
二戰期間，德國制造的V—2導彈。
這是德國制造的一枚V—2導彈。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發射的上千枚V—2導彈呼嘯著越過英吉利海峽，在倫敦奪走無數人的生命。一枚V—2導彈被英國繳獲后在博物館展出，正在英國實習的黃緯祿專門跑去看了這枚導彈。
彼時的中國正深陷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見過導彈的中國人寥寥無幾。黃緯祿圍著它轉了一圈又一圈，腦海里若有所思：如果中國也有這樣的武器，日寇何敢再猖獗！正是這個念頭，讓他這個原本學機電專業的學生與導彈結下不解之緣。
1947年，在拒絕了多家英國公司的高薪挽留后，黃緯祿懷著滿腔熱情回到祖國。之后，在一窮二白的歲月里，他跟一群科研人員一起，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最終讓“東風”騰空、“巨浪”潛航，讓中國導彈從“零”的突破逐漸走向“強”的跨越。
如今，巨浪—3、東風—61、東風—31等國之重器接連亮相，每一枚導彈的騰飛都是對這位“航天老總”最深情的回應，訴說著他與中國導彈事業跨世紀的牽絆。
僥幸逃過導彈轟炸
“聽說你見過導彈？”
“是的，在倫敦。”
那是1956年春的一天，在通信兵部電信技術研究所工作的黃緯祿應邀到中南海懷仁堂參加一個國防部召開的重要學術報告會議。
會議由陳賡大將主持，由剛剛從美國回來的錢學森主講火箭技術問題。會上，錢學森指出，我們中國人不比外國人笨，外國人能搞出來的東西，我們中國人也一定能搞出來。這場報告使黃緯祿深受鼓舞。
會后，陳賡詢問黃緯祿是否真的見過導彈，還說：“黨中央、中央軍委已經做出研制兩彈的決定，我們急需大批科學技術人員參加到這個工程中來……”黃緯祿聽了非常高興，不禁在心里歡呼：中國也要搞導彈了！
事實上，黃緯祿不僅早就見過導彈，還差一點在導彈轟炸中殞命。
1943年，英國工業協會到中國招收實習生。通過層層選拔，畢業于中央大學（今東南大學）電機系的黃緯祿脫穎而出。
抱著科學救國的愿望，黃緯祿遠赴英國，先后在倫敦標準電話電纜公司和馬可尼公司實習。
按照慣例，實習生可比在職員工晚到公司半小時。一天早上，黃緯祿到達公司，震驚地得知，一枚導彈越過公司圍墻，落在距離辦公室窗外5米處，窗戶全部被炸毀，5名英國同事被炸身亡。若不是晚到半小時，他早已與同事們一同葬身廢墟。
這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歷，讓黃緯祿對導彈的破壞力有了切膚的痛感，再加上后來在博物館親眼見到導彈真容，他內心那個念頭愈發堅定——“祖國必須擁有自己的導彈”。所以，當他在中南海懷仁堂聽說中國也要研制導彈時，熱血沸騰。
從1957年起，我國逐步組建了戰略導彈的科研、訓練、教學機構。不久，中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當年12月，黃緯祿等一批科研人員被調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二分院（以下簡稱五院二分院），走進了那個神秘的大門。
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爭氣彈”
“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寶山。”當時的五院二分院位于北京西郊永定路，距離八寶山公墓僅幾公里，院里科研人員常喊的這句口號，如今聽起來或許有些悲壯，但在當年正道出了航天人的誓言與決心。
由于五院二分院用的是原解放軍后勤部財務學校的房子，條件簡陋，周邊是大片的荒野和農田，大門前的馬路晴天塵土飛揚，雨天泥濘不堪，讓人怎么也想象不到是個研制尖端武器的單位。
“我們因陋就簡，在這些破舊的房子里成立了好幾個研究室。有搞陀螺儀的，有搞無線電指揮的，有搞控制系統的。”黃緯祿雖然是控制系統組的組長，但對于導彈控制技術也需要從入門學起，“技術上誰也領導不了誰，大家在一塊就是邊干邊學”。
控制系統就像導彈的神經中樞。“飛得穩，打得準，主要靠控制系統。”黃緯祿深知控制系統的重要性，也清楚自己肩負的責任。
“我們一定要搞出自己的‘爭氣彈’，爭中國人民的志氣！”聶榮臻元帥的這句話始終縈繞在黃緯祿耳畔。為了爭這口氣，科研團隊的每個人都拼盡全力。那些老舊的小樓里，燈光常常徹夜不熄。
1959年，為了更專注地投入工作，黃緯祿將家搬到了五院二分院。此后，他長期保持著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高強度工作狀態。研發導彈控制系統需要進行海量的數學計算，黃緯祿和同事們只有一部老式手搖計算機。很多時候，他們只能靠人工計算，推導出導彈在空中的飛行姿態、軌跡等數據。
1960年11月5日，新中國第一枚導彈迎來了發射時刻。當時黃緯祿并未前往發射現場，而是留在北京值守，一旦前方控制系統出現問題，他便要立刻組織人員研討應對方案。這枚凝聚著無數科研人員心血的導彈不負眾望，成功發射，后來被命名為東風一號。此后，“東風”系列多個型號導彈相繼發射成功，一步步夯實著新中國的國防根基。
“導彈醫生”愛較真兒
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固體潛地導彈基礎上，黃緯祿和同事們提出“一彈兩用”的想法。四川兩彈一星干部學院常務副院長劉濤向《環球人物》記者介紹，“一彈兩用”就是將已設計的潛地導彈搬上岸，按同一種導彈既可用作潛艇水下發射，又可用作陸上機動發射的原則，進行必要的修改，使其具有雙重威懾能力。
為盡快實現“一彈兩用”，1979年4月，黃緯祿被任命為固體潛地導彈巨浪—1和陸基機動導彈東風—21的總設計師，這意味著他身上的擔子更重了。
剛成為導彈事業中的一員時，黃緯祿就對聶榮臻元帥的一句話記憶深刻，“有責任我負責，成功了是你們的”。成為總設計師后，他最常跟技術人員說的也是這句話。
1982年秋，巨浪—1首次試射失敗，參試人員士氣低落。黃緯祿主動擔責：“我是總設計師，負主要責任！”經過6天連夜攻關改進后，到了再次發射當日凌晨，北京方面突然打來電話：“是不是再認真檢查一下，推遲發射。”
怎么辦？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黃緯祿身上——推遲則無風險，但會錯過禁航期與有利海況；堅持發射，失敗風險需他承擔。
黃緯祿經過再三分析、比較、權衡，最后果斷拿起電話向上級報告：“需要考慮的問題都考慮了，應該準備的一切都準備好了。我認為發射條件已經具備，不宜推遲。如果上級決定推遲，我們執行命令。”
上級同意了黃緯祿的意見，按原計劃發射。一般人很難想象，黃緯祿打去這個電話背后要承受多大的壓力。而他敢下這份決心，對自己設計的導彈有這份信心，正是源自日常工作中的謹慎和細致。
在很多人眼里，黃緯祿脾氣特別好，很善于協調工作。可一說到技術問題，他就像變了一個人，愛較真兒。下屬匯報工作中不能有“大概”“可能”這樣的字眼，他始終堅持不管是什么樣的“偶然狀況”，找不出原因決不罷休。
“黃緯祿有個綽號，叫‘導彈醫生’，就是因為他分析問題細致、發現問題快、解決問題也毫不含糊的工作風格。當導彈出現疑難雜癥時，大家都愿意找他‘診治’。”劉濤說。
巨浪—1導彈。（視頻截圖）
東風—21導彈。
1982年10月，固體潛地導彈巨浪—1成功發射。3年后，新型陸基機動導彈東風—21也順利完成首飛。
“黃緯祿是我國導彈事業在技術與科學管理領域的關鍵推動者：他帶領團隊實現導彈技術從液體到固體、從陸上到水下、從控制系統到總體設計的跨越，突破固體戰略導彈陸基機動發射技術，為戰略導彈機動化奠定了基礎。”劉濤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給自己定下“三個三”
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黃緯祿的秘書呂慧英隨口說了一句，“孩子中學要搞校慶，請科技工作者跟班上同學座談，這人還沒著落……”
“你看我去行嗎？”黃緯祿笑著問道。“您去？這規格也太高了吧？”呂慧英有點蒙。
最終，黃緯祿給學生們講了一小時的科學與人生。
五院后來改為第七機械工業部（簡稱七機部），黃緯祿先后擔任七機部一院12所所長、一院副院長，七機部總工程師等，雖然職位變了，但他給自己的定位始終只是“為導彈事業作貢獻的普通科技工作者”。
謙遜和樸素的作風在黃緯祿的生活與工作中處處可見。劉濤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黃緯祿曾給自己定下“三個三”要求，即在基地有三條要求：和大家一起排隊買飯，一起搞衛生，一起掃廁所；出差有三條要求：只要能走出去就行，只要有飯吃就行，只要有地方睡就行；用公車有三不許：自己私人外出不用車，接送親友不用車，家人有事不搭車。
1999年，在推選“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候選人時，黃緯祿主動相讓。他說：“功勞是大家的，不能因為我是總師就總把榮譽歸到我的頭上。”由于黃緯祿態度堅決，單位就推選了另外一位同志。經上級研究決定，最后還是授予黃緯祿“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21年9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協同創新 自立自強——‘兩彈一星’精神展”上展出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黃緯祿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導彈事業上，對自己的身體鮮少顧及，甚至常常忽略了病痛的信號。他的女兒黃道群回憶：“有一次，父親拿了一件汗背心讓我姑姑幫忙縫補，姑姑問衣服怎么會破在這個地方？父親平靜地說，心口痛，揉得久了就破了。”為了導彈，他不惜落得一身病痛。2011年，黃緯祿去世，享年95歲。
黃道群始終忘不了，當年巨浪—1水下發射成功后，黃緯祿回到家時的模樣——瘦得厲害，體重減了11公斤。大家心疼地說：“您這是剜下自己的血肉補在導彈上了！”黃緯祿聽了卻淡然一笑：“11公斤，比起動輒以噸計的導彈算不得什么。可把這‘血肉’補在導彈上，托起來的是一個民族的希望和驕傲啊！”
（感謝四川兩彈一星干部學院對本篇報道的大力支持。）
責任編輯：邱小宸黃緯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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