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戶曉，在全球詩壇也享有盛譽，其作品被譯成20多種語言，許多詩篇還被譜成歌曲。
（馬哈茂德·達爾維什基金會網站）
1974年，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佩戴槍支出現在聯合國，他演講的最后一段話至今仍被廣為傳誦：“我帶著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槍來到這里，請不要讓橄欖枝從我手中落下。”
阿拉法特的好友、被譽為巴勒斯坦“民族詩人”的馬哈茂德·達爾維什就是這段演講的起草人之一。
舉凡彪炳史冊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僅有壯烈的軍事斗爭、堅定的政治抵抗，也有以筆為刀、意志不屈的文化力量。巴勒斯坦也不例外。達爾維什大半生在流亡、關押和圍困中度過，他堅持用手中的筆爭取巴勒斯坦的民族團結和自由獨立。阿拉法特稱他是“巴勒斯坦的情人”。
在長期的炮火中，巴勒斯坦的國際形象常被簡化為百孔千瘡的廢墟和掙扎求生的難民。達爾維什則用他的詩歌告訴世界，巴勒斯坦同樣擁有燦爛的歷史與文化，它的人民與其他民族一樣，希望以抗爭獲取尊嚴。
詩歌的吸引
記下來！我是阿拉伯人！
我的名字沒有頭銜
在一個引人憤懣的國度里
隱忍自抑。
——《身份證》
1948年，新成立的以色列無視聯合國大會決議，奪取了巴勒斯坦大片土地。近百萬巴勒斯坦人逃離家園或遭到以色列驅逐，1948年5月15日后來被稱為“Nakba”，即災難日。
不到7歲的達爾維什親眼看見家鄉比爾瓦村被以軍夷為平地，一家人被迫逃往黎巴嫩的難民營。“那時除了光與聲音我們沒有別的敵人。那個夜晚除了幸運我們沒有同盟。充滿恐懼的軟弱聲音訓斥著你：別咳嗽，孩子，咳嗽通向死亡的終點！……”在達爾維什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中，仍能看到災難日的殘酷烙印。
1949年，達爾維什隨家人輾轉返回故鄉時，比爾瓦村所在的加利利地區已悉數被以色列占領，他們淪為以色列統治下的“二等公民”。
童年的達爾維什身體素質一般，無法參與摔跤、踢球等同齡男孩熱衷的體育運動。不上學時，他通常跟家中的成年人待在一起，聽他們吟誦古老的阿拉伯傳說。他為傳說中的詩歌著迷，意識到寫作可能是自己的舞臺：“詩的聲音吸引著我。”
在父母和老師的鼓勵下，達爾維什的寫作天賦很快展露。12歲那年，他受邀參加當地的以色列國慶活動，朗讀了自己的詩作。不過，這首詩的主題與官方歡樂的氣氛相去甚遠，更像一種反思和追問：身為阿拉伯人，為何要被迫慶祝以色列的建國紀念日？
第二天，達爾維什被一位以色列軍政長官叫到辦公室，遭到對方的嚴厲斥責。在緊張的同時，達爾維什也覺得十分驚訝：“強大的以色列竟然為我寫的一首詩感到不安！”他由此開始將詩歌當作“嚴肅的事情”來看待。
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的達爾維什紀念館內，有一面紀念墻，陳列著達爾維什生命中的重要照片。（巴勒斯坦旅游和文物部網站）
中學畢業后，達爾維什在海法定居，擔任以色列共產黨機關報的編輯。以色列當局以“思想激進”為由對他進行長期監視，要求他每天下午到警局報到，日落后禁止出門。
1964年的一天，達爾維什到以色列內政部做身份登記，辦事的猶太女職員帶著輕蔑的口氣反復詢問：“你的民族是什么？”達爾維什深感屈辱，于是在回程的汽車上開始創作《身份證》一詩。
“這首詩被視為達爾維什的成名作，是阿拉伯世界家喻戶曉、廣為傳誦的名篇。”北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學院教師唐珺向《環球人物》記者介紹，其他國家的讀者也許很難理解由身份所引發的問題，但是巴勒斯坦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被以軍要求出示身份證明。在中東戰爭的大背景下，這直白的憤怒詰問，引起了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強烈共鳴。
從1961年至1969年間，達爾維什5次被捕入獄，他的另一代表作《來自巴勒斯坦的情人》就是在獄中完成的。“我見到你，滲透了海鹽與沙粒——你美得宛若大地，宛若兒童，宛若茉莉。”他將祖國比為“情人”，直抒胸臆地體現了對祖國的依戀。
“誰是這土地語言的擁有者”
我的祖國是旅行箱
只是沒有人行道
沒有墻
——《高影贊歌》
1970年，達爾維什第二次離開祖國。在長達25年的流亡中，他的足跡遍布亞歐大陸，其中停留最久的城市是黎巴嫩的貝魯特和法國的巴黎。
作為巴勒斯坦民族詩人，達爾維什經常參與公開活動。（馬哈茂德·達爾維什基金會網站）
在貝魯特，達爾維什加入巴解組織，并擔任《巴勒斯坦事務》月刊主編。當時的貝魯特是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他在此結識了眾多詩人。唐珺認為，走出占領區的達爾維什找到了新的土壤，用密集的意象代替了創作初期的簡單抒情。從橄欖、香橙到麥種、茉莉，“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化為祖國的象征”。
對于巴勒斯坦風物的挖掘，實際上關系著家國空間和記憶的重塑。達爾維什曾談到一位以色列詩人的創作，指出對方將巴勒斯坦的土地稱為以色列土地，一些詩歌美得令巴勒斯坦詩人汗顏。“于是我們之間存在一種競爭：誰是這土地語言的擁有者？”
1982年6月，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攻陷了巴解組織的大部分基地。轟炸機、穿甲彈、迫擊炮……猛烈的轟炸和屠殺再一次給達爾維什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創傷。他不得不告別相對寧靜的生活，輾轉于敘利亞、突尼斯、約旦等地。1985年，他受阿拉法特之托，前往巴黎主編文化刊物《迦密山》，隨后在巴黎斷斷續續生活了10年。
唐珺專著《抵抗，作為一種詩觀》。（受訪者供圖）
唐珺說，從某種意義上說，直到來到巴黎，達爾維什的詩歌才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誕生，一種遠離祖國的距離感使他能夠以“旁觀者”姿態冷靜審視祖國、阿拉伯民族和世界。這一時期，達爾維什筆下的意象進一步豐富，其中大量意象來自阿拉伯特色的神話和歷史。比如在《我是優素福啊，父親》一詩中，達爾維什寫道：“父親啊！我的兄弟們不愛我，不愿我在他們中間。父親啊，他們毆打我，向我投石頭并辱罵我。”優素福的故事源于《古蘭經》，而詩人化用其中手足相殘的段落，指向了現代阿拉伯和猶太民族的紛爭。
達爾維什還運用各種意象，刻畫巴勒斯坦同胞流離失所的苦楚。在他的筆下，流亡者是“擺脫了身份之地引力的自由人”，“無法回到任何一個曾經走進的家”；祖國時而是旅行箱，時而是芝麻粒，時而又是一根晾衣繩，“晾著每一分鐘都在滴血的一塊塊手絹”……
1987年，達爾維什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當選為巴解組織執委會委員，是《巴勒斯坦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不過，他在“奧斯陸協議”上與阿拉法特產生了分歧，認為該協議“帶給巴勒斯坦人少得沒有底線的公平”。
1993年，他退出巴解組織，專心從事文學創作，力圖以詩歌的方式，繼續巴勒斯坦的抵抗事業。
留住“一個身份”
我們有半份生命
我們有半份死亡
有一些永生的計劃……和一個身份
——《此地，此刻，此地和此刻》
流亡使得達爾維什獲取了新的創作養分，但也帶來了“拋棄”故土和人民的“良知之痛”。在異國他鄉，他時時拷問內心：“離開是對的嗎？”1994年5月，根據巴以雙方達成的協議，巴勒斯坦實行有限自治。達爾維什感到“不應該浪費這個機會”，于1995年回到拉姆安拉，將這里作為自己的定居地之一。
但現實似乎距離達爾維什的理想越來越遠。進入21世紀，巴以和平的曙光仍未顯現，雙方不斷爆發大規模流血沖突。在晚年的一次采訪中，達爾維什坦言，年輕時他認為詩歌可以是變革的工具，但后來他得出結論，“詩什么也改變不了”。
在唐珺看來，達爾維什并沒有放棄抵抗，而是更專注于審視個體命運和人性本質，從而啟發巴勒斯坦人民捍衛自己的文化屬性，用一切途徑保留人文形象和國家形象。“在詩人看來，巴勒斯坦人民應面對現實、自強不息，不能僅僅在悲情中徘徊。”
與此同時，達爾維什還對巴以沖突的歷史、文化原因進行深入的反思——早年在被占領土生活期間，達爾維什的生命中出現過一些相當重要的猶太人，包括他的初戀情人、希伯來語啟蒙老師等。從一開始，他就“不曾將猶太人視為惡魔或是天使，而是視之為人”。
換言之，達爾維什反抗的并非以色列人民，而是戰爭本身。知名阿拉伯詩人阿多尼斯評價，達爾維什后期的詩歌把巴勒斯坦事業的悲劇性和屬于全人類的悲劇性，用一種非常出色的詩歌語言融合起來。這讓達爾維什在以色列也擁有大量讀者。他經常受邀請到以色列誦詩，離世前還在海法朗誦了他的最后一首詩。
2008年8月，因心臟手術失敗，達爾維什在美國休斯敦逝世，享年67歲。他的靈柩移至拉姆安拉的那天，上萬民眾自發前來悼念。
達爾維什的墓碑就陳列在紀念館中部走廊的盡頭。（馬哈茂德·達爾維什基金會網站）
在拉姆安拉一處風景秀麗的山坡上，巴勒斯坦政府為達爾維什修建了紀念館。中部通道的盡頭是達爾維什的墓地，墓碑上刻著他的詩句：“蝴蝶的痕跡不可見，蝴蝶的痕跡不消散。”
《環球人物》記者 馮群星
延伸閱讀：巴勒斯坦文化名人
愛德華·薩義德
1935.11—2003.9
巴勒斯坦裔美國文學理論家、批評家。1978年出版《東方主義》一書，指出19世紀西方國家眼中的東方是沒有真實依據、憑空想象出的東方，西方世界對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種強烈的偏見，他由此成為后殖民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積極參與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業，常就相關重大事件撰寫文章，著有《巴勒斯坦問題》《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等。
斯利曼·曼蘇爾
1947—
巴勒斯坦藝術家。他運用橄欖樹、清真寺等源自巴勒斯坦生活、文化、歷史與傳統的符號，展現了巴勒斯坦人民堅韌不拔的精神。1973年，他參與創立巴勒斯坦藝術家聯盟，同年發表他最為知名的作品之一《苦難駱駝》，畫中描繪了一個背負著耶路撒冷蹣跚前行的男人。2019年，他因在國際上弘揚巴勒斯坦和阿拉伯文化被授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沙迦阿拉伯文化獎。
巴希姆·漢達克吉
1983.12—
巴勒斯坦作家。小說《天空顏色的面具》于2024年獲得阿拉伯小說國際獎（IPAF），這是阿拉伯世界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之一。評委會主席納比勒·蘇萊曼認為，這部小說“剖析了家庭破碎、流離失所、種族滅絕和種族主義等復雜而痛苦的現實”。漢達克吉被指控參與針對以色列的“恐怖主義活動”，自2004年以來一直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
穆罕默德·阿薩夫
1989.9—
巴勒斯坦歌手。他在加沙南部的難民營長大，2013年從難民營翻越邊境前往黎巴嫩參加選秀節目《阿拉伯偶像》，憑借良好形象和描述巴勒斯坦民族歷史的歌聲贏得大批粉絲。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親自打電話鼓勵他，呼吁全民為他投票。他在決賽中一舉奪冠，被許多巴勒斯坦人視為民族團結的象征。后被任命為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青年大使。
莉娜·蘇蕾比
1992.9—
巴勒斯坦女歌手。因翻唱阿拉伯經典歌曲在社交網絡走紅，截至2024年已發布40余首涵蓋中文、英語、法語、阿拉伯語等多語種的作品。2022年為北京冬奧會演唱主題曲《一起向未來》阿拉伯語版，受到更多中阿歌迷的關注。
巴西勒·阿德拉
1996.6—
巴勒斯坦導演。2024年2月，他與拉謝爾·瑟爾等人聯合執導的紀錄電影《唯一的家園》在柏林國際電影節首映。該片記錄了約旦河西岸地區巴勒斯坦村民的日常生活，實錄推土機鏟平房屋、士兵填埋水井等場景。該片斬獲第七十四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全景單元觀眾獎最佳紀錄片及最佳紀錄片金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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