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16日，上海國際藝術節將迎來馬勒宇宙，能在一周之內欣賞到馬勒9部交響曲，在全世界亦非易事；馬勒9部交響曲演繹之難，更是世所公認。上海國際藝術節、捷杰耶夫大師與馬林斯基交響樂團敢于挑戰這一使命，是令人欽佩的壯舉。

指揮大師捷杰耶夫與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合唱團在上海國際藝術節演出馬勒9部交響曲的消息一經發布，引起了全國樂迷廣泛關注。在大家的討論中，如何選擇場次成為第一話題，捷杰耶夫與馬林斯基的藝術魅力倒在其次。

因為對于更多人，集中欣賞馬勒9部交響曲仍然有些挑戰：有這必要嗎？在馬林斯基交響樂團這套音樂會登陸上海之前，今年5月份為期一周的荷蘭馬勒音樂節做出了回答。

這屆音樂節因為疫情推遲了5年，最終由阿姆斯特丹音樂廳管弦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柏林愛樂樂團、布達佩斯節日管弦樂團與NHK交響樂團共襄盛舉。連續演出包括藝術歌曲、《大地之歌》在內的幾乎所有馬勒作品，使得觀眾深深理解了作曲家的音樂宇宙。

借用馬勒在赫爾辛基與另一位作曲大師西貝柳斯會面時留下的名言：“交響曲必須像整個世界一樣，它必須包羅萬象。”

這，就是集中欣賞馬勒9部交響曲的意義所在。

馬勒的外孫女、81歲的瑪麗娜·馬勒談到她的姥爺時，并沒有將其視為一位大師，而是一個失去兄弟姐妹、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帶著傷痛走進音樂的男孩。她說有人曾經告訴她，他不需要心理治療，因為有馬勒《第三交響曲》。

馬勒的宇宙充滿矛盾，貫徹始終，天真與復雜，悲傷與振奮，恐懼與勇敢，懷疑與信念，現實與理想……馬勒渴望借由音樂直面人生，并將他所了解的一切，無論什么，都融入了他的音樂中。

馬勒同時代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勞斯如是說：“馬勒一直在尋求救贖，但我不知道自己該從何得救。”翻譯過來就是，馬勒始終渴望改變命運，雖然如此艱難，即使成了大指揮也不夠，因為那是世俗的一部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更重要的是作曲，進入公平、沒有痛苦的理想國（我理查可從來沒想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在君主制與議會制現代國家交替的歷史階段，馬勒個人式的烏托邦理想對于習慣等級、保守的歐洲樂壇來說，是非常邊緣的。就像馬勒對交響曲體裁的革新，編制巨大，不限于標準的四個樂章（可能是五個六個），頻繁加入聲樂、音樂標題抽象，最要命的是冗長復雜。在馬勒活著的時候，很少獲得演出的成功。

馬勒的音樂今天如此流行，其盛況遠遠超過作曲家本人的想象。他的交響曲錄音層出不窮，樂團將他的音樂不斷搬上舞臺，正是因為許許多多觀眾從馬勒的音樂里找到了不甘被現實的平庸同化的共鳴。

復興馬勒的重要指揮家伯恩斯坦曾說，馬勒交響曲“為這個世界帶來了一場無與倫比的美的淋浴”，另一些人則批評指揮家常常將馬勒的音樂演繹得“太響”。真相究竟何在？馬勒究竟在告訴我們什么？馬勒的音樂究竟關乎什么？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聽眾的個人視角。或者說，那些“弱者”，那些敏銳地感受到日常生活壓迫和悲觀的人——才會在馬勒的音樂中找到靈魂一擊。

馬勒本人似乎也認同這樣一種觀點：他的音樂本質屬于局外人、流浪者和被拋棄者。他曾以“三種無家可歸”概括自己——在奧地利人面前我是波西米亞人，在德國人中我是奧地利人，在全世界面前我是猶太人。

他曾說“我在哪都是一個闖入者，從未受到歡迎”，并刻意將這些被排斥和孤立的經歷融入自己的音樂之中。他的前兩部交響曲，“巨人”與“復活”，充滿了掙扎和沖突，也表達了渴望反敗為勝。

類似的敘事——從黑暗走向光明，從死亡走向新生，從反省走向活力——貫穿了《第五交響曲》和《第七交響曲》，強調了馬勒憑借著純粹的意志力，從毫無希望、難以駕馭的生命最終創造出積極成果。馬勒的人生，以及他的音樂，都依賴于此。

馬勒“異常敏感”的性格，以及他那“瘦削的臉，凌亂的頭發，嚴肅的雙眼，以及一種苦行僧式的、諷刺的凄涼的氣質”給同時代人留下深刻印象。

對作曲家漢斯·普菲茨納來說，馬勒簡直是他“認識的最堅強的人之一”。這種意志力幾乎可以肯定是從他的父親伯恩哈德那里繼承下來的。伯恩哈德原本是一名車夫，他通過各種工作堅持不懈地獲得更好的生活、地位，最終成為一名釀酒師和旅店老板，但經常家暴。馬勒一家在伊格勞擁有一所舒適的房子，小古斯塔夫在當地圖書館如饑似渴地閱讀藏書，并學習鋼琴。

三歲時，馬勒得到了一架手風琴。這些經歷對他的成長產生了深遠影響，鄰居保姆給他講的童話故事也對他意義非凡，并激發了他對德國民歌的終生興趣。然而對馬勒觸動最大的是死亡。14歲時，由于關系最好的弟弟病故，這個世界第一次在馬勒心中崩塌；29歲時，父母和一個妹妹連續去世，第二次沉重地打擊了馬勒；47歲時，馬勒的大女兒去世，自己也被診斷出心臟病，此時距離他告別塵世僅有四年。馬勒的音樂戲劇化地展現了人類被現實毒打而進行的掙扎。

但馬勒也充分感受到了這個世界的美和幸福。他從小就精力充沛，喜歡在山間漫步，觀察自然，并將這種感受反復融入他的音樂中——《第一交響曲》中的各種昆蟲鳥類的鳴叫，《第三交響曲》浩瀚的景色，《第四交響曲》醉人的柔板像柔和的風一樣，以及《第六交響曲》《第七交響曲》中令人微笑的牛鈴。

他對妻子的感情更是袒露在《第五交響曲》的小柔板、《第六交響曲》的行板，甜蜜熾烈。

世界的美與人間的幸福、為命運掙扎的張力，是馬勒音樂的核心，也是吸引聽眾的主要原因。只有《第六交響曲》末樂章中三次殘酷的槌擊才代表擊倒了他，這首交響曲也是唯一一部以不可逾越的黑暗結束（大女兒去世）的交響曲。

正如一句格言所說，人生只是“再次失敗”，或者“更好地失敗”。《第二交響曲》《第五交響曲》《第七交響曲》都以陰郁恐怖開場，以輝煌勝利收場。《第八交響曲》從一開始就是燦爛的浪潮。《第九交響曲》從第三樂章的焦慮中塑造出一種超脫的全新體驗，并在令人難忘的最后樂章中平靜地接受了命運，就像“一片白云消失在蔚藍的天空”。

在細膩的演繹下，馬勒的音樂堪稱最動人的古典音樂之一，它以令人心酸的坦誠，刻畫了人生的苦痛如何與歡樂和狂喜相處。

馬勒對家人有愛，也有大男子主義，他限制有才華的妻子作曲，對音樂的付出遠多于家庭責任。對西貝柳斯這樣的大音樂家，馬勒“極其謙遜，也是一位極其有趣的人”；對樂團演奏員，卻常常像馴獸師一樣揮舞“大棒”。

馬勒如同歷史上短命的天才，并不長壽（51歲），他的超負荷工作、長期對于死亡的心理壓力和心臟病決定了這一點。就像前面所說的，馬勒的音樂沒有逃避這些，而是把個人命運和對大千世界的印象全都融化在了一起，裝進了作品，既單純又啰唆，既優美又折磨；不論多么震撼都遠離宏大敘事，永遠圍繞著微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誠如《第八交響曲》被稱為千人交響曲（演出者實際400來人），這么大的陣勢以及大量引經據典的歌詞，本質上還是在希望命運被改變，受到公正的對待。

馬勒對學生布魯諾·瓦爾特寫道：“如果我要找回自我，就必須接受對孤獨的恐懼。我說話像謎語，因為你不知道我內心過去和現在發生了什么。這肯定不是你可能認為的對死亡的疑懼。我從小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我不想試圖解釋或描述某種或許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東西，我只想說，就在那一刻，我失去了所有曾經擁有的平靜與安寧。我與虛無面對面，現在，在我生命的盡頭，我必須重新學習行走和站立。”

這就是說簡單也簡單，說深刻也深刻的馬勒！

10月12日-16日，上海國際藝術節將迎來馬勒宇宙，能在一周之內欣賞到馬勒9部交響曲，在全世界亦非易事；馬勒9部交響曲演繹之難，更是世所公認。上海國際藝術節、捷杰耶夫大師與馬林斯基敢于挑戰這一使命，只能是令人欽佩的壯舉。有時間的觀眾，可以重溫十幾年前捷杰耶夫與倫敦交響樂團錄制的馬勒9部交響曲實況錄音，和這次的親身體驗做個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