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梵，1941年出生于江蘇靖江。動物傳染病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揚州大學教授，全國動物防疫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主要從事畜禽傳染病流行病學與發病機理研究。先后研制出用于禽流感（H9N2亞型）、雞傳染性法氏囊病、馬立克氏病和新城疫等疫病預防的多種新型疫苗，并在全國范圍得到推廣應用，產生了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給動物看病，是一個關系到鄉親們能否過上富裕日子的事業。
——劉秀梵
最初開始學習獸醫，多少有些陰差陽錯的選擇和際遇。1960年，我考入蘇北農學院（今揚州大學農學院），幾經專業調整，最終選定了獸醫專業。
那時候，很多人對獸醫不了解、有偏見，我選擇學獸醫一方面是因為農學院獸醫專業擁有一批學術造詣高、在國內影響力大的老師。另一方面，我覺得獸醫專業屬于生物醫學的大范疇，學了獸醫，將來無論是做基礎研究還是做臨床獸醫，都能有所作為。
在農學院學習期間，我的各科成績都還不錯，在專業課程方面并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這期間，我主要是利用學校的學習條件，做自己認為將來可能會有用的事，大一、大二我花了很多時間學外語，收聽中央臺的對外廣播，練英語。到大二期末的時候，我已經可以閱讀專業的英文原版教材了。大三時，我又花了1年左右的時間自學德語，等到大四，我完全可以閱讀德文的科技文獻了。大學期間，我閱讀了國外很多關于獸醫的文章，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改變大家對獸醫的固有偏見。
一
1965年，我正式大學畢業，留校任助教，閑暇時間順帶幫周邊的老鄉給牲畜看病。
記得那是深冬時節，一天，高郵的老鄉們輾轉找到我，說他們公社生產隊的3頭牛病得厲害，能不能讓我幫忙看看。當時，我還沒有正式地獨立出過診，心里也有些忐忑。但看著老鄉們著急的樣子，我還是決定去試一試。
高郵距離揚州大約有60多公里，我和老鄉頂著雨雪趕到高郵，一下車就馬不停蹄地到了生產隊去查看牛的病情。我趕到時，3頭牛已經趴在牛棚里口吐白沫，基本處于生命垂危的狀態。生產隊里只有這3頭牛，在那個年代，它們就是生產力的代表，這牛不但本身價值不低，還負擔著掙工分的重任。
初步檢查后，我向老鄉詢問了3頭牛發病的經過。原來，這段日子里牛身上不斷長虱子，為了滅虱，飼養員就用有機磷農藥和凡士林混合，配制成了膏劑給牛涂上。然而，沒想到由于農藥毒性太大，3頭牛在涂抹膏劑后不久便出現了各種病癥。
有機磷農藥中毒——診斷明確后，我趕緊將牛身上的藥膏清除，并打了特異的解毒劑。為了便于隨時觀察病情，我主動要求在牛棚里吃住。夜色如水，萬籟俱靜，身下鋪著稻草，身邊與牛為伴，我翻來覆去怎么也睡不著，時不時摸黑起身，查看3頭牛的動靜。
功夫不負有心人，3天后，牛的中毒癥狀大為緩解。看著一天天康復起來的牛，我懸著的心才漸漸放下了。淳樸的農民們不會用過多的話語表示感謝，只是緊緊攥住我的手，久久不肯松開。
這是我畢業后第一次出診，也是第一次獨立診斷和治療疾病，整個過程有驚無險。也許，就是從那時起，拋開校園和課本，我對獸醫工作有了更加真實可感的認知，也更多了一份對責任和使命的理解——給動物看病，是一個關系到鄉親們能否過上富裕日子的事業。
二
1980年，國家教育部計劃選派一批訪問學者到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研修獸醫生物技術。選拔考試有兩項基本要求：一是具備一定的獸醫專業業務能力，二是外語水平達標。
于當時的我而言，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報名參加考試，最終以江蘇省第一名的成績獲得了去美國訪學的機會。
初到美國，我們需要和各個專業的到訪者一起辦理一系列相關手續，工作人員看到我的資料，見我是學獸醫的，便稱呼我為Doctor（醫生），而其他專業的學者則大都稱Mister（先生）。我當時特別高興：獸醫是個很受尊重的職業，念獸醫是很了不起的。
在美國兩年，除了外出參加學術會議，我幾乎每天都泡在實驗室里，主攻“雞馬立克氏病（即腫瘤病）的單克隆抗體的研究”。在北美家禽科學協會第71屆年會上，我撰寫的關于《雞馬立克氏病的單克隆抗體研究》的論文，引起了與會各國學者的關注。訪學即將結束之際，我陸續接到了一些國外的工作邀約，大都能夠提供較高的待遇和優越的科研環境，如果要在美國注冊攻讀博士學位也是沒有問題的。
出國訪學前，我在國內的工資是每個月80塊錢左右，而在美國的兩年間，國家每月給予我的生活補助約合400美元。是背靠著國家，我才有機會接觸到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科研技術，“學成歸來、報效祖國”從來都不是一句口號，我不能辜負國家的培養和信任。
兩年訪學期滿，我帶著當時全球最先進的單克隆抗體技術回到祖國，我相信，通過我們的努力，一定可以在國內打開動物疫病防控技術研究的新局面。
為了便于開展后續研究，回國前，我購買了一批學術資料和科研必需的試劑，加上托運費，幾乎花去了我當年三分之一的生活費。然而，即便有了基礎材料，以當時的條件，我們學校還是沒有辦法馬上開展相關研究。籌建專業的獸醫實驗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正在我苦惱之際，南京軍區總醫院的一個靖江老鄉聯系到我。原來，他們在軍區總醫院研制乙肝病毒的單克隆抗體，已經做了29次融合都沒能成功。我幫他們仔細分析了失敗原因，并把此前所用的試劑全部換成我帶回的新試劑，終于在第31次實現了成功融合。至此，南京軍區總醫院也成為國內最早研制出乙肝病毒抗體的單位。
有了愉快的合作基礎，我嘗試和南京軍區總醫院提出，能不能在我的實驗室建好之前，先借用他們的儀器設備做一些研究，對方欣然同意。
坦白說，此后的六七年時間，我確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要建實驗室，要做科研，還要擔任教學工作，林林總總事無巨細，我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其間，我和團隊伙伴研制出了雞馬立克氏病病毒、新城疫病毒、大腸桿菌、沙門氏菌、禽流感病毒等7種病原體不同表位的單抗100多種，其中，雞馬立克氏病病毒單抗成為了國際血清分型的標準試劑。
三
做了幾十年的動物研究，我其實一直不認為獸醫是冷門專業。20世紀80年代從美國回來時，我就開始意識到，隨著人們與動物關系的日益密切，獸醫與食品安全、公共衛生息息相關，這也是我研究單抗在農業上應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2年左右，我和團隊成員就注意到禽流感已經在國內出現，但當時僅僅是局限在廣東、廣西，傳播速度也不快。而在1998年，禽流感突然在全國范圍內暴發，從南到北，國內幾乎所有養雞的地區都未能幸免。當時，上海有一家集養殖、飼料和食品加工的聯合企業，年飼養肉雞約6000萬只，公司的總經理是我們學校的校友。禽流感暴發后，公司所有的種雞場和肉雞場全部被禽流感侵襲，損失巨大。我現在都記得校友找到我們時焦急的樣子，一個月損失了幾千萬元。
禽流感主要分為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兩種，前者主要由H5、H7亞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發病率和致死率都比較高；而后者主要由H9亞型禽流感病毒引起，雖然致死率較低，但傳播速度快、污染面廣。1998年爆發的全國性禽流感正是屬于低致病性類型。
當時，我國主要依賴從國外進口禽流感疫苗。為扭轉這一被動局面，我和團隊成員開始在禽流感流行的主要地區開展H9N2亞型禽流感流行病學調查。我們前后共采集了13個省（市）的病毒，從實驗室研究到現場疫情分析，爭分奪秒。經過緊鑼密鼓、夜以繼日的實驗，國內第一支禽流感疫苗（H9亞型）在揚州大學的實驗室誕生，并于2002年2月獲得生產許可，率先拿到國家新獸藥證書。此后幾年間，得益于疫苗的量產應用，禽流感得到了有效控制。
此后，經過變異的禽流感疫情又在全球范圍多次暴發，禽流感等傳染性疾病逐步演變成為全球挑戰。我和團隊雖然在疫苗研發方面不斷加大研究力度，但我更加意識到，疫苗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利于減輕臨床癥狀，降低強毒感染、復制和排出。但另一方面，活疫苗有殘余毒力，與野毒重組，與其他病原體和環境因素聯合致病，滅活疫苗同樣有注射應激等副作用，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勞動成本。
彼時，我國養禽業使用疫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三多一大”現象：第一“多”是使用疫苗的病種多，第二“多”是同一種疾病使用的疫苗毒株多，第三“多”是同一種疾病在一個生產周期使用疫苗的次數多；所謂“一大”，就是超過正常需要大劑量使用活疫苗、滅活疫苗。“三多一大”正是過分依賴疫苗、濫用疫苗的結果。
疫苗僅是完整疫病防控策略的一部分，要科學使用疫苗，科學減負，改變“三多一大”的狀況。更要對整體免疫程序進行優化，其間包括養殖場的生物安全、發生疫情時動物及其產品流通的限制、撲殺銷毀感染動物、疫點的隔離封鎖及消毒、謹慎使用疫苗等。
后來，在針對嚴重危害世界養禽業的烈性傳染病“新城疫”疫苗的研究中，我和團隊研制的重組新城疫病毒滅活疫苗正是秉承科學減負的理念，這是我國第一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城疫疫苗，也是國內首個將減少排毒作為檢驗質量標準的新城疫疫苗，可同時預防雞群和鵝群中的新城疫。
和動物打了這么多年交道，給動物看了這么多年的病，我對“健康”的理解也在不斷變化。無論是動物還是人，生態環境的健康始終是一個整體。記得2021年、2022年，H5、H7亞型流感病毒暴發時，大眾不免有恐慌情緒，當時我通過媒體不斷發聲：暴露人群中感染H5、H7亞型流感病毒的概率非常低，和季節性流感相比甚至可以小到忽略不計，恐慌是完全沒必要的。但我們必須加強禽流感病毒的監測，以防病毒變異后可人傳人，引發新的流感疫情。
伴隨著非典、禽流感等疫情的暴發，如今，獸醫專業研究領域的熱度越來越高。我真是高興，越來越多的人已經開始意識到，動物與人處于同一個公共衛生系統，只有把動物疫病的源頭問題控制住，才能控制人獸共患病。只有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才能實現真正的健康。
責任編輯：潘陽薇劉秀梵,獸醫,禽流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