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1日，孫毅在北京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孫毅
出生于山東省海陽縣（今海陽市），男高音歌唱家。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后到中國歌劇舞劇院工作，曾擔任中國歌劇舞劇院黨委副書記兼歌劇團團長、中央民族樂團黨委書記，榮獲“全國首屆歌王歌后大賽”民族唱法最高獎“歌王獎”、中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主演中外歌劇《藝術家的生涯》《古蘭丹姆》《原野》和音樂劇《日出》等。
偌大的會議室座無虛席，歌唱家孫毅走上講臺。沒有講稿，沒有PPT（演示文稿），只有一只水杯。他清了清嗓子，接連唱了兩首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和《在那遙遠的地方》，歌聲高亢嘹亮。特別的開場之后，他開始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和藝術初心，連講3個半小時，最終以一首慷慨激昂的詩歌朗誦結束。
臺下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天色已暗，無人離場，三三兩兩的人們聚在一起，分享上課的感受。更多人涌向講臺，將他層層圍住，交流、合影。他面帶微笑，一一回應，直到人群散去。
曾經，孫毅作為一名歌劇演員，站上過各種各樣的舞臺：從繁華都市的劇院到偏僻鄉村的廣場，從新疆核試驗基地到云南邊防部隊，從海拔4000多米的“世界屋脊”到地下千米深的礦井……“一眼望去都是人，總是被熱切的目光和掌聲包圍。”孫毅回憶說。如今，他從舞臺轉身走上講臺，依然如此。
“每次課后都會收到很多反饋信息，這是最初沒想到的。與其說學員被我的故事、我的講述打動，不如說這是一次情感的共鳴和精神的共振。所以，我很樂于去分享自己的些許人生體會。”孫毅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和孫毅熟悉之后，不免驚訝于他的活力——他每每出現都精神飽滿、聲音洪亮，聊至興處便高歌幾句。也欽佩他的認真——采訪前幾天，他一再跟攝像記者確認服裝和流程，像每次登臺演出前一樣。“人生處處是舞臺，每一次我都如履薄冰。”他說。
“搞中國民族歌劇當然要在中國的土地上”
孫毅走上藝術的舞臺，源自熱愛。
他天生嗓子好，從小喜歡唱歌和表演。讀中學時，父親在濟南師范學校工作，校園里藝術氛圍濃厚，他耳濡目染，藝術基因被激發。那一時期，樣板戲風靡，他也著了迷，“《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全本唱段，全靠聽廣播學下來”。15歲那年，他特招入伍從事文藝宣傳，真正踏上藝術之路。5年后復員，到濟南一家化工廠工作。
人生轉折發生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孫毅做了一個在旁人看來“太狂妄”的決定：報考中央音樂學院。那一年，聲樂系全國只招20人（后擴至40人），“真正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但我知道這是一個機會，或許是人生唯一一次的機會”。他請假到北京，一路過五關斬六將，最終叩開了這所中國最高音樂學府的大門。
1978年，孫毅到中央音樂學院讀書。大學生活忙碌而新鮮，中外音樂理論課、視唱練耳課、合唱課、臺詞表演課、形體課等，“每天去琴房練聲，一練兩三個小時。但僅練聲是不行的，還需要感覺、悟性。在老師的指導下，慢慢體會、消化和吸收”。
5年后，孫毅迎來了自己的畢業大戲——意大利歌劇《繡花女》（又譯《藝術家的生涯》或《波希米亞人》）。這是意大利歌劇大師普契尼的經典劇作，孫毅出演男主角魯道夫，一個窮困潦倒的詩人，與繡花女咪咪相愛。“太過癮了！穿上戲裝，有布景、道具，還有樂隊，站在舞臺上整個人都熱血僨張。”孫毅回憶說。
1987年，孫毅（右）在歌劇《原野》中飾演焦大星。（受訪者供圖）
因為這次演出，孫毅真正喜歡上了歌劇。中國歌劇舞劇院也看中了他，邀請還沒畢業的他出演歌劇《古蘭丹姆》的男主角。畢業后，他留在劇院擔任歌劇演員，開始在民族歌劇的舞臺深耕。“認真研究民族聲樂，用美聲來演唱中國聲樂作品，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他說。他飾演《原野》中的焦大星、《日出》里的方達生，也挑戰《白毛女》里的黃世仁、《江姐》里的沈養齋等反派人物，在歌劇界嶄露頭角。
1988年，由孫毅擔任團長兼主演的《原野》劇組受邀赴美國演出。這被認為是“中國歌劇首次叩開西方歌劇宮殿之門”——此前中國歌劇只到過蘇聯演出。因為《原野》，孫毅引起美國歌劇界的關注，還有音樂學院向他拋出橄欖枝。他一一回絕，在接受采訪時說：“《原野》的成功更證明了我搞中國民族歌劇的路走對了。搞中國民族歌劇當然要在中國的土地上。”
1992年，孫毅參加“全國首屆歌王歌后大賽”，經過幾輪角逐，最終以一曲《船工號子》獲得民族唱法最高獎“歌王獎”。這次獲獎，再次印證了美聲與民族唱法結合的可能，也被孫毅視作“人生的高光時刻”。
四個舞臺
得獎后不久，一位老藝術家和孫毅聊天，對他說：“不要沉浸在里頭，要以此為起點，把藝術之路走得更扎實、更遠。”
這句話點醒了孫毅。“當一個文藝工作者實現了自我價值后，應將目光投向社會，擔當起社會責任。”他開始走基層，足跡遍布大江南北，成了“慰問演出專業戶”。在無數次演出中，他總結出印象最深的“四個舞臺”。
他站上過“最高的舞臺”。1994年，為慶祝布達拉宮維修竣工，孫毅隨團赴拉薩參加慶典演出。在海拔3650米的德央夏廣場，他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唱著唱著就因缺氧頭疼”。之后，慰問團行至海拔4000多米的那曲時，不少演員開始頭暈、嘔吐，登不了臺。孫毅本想請假，轉念一想：“能站在青藏高原上唱歌不容易。此行是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西藏演出，不能留下遺憾。”他毅然登臺，唱起了自己獲獎時的歌曲《船工號子》，“乘風破浪嘛奔大海呀嘛，齊心協力把船扳哪……”在“世界屋脊”上響起，高亢嘹亮。
1998年， 孫毅在礦井下演出。（受訪者供圖）
他也曾深入“最低的舞臺”——千米之下的礦井。那是1998年，孫毅隨團赴山東某煤礦慰問演出。經多番爭取，煤礦領導同意安排井下演出。他帶著幾個演員頭戴礦燈帽，身穿工作服，腳蹬雨靴，下到千米深的地下。沒有燈光，礦工們把頭上的礦燈打開，齊刷刷照向中央，空曠的巷道成了天然的音響。“這是我人生海拔最低的舞臺，但在我心中卻很高。”孫毅說。
他面對過“最多的觀眾”。“我去過很多貧困山區、邊疆農村，一聽說有演出，人們就如潮水般涌來。”1995年，他參加文化部組織的“重走長征路”慰問團，在延安安塞廣場演出時，被當地的場面震撼：演出的土臺子被擠得水泄不通，有人站在卡車、拖拉機、自行車上，不少孩子爬到了樹上、房頂上，家家戶戶陽臺上也站滿人。演出結束，仍有人扒著圍墻，不愿離去。
他也曾為“最少的觀眾”演出。1995年春節前，孫毅到北京密云水庫警衛部隊慰問。寒風呼嘯，汽車駛上水庫大壩，水面上結了冰，明晃晃的。透過車窗，他看到不遠處有人在執勤，便要求司機停車，走近一看，原來是位年輕的小戰士。他當即送上自己的個人專輯，轉身欲走又折返，站在戰士對面，深情地唱起了《說句心里話》。“那一刻，風好像突然停了下來，只聽見歌聲劃破天空。”第二天，有媒體刊發報道，標題為：為一個人演出演不演？副標題為：戰士徐剛成為慰問團演出的“奢侈觀眾第一人”。
藝術的較量，文化的較量
走得越久，行得越遠，孫毅對名利看得越淡。
“我曾到原子彈核試驗基地演出，那里的戰士長年與風沙作伴，渴望看到倒映天空的池塘，看到綠葉綠草，他們怎樣看待名聲？我也到過中越邊境云南老山主峰，戰士們看完我們的演出就要沖鋒陷陣，生死難料，名聲又值幾何？”孫毅說。
回顧往昔，孫毅自覺“人生順遂”。從中國歌劇舞劇院的演員到黨委副書記兼歌劇團團長，再到中央民族樂團黨委書記，他一邊堅持演出，一邊投身院團管理。
“一是覺得自己對院團有一份責任，更大的動力是想為年輕人創造更多機會和更大的藝術空間。”孫毅說。從事管理工作后，他邀請各領域學者給年輕人上課，上文學課、歷史課，也上政治課、軍事課等。“藝術較量，到最后是文化的較量。沒有文化內涵無法打動人。你看看現在火的那些歌劇、舞劇，背后都有深厚的文化底蘊。”
20世紀90年代，孫毅隨全國青聯慰問團赴“老少窮”地區慰問演出。（受訪者供圖）
作為親歷者，孫毅見證了中國民族歌劇發展的起起伏伏。他記得改革開放初期，郭蘭英在天橋劇場演出《白毛女》，早晨五六點就有觀眾去排隊買票。“隨后，流行音樂、外國歌劇舞劇起來了，使得民族歌劇舉步維艱。20世紀90年代曾回暖過，但時間不長。”
近年來，中國歌劇、音樂劇市場逐漸繁榮起來。就在這兩年，文化和旅游部“中國民族歌劇傳承發展工程”等重點扶持了一批優秀劇目，如《義勇軍進行曲》《可可西里》《紅高粱》《鄭成功》等。“整體確實好多了，但還不夠。文藝創作要有‘高原’，還要有‘高峰’。這需要更多藝術家投身其中，創作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孫毅說。
如今，孫毅已退休多年，但比不退休還忙，“總想做點兒什么。融入社會、貢獻社會、擁抱社會，我覺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將精力傾注于授課、講座，也擔任歌唱大賽的評委。他的學員遍布各地，有學生也有工人，有群眾也有干部。“他如同一位執著的‘播種者’，把藝術的種子、初心的力量，撒向更廣闊的土地。”有學員評價說。
工作之外，孫毅每天堅持鍛煉和練聲，“一天不練自己知道，兩天不練同行知道，三天不練觀眾知道”。他也清楚地知道，只要歌聲還能打動一顆心靈，他的舞臺就永不落幕。
《環球人物》記者 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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