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發舊文，以饗讀者，寄托哀思
巴西當地時間9月23日，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俞孔堅教授不幸遭遇墜機身亡，終年62歲。
據悉，俞孔堅教授此行是在潘塔納爾地區拍攝紀錄片《海綿星球》，其乘坐的小型飛機在南馬托格羅索州潘塔納爾地區的阿基道阿納市墜毀，無人生還。
俞孔堅，1963年生，浙江金華人。1987年獲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專業碩士學位，1995年獲哈佛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1997年回國后先后創辦了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并擔任首任院長，創辦了國際獲獎期刊《景觀設計學》并任主編，并創辦了國家甲級設計機構土人設計Turenscape。
2012年他當選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會士（ASLA Fellow）；2016年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2020年獲世界風景園林聯合會授予的最高榮譽——IFLA杰弗里?杰里科爵獎，表彰其“為改善社會和人居環境、提高人類福祉作出了杰出而意義深遠的貢獻，并有力推動了學科和行業的發展”；2021年獲世界生態哲學領域和生態文明領域的最高獎“柯布共同福祉獎”（John Cobb Common Good Award）。
2023年獲Cooper Hewitt美國國家設計獎；同年，俞孔堅從全球300多位被提名者中脫穎而出，獲得世界景觀設計和風景園林設計界的最高獎、兩年一位的奧伯蘭德獎（ Oberlander Prize），表彰其 “非凡才華、創造力和勇氣，富有遠見并完成大量城鄉環境建成作品”。他曾分別被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聯合授予“留學回國人員成就獎 ”，被國務院僑辦授予“首屆華僑華人專業人士杰出創業獎”。
俞孔堅把城市與景觀設計視作“生存的藝術”，他的理論研究、教學及實踐促進了景觀設計師成為國家正式認定的職業，并推動了景觀設計學科在中國的確立。他的代表作品有廣東中山岐江公園、河北秦皇島紅飄帶公園、哈爾濱群力濕地公園等。
現重發舊文《俞孔堅“我自愛我的野草”》（刊于《文匯報》2010年4月28日），以饗讀者，寄托哀思。
俞孔堅“我自愛我的野草”
昨晚九點，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官方網站公布2010年度獎項，由俞孔堅擔任首席設計師的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和土人設計團隊設計的世博后灘公園，獲得唯一一個大獎——杰出項目獎。“上海后灘公園：作為生命系統的景觀”（Shanghai Houtan Park:Landscape as a Living System）——這個簡潔的評語，將后灘置頂。
什么樣的城市，會讓生活更美好？世博會將展示每一個參加者的答卷，而后灘公園的獲獎，可以說為尚未開幕的世博會贏得了第一塊金牌。
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的年度評獎，有景觀設計界的奧斯卡獎之稱。雖然今年已不是俞孔堅第一次獲獎，但這次意義不同。
土人設計團隊，自1998年在北京成立，一路堅韌地奮斗，歷經12年，從廣東中山、沈陽、秦皇島、臺州等二線城市，終于走到上海，而且是世界矚目的世博園內。衷心希望這次獲獎不僅是對個人辛勞智慧的表彰，更能給景觀設計界、給國人帶來觀念的變革，明白自然即是美，學會珍惜土地、欣賞野草。
昨晚九時，俞孔堅主持設計的世博后灘公園，摘獲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唯一一個年度大獎——杰出項目獎。俞孔堅1980年考入北京林業學院園林專業，1987年獲得碩士學位后留校，1995年獲哈佛大學景觀設計專業博士學位。1997年回國，作為北京大學引進人才成立景觀設計研究學院。俞孔堅說，景觀設計必須重歸生存的藝術和監護土地的藝術，而非一門消遣、娛樂的造園術。土地首先是需要愛護的珍貴生命之源，然后它是有記憶，有局限，有挑戰，千姿百態的地方。在俞孔堅種種犀利言辭后面，在他做“土人”不做士人的選擇后面，誰能看出有很大的文化取舍在其中？
“后灘公園是一個有生命的生態系統”
47歲的俞孔堅干的這些活，在87歲的程緒珂看來，“不稀奇”。
——“是對頭的，符合時代要求的。”
程先生是我國園林前輩，離休多年的上海市園林局局長。細悠悠說出來的話不帶火氣，但分量重：“我們人多地少，這么少的地不生產，還盡搞觀賞，對不起祖宗。”“將農業、林業、山水進行重新的資源配置，而不是簡單的觀賞，建設生態城市，是世界潮流。”
而俞孔堅知道，土人方案被選擇，是世博組委會“力排眾議”的結果，當時專家組對這個方案提交的意見書竟然為“空白”！這個選擇“不容易”。
這個“不稀奇”，又“不容易”的公園，到底是怎樣的？
后灘公園，坐落于世博園臨黃浦江東岸一側狹長地帶，長1.7公里，面積14公頃。原址為浦東鋼鐵廠和后灘船舶修理廠，搬遷后留下被工業垃圾和建筑垃圾深度污染的土地。土人設計方案參與競爭后2006年中標，2007年開始建造，于2009年10月通過驗收。它開始在那里生長，成為那土地和江流的一部分，宛若天然。
因為它獲獎而懷著驚艷期待來這里的人，是否會遭遇輕微的意外？我猜——會。因為它，這么尋常！
這是一片江南濕地常見景觀，蘆葦，茭白，菱角，楊柳，“采采行菜，左右流之”的荇菜，兩千年了……沒有什么魔方一樣絢麗的圖案，甚至沒有一棵大樹，那種從遠方移植過來帶著富裕濃蔭的大樹。只有新種的小樹苗，在面對陽光興致勃勃地晃著新葉。這一季油菜花、二月蘭盛開，到了夏天，水稻和向日葵將開放，還有秋天的蘆葦、冬天的蕎麥花香……
這尋常的景象，卻頃刻會以另外一種生氣感動人：這樣鮮美的水草，溫厚的土壤感，風中溫柔低伏的野草，與江堤外起伏的黃浦江水相呼應，讓人恍然置身大都市里罕見的真正江灘！
據說，在一次項目視察時，有關市領導在考察完眾多熱鬧場館后來到后灘，忽然覺得一陣“適意”，仿佛來到一塊凈土，清新之氣撲面而來：這里有鳥兒聚集歡鳴，有清流潺潺流動；后灘濕地是一個人造谷地，緩緩升起的草坡將世博園的熱鬧暫時隔離開來……不用煞費苦心找什么評語，身體給出兩個字的判斷：舒服！據說就在這次視察之后，后灘公園中利用半座舊廠房改造的一個休憩場所，被征用為VIP休息室。
不僅為愉悅視覺，更為人內在的體驗——這正體現俞孔堅對設計的理解。這些年，眼睛真是被寵壞了，帶人去追逐那些炫目夸飾、了無意義的東西……
聽土人團隊的年輕設計師介紹后灘公園的特點，腦子一激靈，好似身體里面、記憶深處的一些東西被激活了，那東西，關乎生存！
請注意！后灘河道中清清的河水，不是人工注入的自來水，而是引入的黃浦江水！流經一公里多長的內河濕地、不同高差設計的植被區域，通過垂直和水平兩種植物凈化方式，經過七天時間，劣五類江水被自然凈化為優三類水，變為公園盡頭處清亮的淺灘溪流。三類水可以洗手；而劣五類水，是不可觸摸的。這個綠地凈化系統設計日凈化水量達2400立方，可以滿足整個世博公園與后灘公園的綠化灌溉、道路沖洗等需要。
再注意！這座公園的管理成本極低。現在常見的城市公園綠地，建成后大多需要投入大量水電和人工維護成本：修剪、澆灌、拔草……往往簡單增加城市綠量，卻成為城市負擔。而后灘是為城市和生態做貢獻的公園，它建成后低成本自然生長，它采用的鄉土濕地植物，生長、開花、結籽，落地重新生長。
再注意！這個江邊公園的親水內涵，不僅表現在平常狀態，它做好了為20年一遇洪水蓄洪的準備。后灘砸去了20年一遇的水泥防洪墻，采用石籠和拋石來進行江岸生態化改造（若從浦西乘船過來，將看到一公里多完全由拋石和植被構成的江堤——這是后灘公園一個上佳欣賞角度）它允許自己全部被淹沒！“洪水不過來幾天嘛”，當它來時，要讓它來，減低能量和對城市的沖擊，當洪水退去，這座公園洗個澡，會自己重新精神起來。
……
這做功、生產的公園，是北大和土人設計團隊不計成本、投入大量人力資源（36人組成超大設計團隊）探索創建出來、可供復制的城市綠地模式。
“怎么理解生產？栽種水稻是不是也只是一種象征？這水稻難道人可以吃？”
“土地在生產，小鳥可以吃。”俞孔堅聽出我的懷疑，輕聲回答。
那一刻有些臉紅。
這是早晨七點半的后灘公園，約在這時見面是因為要趁俞孔堅路過上海去看晨曦中公園的時間。當我起個大早如約趕到時，他已在里面看了兩個小時的日出了，他還看到正在恢復的生態：魚和小烏龜來了，青蛙和蝌蚪來了，小鳥也來了……
“經過設計后的后灘公園，是一個有生命的生態系統……使人體驗和享用這個生態系統的生態服務，獲得教育和審美，進而使受益者將其對自然和土地的理解延伸到廣大的中國乃至世界的每一寸土地。”
——在關于后灘公園的設計書里，有這樣一段讓人動心的話。
當這個尋常又非同尋常的公園，最終在后灘落成迎客的時候，“不稀奇”和“不容易”這兩個評語，都那么耐人尋味。而因為有開明的世博甲方，俞孔堅覺得上海畢竟是上海，也是他的福地。
“歸根結底，是土地生命系統設計”
土地是什么？是一張白紙，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嗎？
不是。土地首先是需要愛護的珍貴生命之源，然后它是有記憶，有局限，有挑戰，千姿百態的地方。
俞孔堅說，當成千上萬的造園師忙碌于城市中小綠地和萬紫千紅的廣場花壇時，我們的母親河卻正在遭受著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每天大量抽取用于伺養嬌艷鮮花，而任由沙塵暴侵蝕良田美池和城市；所有的城市園林美化都在做“化妝”，這個學科里沒有生命的位置。這絕不能引導一門學科走上正確之路，景觀設計必須重歸生存的藝術和監護土地的藝術，而非一門消遣、娛樂的造園術——“當造一個公園或景觀的時候，要把它作為生態基礎設施來造，而不是造一個‘景’！”
——到底誰是俞孔堅？
1963年出生于浙江金華的俞孔堅，1980年考入北京林業學院園林專業，1987年獲得碩士學位后留校，5年后懷著學術上的困惑考入哈佛大學景觀設計專業，1995年獲得該專業博士學位。在美國SWA景觀設計集團工作兩年，期間因為工作原因斷斷續續訪問了國內100多座城市，結果他再也沒心思在國外待下去了，他看到土地被污染，河道被渠化，林子被毀去，文化遺產被鏟平，城市大面積地在進行“化妝運動”……1997年俞孔堅回國，作為北京大學引進人才成立景觀設計研究學院。但落地伊始，他就成為了國內園林學科的“叛徒”。
1998年初，俞孔堅去中關村注冊土人景觀設計事務所，遭遇兩個麻煩，一，為什么要叫“土人”？不雅觀；二，景觀設計，在工商部門那里尚未構成一個行業，是否依慣例叫園林設計？
俞孔堅耐心解釋，說服了他們。在這個名字的選擇中，有他決不能回到園林老路上去的學術抉擇和意志。
在國內，關于城市綠化美化專業一直因循傳統叫風景園林設計，著眼點在造園、造景，社會上許多人又錯誤地把景觀等同于園林；而哈佛景觀設計原名為landscape Architecture，我問landscape是否翻譯為“大地景觀”更恰當，俞孔堅簡潔回答：“直接叫土地設計最準確。”
土人，就包含這樣兩層意思，一，它宣示自己處理的是人和土地的關系，二，它宣示自己就是“土人”，是最了解這片土地的原住民，應該承擔起監護土地的職責。“土人”這個名字，既寫實，又坦然包含一絲挑戰意味，俞孔堅說“要建設一個真正的城市，中國需要對‘土’有新的認識。”
瀏覽“土人”創辦的行業門戶網站景觀中國網，頭條新聞常常是環境或資源新聞，諸如“中國土壤污染總面積達到13%”，“城市化為人的健康帶來嚴峻挑戰”，“沙塵暴再次越過長江”……從中可以看出俞孔堅對景觀設計師的基本定位。他說：“我們之前誤解了發展的意義。我們必須發展一個新的本土化的系統，去理解和應對人地關系的變化。”
土人廣州分部總經理龐偉告訴我，俞孔堅為景觀設計這門學科找的祖宗是“禹”，“不是那個被后世裝扮得雍容華貴、一副帝王相的禹，而是那個黑黑瘦瘦、在風雨中勞碌奔波，戰戰兢兢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治理不好水患會有殺頭危險的禹”，是那個“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的大地之神。他懂得如何與洪水為友，如何為人民選擇安全的居所，在合適的地方造田開墾。俞孔堅認為景觀設計師應該以大禹為師，而不是魯班。魯班是工匠，誰能聘得起就給誰做一些優秀的作品；而大禹從文明早期開始就致力于中國生死存亡的問題。“俞孔堅是在向設計師提出一個今天沒有的抱負”，龐偉說。
“十年來，我好像一直在撕一張網”
參與后灘公園設計的年輕設計師袁天遠還記得大學期間首次接觸到俞孔堅的文章，“那時他還沒這么有名，但我一下覺得對了，設計不是為了裝飾，設計有目標了！”理想的沖動一直支持他畢業后從浙江到北京，去參加土人的招聘考試，當通過考試興奮地坐到實習生位置上時，發現恰巧就對著俞孔堅辦公室。在那里，他看到“博士”進進出出地工作，會有學生來找“博士”合影，簽名，和他一樣，把“博士”當偶像。他回憶說：“當時土人只有100來號人，整個氛圍非常干練，人人都非常用功，自覺、瘋狂地學習，感到原來學到的東西太不夠了……一般設計常常會用‘好’和‘不好’來評價，但在土人這里，有‘對’和‘不對’的界限。這個原則，這個絕對的原則，是土人給我的。”
這些原則，記錄在一個被稱為“土人寶典”的文件里：
所有的植物不要大棚培養；步行道路不能有高出綠地的道牙，以便讓雨水流回土地；地面盡量不鋪裝，必須鋪裝的時候選用滲水材料……“反規劃”，最少干預，生存是第一位的……
在這些年輕人眼里，俞博士是個有魅力的人。他“敢說敢做，突破常規，又生活樸素。除了設計，什么都不關注。除了在一些必要場合他會換一身衣服，其他時候就和我們一樣，一件T恤穿到只剩一層紗布。而不像一些設計師，作品首先是自己。”后灘公園設計建造初期，袁天遠他們在荒蕪場地上，一住就是八個月，“有時感覺支持不下去了，但博士一來，就感覺充了電，又可以精神飽滿地干下去。”
龐偉的土人生涯已有八年，在他心里，俞孔堅仍然“不是一般人”。“他那么陽光，正面，向上。這么多年來不疲倦地開疆拓土，每取得一點成績會發自內心地快樂。他‘空降’回來，完全沒去學習處理各種游戲規則和潛規則，直奔自己的事情就去了。”他認為俞孔堅最重要的是“解決了景觀工作的坐標系問題，在人的權力上前置了自然的權力空間”。
俞孔堅1998年通過說服解釋注冊到的“景觀設計師”，2004年正式獲得國家勞動保障部的認可成為我國的一個新職業，2005年央視焦點訪談以《新職業，新創造》為題對他及這個行業做了報道，到今天為止，全國注冊景觀設計師事務所已達一萬多家。尤為不可思議的是，土人團隊這些年做的項目，已有10多次獲得國際大獎，諸如中山岐江公園，臺州市“反規劃”，天津橋園，秦皇島的紅飄帶和濱海項目等等。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以“自然的力量”為題報道了俞孔堅。俞孔堅本人，也多次作為優秀歸國創業人員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
但是，這個偶像，這個行業的開拓者，在自己眼里，卻仍然是個“邊緣人”。因為他期待的學術上的突破尚未完成。俞孔堅說：“這十多年，我好像一直在撕一張網。好在現在網口越來越大了。”
他認為建筑設計、景觀設計等領域，還存在著令人憂慮的知識落后，國內主流的舊有知識體系仍然制約著學科的發展，教科書仍然教學生用工程化、貴族化的辦法對待河流及城市建設，而國外早已開始進行知識更新。已故杰出景觀設計學教育家佐佐木半個世紀前就呼吁：“景觀設計學正站在緊要的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重要領域，而另一條路則通向膚淺裝飾的雕蟲小技。”所謂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領域，包括水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地保護和管理、文化遺產保護等多方面。
是享樂與裝飾，還是尋求生存之道？俞孔堅說，也許還要20到50年的時間，這個學科才能完成知識更新。
好在這個“邊緣人”，并不以身居邊緣而氣餒，他用“邊緣人”的方式耐心地工作著、影響著社會。
回國這些年，俞孔堅帶領著北大景觀設計研究學院和土人團隊踏踏實實做研究、做項目；同時承擔諸多社會責任，他長期作為建設部聘請專家，為市長講課，他創辦“景觀中國網”，創辦《景觀設計學》雜志。他在世界多所著名高校進行巡講，在國際大會發表演講，宣揚生存的藝術、“大腳”之美。他曾個人出資把他的著作《城市景觀之路——與市長們交流》寄送給了中國大約3000個市長和官員。這本書直指政績工程的種種弊端：人跡罕至的寬闊大廣場，疲憊的市民們卻只能蹲坐在大片草坪邊上的欄桿上……他溫和地建議：為什么不用自然的方式，用野草？
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新農村建設”，俞孔堅看到這個報告，立刻意識到，如果沒有清醒的意識和警惕，在城市中發生的問題，將有可能通過新農村建設大規模地向鄉村蔓延，自然河道消失，土地固化，被污染，雨水不能重新回到土地，地下水位下降，環境惡化……他給溫家寶總理寫了一封信，提出在新農村建設中應該重視的“國土生態安全問題”。這封信，總理批示后向建設部、環保局、文化部三個部門下發，最終，由環保局牽頭，委托俞孔堅做全國性的國土生態安全格局研究。
“目前中國這么大規模的現代化建設，這么大盤子的城市化，我們的知識體系準備好了嗎？哪個學科嘗試來對這個過程中的人地關系有所交代？”——龐偉喜歡讀點老莊，他說自己和俞孔堅的陽光比起來，要消極一些。也許因為這個原因，他好像比俞孔堅更理解俞孔堅，更說得清土人在中國景觀界的位置。他說：
俞孔堅已經算個名人了，但這名氣還很單薄。在他的種種犀利言辭后面，在他做“土人”不做士人的選擇后面，誰能看出有一個很大的文化取舍在其中？
俞孔堅批評士大夫和帝王園林在歷史文化中的局限和畸形，傷害了不少熱愛古典園林的人，但作為嚴肅的學術思想清理，把景觀設計放到整體的文明活動之中來重新定位，有助于我們對過往文明的認識和對未來文明走向的辨析，不破則無以為立！
人不能失去那些賴以進化的東西
在我看來，俞孔堅的知識譜系中，有一種不多見的從下至上的貫通。從農村出生長大，到獲得哈佛博士，重要的是他不曾迷失；從小感受過土地的溫暖和大美，知道一切生命來自大地。當他學成歸來打出“土人”的旗幟時，標志著他將以知識大樹冠頂上攫取到的果實回饋童年情感、大地母親。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個知識譜系，同時也成全了一種人格和道德的譜系。
問：“現在只要看到泥土和狼尾草，就會想到可愛的俞教授”——我看到網友在土人網上的一句留言。野草已經成為你的一個標志。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個標志？而土人寶典里又有一條：“如果你沒有任何感覺，就種樹種樹種樹！”這矛盾嗎？
答：不矛盾，可以說是一回事。種樹或種草，看場地實際需要，根本上都是不錯的，寶典里這句話強調的是不要去做那些無用的、多余的事。在沒有感覺的時候，不要去做模紋花壇，不要去做古怪的雕塑，種樹！我確實是有意選擇野草作為我景觀思想的一個符號，因為野草是與土地最相適應的植物。草本植物因為柔弱，相對來說更容易被園藝化，在傳統園林中，最被扭曲的就是這一部分。野草與傳統材料形成了強烈對比，草皮光鮮卻大量耗水，野草卻是做貢獻。它是生產的，耐寒耐旱，飽含生物多樣性。我也用樹，但我不移植大樹，小樹苗也是很漂亮的，只要生機勃勃就是美的，移植大樹是急功近利的文化觀，栽種小樹強調的是可持續發展。再說，魯迅先生不也喜歡野草嗎。（笑）
問：你曾發表過一篇文章，《續唱新文化運動之歌》，我也看見你被稱為景觀界的白話胡適之，你對五四新文化的認同是什么時候發生的？
答：可以說是在尋找自己思想根源時發生的一個遭遇吧。當時胡適等一幫新文化人為什么提倡白話，反對文言？因為他們面臨民族的生存危機，認為與普通民眾生活隔絕的文言文不能承擔民族振興圖強的職責。過去，景觀設計學在定位上存在致命弱點，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把自己當做古老園林藝術的延續。園林是傳統農業社會中文人士大夫階層和貴族文化的產物，它搜集、遠距離搬運奇珍異卉，忽略對當地生態的破壞，花高昂代價造一個自我封閉的小天地。在今天它有文化遺產的價值，但不能滿足中國大規模城市化進程的需要。
我認為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問題在文學領域可能解決了，但在其他領域還遠沒完成，或者根本沒發生。城市和建筑領域，很可能就是封建文化最后的避難所。那么多人還懷有貴族的理想、土皇帝的夢想，他們通過仿造貴族房子、皇宮建筑，來達成自己的夢。在未來20年中，中國13億人中的65%將成為城市居民，中國現有約660多個城市中，已有2/3面臨缺水困境，幾乎所有的城市及郊區河流已受污染；如果說古代的城市結構，還能支持10%的人享受著那種生活，那么當13億人都要進行城市化夢想的時候，我們的生態資源是不能支持的。
問：人地關系是你景觀設計理念的核心，但是在大學校園中種稻子，在城市中種野草，你覺得土人的理念是不是有些反城市化？
答：什么樣的城市化？對自然界不計后果地索取、浪費、奢侈，是城市化嗎？
我們現階段城市中雖然也造了許多公園和綠地，但設計精神上還延續造園術，重觀賞，不重實用，舉例來說，就是造大量供觀賞而不可以進入的花壇和草坪。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后，人們環境意識崛起，已認識到人類的生存在受到威脅，景觀設計需要重新認識、尋找生存的藝術，不僅從工業社會，還必須放眼更長久的農業社會。農業社會有兩部分遺產，一部分是士大夫階層的享樂藝術，另一部分是存在于底層的，關于生存的藝術；后者是永遠不會過時的，是人類生存進化的根本。在洪澇干旱、滑坡災害經驗中、在城鎮選址、規劃設計、土地耕作、糧食生產方面，人類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人不能失去這些賴以進化的東西。
問：你的作品看似很尋常，同時又讓人震驚。后灘的凈化功能是尋常的，天津橋園你挖幾個坑收集雨水來達到土壤凈化，也尋常得讓人震驚。這些作品都很便宜吧？
答：便宜有個新說法：低碳。低碳其實是很簡單的事，低碳的本質就是節約。綠色技術和低碳，都不復雜，是商家的炒作讓它顯得代價高企。在景觀設計領域，我理解低碳就是讓自然做功，土地是有生產功能的，你不要剝奪它，土地有凈化功能，也不要剝奪它，空氣流動能帶來降溫，你不要把自己封閉起來……所以我提出解開自然的裹腳布，讓自然的大腳做功。
問：如果把城市交給你，你覺得能解決城市化遇到的所有問題嗎？
答：技術不是問題。重要的是觀念和組織，需要人人都轉變觀念，要真正的尊重自然，崇尚簡樸。
問：你這次除后灘項目獲得ASLA杰出項目獎之外，還有天津橋園和秦皇島濱海項目獲得榮譽獎。一下有三個項目獲獎，實在是匪夷所思。今年你又受聘擔任哈佛兼職教授，我想起張永和五年前出任麻省理工建筑設計系主任，英國皇家特許建造協會今年的全球主席竟然是重慶的李世蓉……中國建筑設計界已經頻頻有人在國際舞臺上成為領軍人物，你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答：有些情況我不太了解，就景觀設計這個領域而言，我覺得是因為中國的問題最嚴峻，水、糧食、能源、土地，都成問題，因此也成為最能應用景觀設計知識的一個地方。可以這么說：是中國的現實給了我實踐和不斷進步的機會。
責任編輯：高瑋怡俞孔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