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傳，梁啟超稱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半圣人”，一為孔子，一為王陽明，半個則為曾國藩。于是有了曾國藩是“半個圣人”的說法，此說法頗為流行，讓人不禁好奇，曾國藩到底做了什么，讓自己成圣不全而為“半”？其實，翻遍梁啟超著作，并不見“兩個半圣人”或“半個圣人”的字眼。這一說法反映了歷史上關于曾國藩的爭議性評價，譽之則為“圣相”，貶之則為“元兇”。在不同評價中展現出的曾國藩形象，恰恰反映出各個時代的政治形態和社會心態，也與每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經濟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
晚清時期的“功臣”
曾國藩創立湘軍，平定太平天國運動，挽救了大廈將傾的清政府。因此，清政府對其評價甚高，在其去世時諭稱“東南底定，厥功最多”，“老成碩望，實為股肱心膂之臣”，追贈太傅，謚號文正，入祀京師昭忠祠、賢良祠，被朝廷蓋棺定論為“功臣”。
首先，在政治上，曾國藩的功臣形象，不僅符合清政府維護統治的需要，更迎合了同治、光緒兩朝頌揚“中興之業”的需要。同治中后期暫時出現內憂肅清、外患緩解的和平局面，朝野上下認為“中興之業”已成，官方和民間都有意識、有步驟地塑造、宣揚中興之業，而作為“再造中興”的重要人物曾國藩自然成為頌揚中興的內容。朝廷設置方略館，主修《欽定剿平粵匪方略》《欽定剿平捻匪方略》等官方史書，地方督撫、湘淮軍將領主持編纂半官方史志，如杜文瀾的《平定粵匪紀略》《曾爵相平粵逆節略》、易孔昭的《平定關隴紀略》、魏光燾的《勘定新疆記》等；甚至民間私人也主動迎合朝廷宣揚中興的基調，私修史書，如薛福成的《中興敘略》、朱孔彰的《中興將帥別傳》、彭鴻年的《中興名將傳略》等。無論官、私史書，都將曾國藩列在了中興名臣之首，高度肯定、大力頌揚，而這些史書又成為后世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資料。
其次，曾國藩的親朋僚友、門生故吏組成嚴密的關系網和輿論網，牢牢把控對曾國藩的評價。他們在曾國藩去世后的二三十年，占據要位，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話語權巨大，比如其弟曾國荃先后擔任陜西巡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兩江總督，其徒李鴻章更是長期占據直隸總督之位達三十年，其他受曾國藩恩澤的將領故吏遍布省州縣要職，即使一些未入仕幕僚也在地方上影響巨大。無論公開還是私下，他們大多對曾國藩推崇有加，將他描述成君子、恩師、良友、嚴父、學者等正面形象。比如，生前與曾國藩多有矛盾的左宗棠，得知曾逝世后十分悲痛、惋惜，稱曾于“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絕無城府”，并寫下挽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連自負的左宗棠尚且如此，其他受其提攜、欽慕其魅力的人評價更高。
而當有不佳評論出現時，他們都會予以及時糾正，甚至集體批判。王闿運撰寫《湘軍志》，秉筆直書，展現不少湘軍復雜的關系，不被曾國荃、郭嵩燾等人認可，他們認為此書有損曾國藩和湘軍形象，稱“其言多涉虛誣，不足昭示是非之公”。曾國荃又請王定安重新撰《湘軍記》。而郭嵩燾、郭崑燾等則詳校《湘軍志》，逐條批駁，后撰成《湘軍志評議》一書。王闿運悼念曾國藩還寫有一副挽聯：“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經學在紀河間、阮儀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憾禮堂書。”這副對聯稱曾國藩平生自比霍光、張居正，但是時代不同境遇有別，他的功績僅局限在東南一方面，而在學問上雖稱贊曾國藩在紀昀、阮元之上，但又說他去世過早，未及著書立說。可能王闿運借這副挽聯來表達對曾國藩的惋惜，但是曾國藩的親信卻更愿意將其理解為“諷刺”，因此，在收錄《曾文正公榮哀錄》時，他們堅決把此聯排除在外。
再次，晚清時期書籍、報刊等傳媒行業的快速發展，為曾國藩著作及其事跡傳播提供條件，讓更廣泛的人接觸到“曾國藩”。
曾國藩去世不久，其親信門生便開始著手整理其遺作遺著，1874年，由薛福成編輯的《曾文正公奏議》刊刻印行。1876年，由王定安編撰的《求闕齋弟子記》《求闕齋讀書錄》、由王啟源編輯的《求闕齋日記類鈔》先后印行。1876年，由李翰章主持編纂、李鴻章校刊的《曾文正公全集》，于傳忠書局印行，共167卷，包括奏稿、書札、日記、詩集、文集、年譜等，這是第一部較為全面系統的曾國藩全集，在此基礎上又出現鴻文書局石印本、鴻寶書局石印本等各類版本。
1909年，張謇等人發起的中國圖書公司，為與商務印書館競爭，推出《曾文正公手書日記》這個“拳頭產品”。他們主動聯絡曾家人，對外卻稱受曾家委托，將曾國藩日記原稿影印出版，首次展現曾國藩筆跡，且使用精美紙張和裝幀，打造“精印”版本。為了更好銷售，他們在全書正式發行前，先推出16頁日記樣本數千冊進行宣傳，并在預售前連續十天在《申報》首版刊登廣告。該版本深受當時文人喜愛，銷量極好，甚至五年后重印時一經面世便即售罄，“講者絡繹不絕”。
據學者統計，晚清民國時期《申報》頻繁刊登宣傳曾國藩著作的廣告，從1878年至1948年，《求闕齋日記類鈔》的廣告刊登984次；從1880年至1948年，《曾文正公全集》的廣告刊登1027次。
晚清時期方興未艾的出版、媒體業，讓曾國藩各類著作各種版本層出不窮。當時文人學者、官僚政客都爭相購買，或閱覽，或收藏，或作為禮品送給他人。因此，很多人（包括下層文人）都可便利獲得曾國藩著作，系統閱讀、抄錄。晚清文人的日記中顯示出閱讀“曾國藩”成為時尚。茲列舉幾處：
1882年4月，鄭孝胥在某文案處的幾案上看到一本《曾文正家書》，拿起便讀，不覺讀完，稱“讀此終卷，大難得也”。十數年后，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夜，看曾文正詩”，“晚，閱《曾文正文集》”，“讀曾文正《水師昭忠祠記》，亦頗哀壯”。
近代藏書家、時任南菁書院山長的繆荃孫，在1888年集中閱讀了曾國藩全集，4月的日記寫道“四日乙酉……讀《曾文正公書牘》”，“二十日辛丑……校《奏議》及《曾文正書札》”，“二十二日癸卯……檢《曾文正公全書》卅四冊還聘臣”。1896年，日記又寫道“廿三日丁酉……寫官周姓送《曾文正公集》鈔文來”。
孫寶瑄在1894年日記中寫道，正月初八讀曾文正批牘，正月十七日在車中讀曾文正書札，十九日在車中讀曾文正詩集，“興至則朗誦”。
1893年10月在當時的《新聞報》上，筆名為“種榆山人悅彭氏”的人發表了自己閱讀《求闕齋日記類鈔》后的感想，稱曾國藩“為學無不造，虛衷日求闕。發言純而正，片語無茍說”。
最后，也是至關重要的一點，曾國藩是儒家理學名臣，三十多歲立志“做圣人”，一生克己謹行，以經世致用踐行儒家思想，被認為是儒家文化培育出的典范人物。而且，在當時儒者看來，太平軍起義是“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可能被破壞殆盡，而平定者曾國藩，不僅是清政府的挽救者，更是幾千年來中華文化的拯救者。當時文人李鴻裔給曾國藩的挽聯上聯寫道：“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在圣門已備四科，又兼勛業崇隆，李郭范韓，方之蔑矣。”盛贊曾國藩已經完全做到了孔門四科的要求，還立下崇隆功業。其門人李元度也在挽聯中寫下了“為將為相為侯”“立功立德立言”等字眼。在儒家的文化氛圍下，曾國藩堪稱“宗師”，他的精神特質、言行功績極具吸引力，他家書日記中的只言片語成了別人的箴言警句，他困知勉行、勵志克己的方法被后人爭相模仿。
其實，在曾國藩去世后的晚清時期，“曾國藩”不是只停留在文化的精神層面，在現實日常中也會常常出現。湖南、江蘇、直隸、江西等地都建立了曾文正公祠，這些祠堂逐漸成了地方公共場所，每逢特定日子，人們會游覽曾公祠。皮錫瑞在戊戌年八月初七日記中寫道：“盧文明至，出所定《閱書報章程》，在曾文正祠中。此事無弊。”繆荃孫在庚寅日記中寫道：“遇竹云、云門，約同游黃鵠磯及曾文正公祠。”長沙的曾文正祠被稱為浩園，每年元旦，或遇曾國藩誕辰、祭日，謁曾文正祠成為常事。曾國藩事跡還被搬上了戲曲舞臺，孫寶瑄在戊戌年的日記中記載夜晚看《湘軍平逆傳》戲目的事情，并描繪了曾國藩的扮相，稱“曾文正素衣而出，蓋時方丁憂在家也。狀貌魁梧，伶人馮志奎所扮”。
可以說，曾國藩在儒家要求下修成的學問、德行、功業，是他在晚清時被高度贊譽的根本原因，只要儒家文化氛圍不變，曾國藩的正面形象就會屹立不倒。然而，彼時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充滿了各種變數，曾國藩的形象在辛亥革命到來之際受到了極大沖擊。
辛亥革命時期的“漢奸”
曾國藩評價發生變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戊戌變法時期。譚嗣同在《仁學》中對太平軍和湘軍的評價與朝廷“中興之論”的觀點很不一樣，他認為太平軍起義具有一定正當性，源于清朝“政法之不善”，太平軍“苦于君官，鋌而走險，其情良足憫焉”。譚嗣同并不認同湘軍做法，批判他們“乘勢淫擄焚掠”的暴行，提出“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為罪，反以為功”。孟子提出“善戰者服上刑”，即善于打仗的人應該服最重的刑罰，在譚嗣同看來，這些鎮壓太平軍的“中興諸公”正是要“服上刑”的罪人而不是功臣。
譚嗣同對中興諸公的評價在當時并非主流，直到幾年后辛亥革命思潮興起時，曾國藩的評價發生逆轉，由于革命需要，曾國藩不再是“功臣”，成了替滿人賣命的“漢奸”。革命黨人陳天華在《警世鐘》說道：“恨的是曾國藩，只曉得替滿人殺同胞，不曉得替中國爭權利。”
有些辛亥革命黨人以太平軍自比，或稱其革命思想來源于太平天國運動，尤其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孫中山曾自稱“洪秀全第二”，稱其革命的最初動機是幼年時與太平天國軍中的老英雄談話時產生的。1912年，黃興也說：“我革命的動機，是在少時閱讀太平天國雜史而起。”當時的革命黨認為，太平軍對清政府的戰爭是一場“反滿”的民族戰爭或種族戰爭，辛亥革命的“反滿”正是承接自太平天國。比如民國時的學者杜冰坡稱：“中國之種族革命，洪揚革命種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蕭一山也說：“太平軍為我國近代民族革命之壯瀾，行動思想，均有源流可尋……然一線相承之民族主義，一瞥所見之民權、民生主義，均足以啟后圣而開新運，為國民革命之先河。”
由于太平天國運動在辛亥革命中備受推崇，因此其對立面、鎮壓者曾國藩自然就處在了被打壓和被攻訐的地位。孫中山在1904年也評價道，羅澤南、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一幫湘軍將領鎮壓太平軍，是因為“不明春秋大義”，而“日陷于以漢攻漢之策”。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在1906年第5期第1頁中刊登了朱元璋、洪秀全、孫中山的人像，題為“中國大民族革命偉人肖像”，顯然其用意是辛亥革命的“民族主義”追隨至洪秀全、朱元璋那里。而在1907年的增刊中刊登出一幅漫畫，丑化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將三人化成人首獸身的怪物，取名為“過去漢奸之變相”。這種褒太平軍而貶湘軍的現象在當時就被人總結和評論了，梁啟超提出：“曾文正者，今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徐凌霄說：“清末革命黨以排滿相號召，乃于曾胡輩無恕詞。”李肖耼說：“清末士人，倡言革命，詈曾、左如盜賊，以神圣頌洪、楊。”
在眾多批判者中，章太炎尤為引人注目。他不僅是激進且堅定的革命者，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學術大師，曾師從曾國藩的門人俞樾，他的言論在清末民初的知識界、學術界影響很大。首先，章太炎抨擊曾國藩為“篤于清室之宗稷”的“民賊”，對國家安危毫無作用；其次，章太炎將曾國藩定為與外國勢力的“勾結者”，批評其在鎮壓太平軍時支持外國人組織的洋槍隊，乃引狼入室之舉，開啟后來軍閥借外國勢力內戰的先河；再次，章太炎批評曾國藩才能一般，認為其不世之功是依靠湘軍諸將長期奮斗而來，自身并無多大貢獻；最后，否定曾國藩被眾人都推崇的品德和學術，稱其醉心功名，投機取巧，只圖封侯。章太炎對曾國藩的評價在知識界具有顛覆性影響，他否定了曾國藩是一位真正的儒者，提出其修身之道只不過是謀取聲名權勢的手段，從學理上將曾國藩與儒學切割。由于章太炎在學術上地位，他的評價影響深遠，不僅直接影響到他的學生范文瀾，而且直到現在仍有不少人延續他的觀點。
如此一來，在辛亥革命宣傳的語境下，曾國藩從“忠良名臣”的高位上被推到“漢奸元兇”的谷底。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歷史階段中曾國藩雖然在政治宣傳中被革命黨人貼上“漢奸”標簽，但這并非全社會的共識，在非革命黨心中曾國藩的“宗儒”“良師”的形象并沒有受到影響。很多人仍然在傳閱曾國藩著作，仍然以其為榜樣努力進德修業。
梁啟超稱：“曾文正者，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可也；惟以修行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可也。”顯然梁啟超不認可“排滿家”，即辛亥革命者，對曾國藩的評價，他認為假如曾國藩今日在世，必能拯救中國，對曾國藩純厚的天性和嚴謹的修行給予極高贊譽。
梁啟超雖未目睹過曾國藩，但從他那里繼承不少東西。戊戌變法之敗后，梁啟超逃亡日本，無意中讀起《曾文正公家書》，猛然自省，認為不如曾國藩之處甚多，決定講求養心立身之道，制定日課五事：克己、誠意、主敬、習勞、有恒。顯然是參考了曾國藩的日課。同時，梁啟超還寫起了日記，“以曾文正之法，凡身過、口過、意過皆記之”。他還發誓“自此洗心滌慮，愿別為一人”。梁啟超提出曾國藩的日記是一種“興奮劑”，“讀之未有不怵然自振者”。從梁啟超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抄錄了不少曾國藩日記和書信的內容，后來梁啟超還專門集合曾國藩的名言警句編寫成《曾文正公嘉言鈔》，在序中稱贊曾國藩是“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梁啟超在20世紀初發表《新民說》，認為“欲維新吾國，先維新吾民”，要對國民性進行改造，他在全書中多次提到曾國藩，對其私德高度評價，對其為人處世高度肯定，號召民眾學習曾國藩的困知勉行、勵志克己，提出“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
錢穆也是這一階段的典型代表。他本是一個敢于接受思想的人，中學時因讀到譚嗣同的《仁學》憤而剪掉辮子，但是對曾國藩的評價卻未受到太多譚嗣同的影響。辛亥革命間，錢穆正讀高中，他記載過這樣一個讀書經歷：某周六唱歌課，身旁同學帶了一本《曾文正公家訓》，錢穆取來閱讀，“大喜不忍釋手”，干脆跑到旁邊教室讀完后還給同學。然而那天因讀這本書興奮得失眠，次日一早便去書店找《曾文正公家訓》，得到書店老板的贊許：“汝年尚幼，能知讀曾文正家訓，此大佳事。此后可常來，店中書可任意翻閱，并可借汝攜返校閱后歸回。”
從錢穆的經歷可以看出，曾國藩家書家訓等著作并沒有因為辛亥革命黨人的宣傳而減少傳播，中學生之間會傳閱，書店中仍有銷售，甚至年輕學生因為知道讀曾國藩家訓而受到贊許。除曾國藩家訓家書外，錢穆還讀曾國藩日記，并說：“余是時讀《曾文正求闕齋記》，常念‘當自求己闕’。”錢穆還曾說過這樣的話：“在我的青年時代，正是滿清末年，當時的一般父兄師長，通常是以諸葛亮、王陽明、曾文正，這三位道德、文章、事功兼備的人物，作為勗勉子弟們師法的楷模。我一逕遵奉諸葛武侯的‘謹慎’，陽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紮硬寒，打呆仗’，作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們三位先賢的影響最深。”由此看出，清末時曾國藩在民眾中的影響仍然不小，常與諸葛亮、王陽明等先賢相提并論。除激進革命派外，這一歷史階段大多數人仍然保留了晚清流傳下來的曾國藩形象，注重其困知勉行、勵志克己的品行。
即便某些辛亥革命志士，對曾國藩立身行事的風格也很推崇。比如宋教仁說：“曾國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書生，而能摧陷大敵，人奉其宗。其是非無足論，觀其風度，無忝于英雄，其民又樂為之致死。”蔡鍔更是推崇曾國藩、胡林翼等中興之臣，他把曾、胡二人的治兵言論輯錄為《曾胡治兵語錄》，在新軍中推廣，還稱“曾、胡兩公，中興名臣中諍皎者也”。
總而言之，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在政治上以排滿為目的，將曾國藩貶為走狗、漢奸，成為政治宣傳的主流。但是在政治宣傳之下，民眾還是仰慕曾國藩的為人處世，仍然在傳閱曾國藩著作。
而隨著革命形勢的變化，曾國藩的政治評價又發生了轉變。
20世紀二三十四年代“傳統文化的典范”
民國的革命風潮一過，尤其是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以后，在政治上曾國藩的形象又被高抬起來。這一現象在1920年代末就被時人觀察到，“清末革命黨以排滿相號召，乃于曾胡輩無恕詞。近歲，則黨國要人始復以曾、胡相勖勵，并引為治軍、訓屬之范則……凡此之屬，屢見于報紙記載，不遑備舉”。這主要是國民黨自身地位發生了變化，以及其所處的政治文化環境的改變而造成的。
首先，辛亥革命后，民國政府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政府統治正式結束，盡管以后有1917年張勛擁護溥儀的復辟鬧劇，但排滿的任務基本完成，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不存在了。以國民黨為首的國民革命軍取得北伐勝利，1927年成立南京國民政府，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12月東北奉系改旗易幟，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統一全國，至少在形式上。國民黨的政治身份和地位發生重大變化，由之前的“破壞者”變成了“建設者”，由“革命者”變成了“執政者”。相比于代表破壞和革命的洪秀全，作為秩序的捍衛者和維護者的曾國藩，更適合此階段國民黨的政治需要。芮瑪麗在《同治中興》一書中就提到：“國民黨于1927-1928年的掌權標志著革命旋律在黨綱中占支配地位時代的結束……如果說國民黨在其革命的年代里還曾把自己看成是偉大的太平軍起義的后繼者，那么掌權后的國民黨則認同清代帝國政府及其表面上的成功。蔣介石和他的同事把同治中興的成就歸功于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所具有的高尚道德品質以及對儒家社會進程的洞察，所謂的英雄主要是指恭親王、曾國藩、左宗棠以及胡林翼。”
其次，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國內外政治氛圍，使得人們重新審視曾國藩的功績。彼時，民國面臨著類似晚清政府19世紀五六十年代面臨的“內憂外患”。“外患”，是以日本為主的帝國侵略勢力，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東北，后不斷由北向南，侵入華北，直到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開始全面侵華；“內憂”，是軍閥混戰。此時，以中國共產黨為主的力量在多處發起的武裝起義，建立紅色政權。
1935年，一位署名“葉新明”的人在《政治月報（南京）》第三卷第二期發表《曾國藩研究》的長文。葉新明將日本的侵略比作咸豐年間的英法聯軍，將農民運動和起義比作“楊之亂”，如他所說彼時局面“有似曾公未出之時”。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他們正需要像曾國藩那樣力挽狂瀾、拯救危局的人。因此，他號召“人人以曾文正自居，人人以不怕死不貪財自誓”。對于執政的國民黨，曾國藩的政治意義越發凸顯。
面對內憂外患，國民黨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也溯源到曾國藩那里。1934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籌備處創辦的《行政效率》雜志刊登《曾國藩的用人方法》，其中寫道：“曾國藩時代可以捧出孔子號召群倫，征討‘發逆’，我們要如法炮制。”
再次，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興起了文化保守主義之風，大力提振中華傳統文化。這一方面是當時國民道德淪喪，想借傳統文化中的君子教育來改善國民性，比如國民政府提倡的“新生活運動”，該運動雖名為“新”，實則回歸傳統，以四維八德教化人心，規范舉止。另一方面是抵御西方各種文化思潮、意識形態入侵的要求，當時西方各種思潮向中國浸入，很多人對此惶恐不安，想借傳統文化抵制外來文化。比如1932年，天津大公報在紀念曾國藩逝世六十周年時刊登郭斌龢的《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一文，開篇便對當時文化思想氛圍表現出極重憂慮，稱自曾國藩逝世以來的60年是中國“歷史變化最劇之期”，“舉凡學術思想、社會組織，莫不受西洋之影響而根本動搖，我國舊有文化處此危急存亡之秋”，他不禁發問，舊有文化前途命運如何？正是這種憂慮，讓很多人重視中華傳統文化，要挖掘傳統經典，弘揚傳統道德，而曾國藩形象也因此被賦予一些新意義。
第一，曾國藩被當作是中國傳統文化孕育的典范人物。郭斌龢在《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中稱“曾文正公，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下所產生最良之果之一”，在他邏輯下，曾國藩的出現至關重要，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仍然能產生優秀人物，仍然有價值，也仍然可以繼續存在發榮滋長，“文正之榮，亦中國文化之榮也”。而且，與西方政治家相比，他認為曾國藩是“以道德家而為政治家”，“才德俱備，文武兼姿”，更能體現中華文化的優越之處。
第二，曾國藩被當作為國民提升道德水平、改善劣根性的榜樣。民國第一本曾國藩傳記《曾國藩之生平及事業》于1935年出版，作者蔣星德認為，湘軍能打敗太平軍“也不過因為曾國藩等克己唯嚴、崇尚氣節、標榜道德、身體力行，造成一時的風氣獲得民心的愛戴”，因此他提出“曾國藩的時代誠然是過去了，而他的勤儉克己、知人善任的美德，以及其克限困難的方法、應付事變的手段、事業成敗的過程，即使在現代，也不失其足供參考的價值的”。于是作者在全書下編重點論述了曾國藩的人格、品性和修養。1929-1930年，凌霄一士連載于《國聞周報》的《曾胡譚薈》文中也號召，暫時擱置曾國藩、胡林翼因時代使然而未明民族大義，轉而詳言他們的立身本末、文章行誼、學識智略、軼事遺聞諸端。
第三，曾國藩被當作捍衛中華文化的民族英雄。隨著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的高漲，時人對“民族”和“民族文化”重新定義，辛亥革命時，民族問題局限在滿與漢之間，辛亥革命處于“排滿”階段，曾國藩自然是助滿攻漢的“漢奸”。19世紀20年代后期，國民政府完成統一，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如日本），民族問題成了中外問題，尤其是把傳統文化當做抵御外來意識形態的堡壘時，崇尚源于天主教的拜上帝教的太平軍就不是很好的榜樣，而以捍衛儒教倫常為己任的曾國藩成了極佳的楷模。此時，不少人重新定義湘軍與太平軍戰爭的性質，提出這是一場“宗教之戰”“文化之戰”。
1930年，陳訓慈專門發表《太平天國之宗教政治》，認為太平天國是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其政本、軍令等一切全靠宗教維系，與民族思想無關。他稱：“曾之理想，殆為人倫名教而戰，而非徒為清室而戰。湘軍亦非一姓之軍，而有如主義之軍矣。”太平軍的敵人，即湘軍，是“參入有訓練有思想之新軍，排基教而護名教為其共同之信仰”。
王德亮專門寫了一本《曾國藩之民族思想》來論述曾國藩的民族思想的表現，對“曾國藩為漢奸”論調進行回應，提出曾國藩平定洪楊，是維持名教；重刻船山遺著，是廣布民族思想；提倡洋務，是圖捍御更大之外侮。王德亮甚至推論出辛亥革命源頭之一也是曾國藩的努力：“愚觀湘軍演變為淮軍，淮軍演變為北洋軍，湘軍崛起為滿漢勢力消長之關鍵，迨至北洋軍，即與革命軍合力推翻滿清。”又稱：“湘軍崛起后，取滿清實權而代之，撤退之湘軍，大部分加入哥老會，從事革命運動，是皆與曾氏有直接關系也。雖未昌言排滿，而以其事衡之，始終具有民族思想，則亦不容抹煞也。”
這種觀點不是王德亮所獨有的，蕭一山也有類似觀點，他稱：“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的兩種力量：一是會黨，二是新軍……湘淮軍是平定太平天國的主力，曾為清廷茍延了五十年的命運，然而‘載舟亦能覆舟’，清廷的命運，還不是完結在他們手里么？況且在清廷號稱中興的時候，牠的實權，已大部轉移于漢人之手。”他甚至提出辛亥革命一部分也是“曾國藩到李鴻章千千萬萬無量數的將士所培養出來的果子”。
由此來看，在這些知識分子重新定義下，昔日被定義為“漢奸”的曾國藩反而轉變為了捍衛中華文化的“斗士”，一貫以“衛道士”姿態存在的曾國藩也恰恰成了他們在文化戰線中的“戰友”。正如德國史學家史泰格所說：“一旦出現用文化來表現的民族主義，太平軍便不再成為楷模。相反，同治中興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曾國藩，成為民族英雄，因為他們捍衛了中國的傳統文化。”
此外，在這樣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國民黨高層人物的個人倡導，更是對“曾國藩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蔣介石本人。蔣介石對曾國藩極為欽慕，不僅個人仿效曾國藩的日課堅持寫日記，而且在公開演講中時常引述曾國藩的話語，頌揚曾國藩的精神與事跡。1932年7月，蔣介石在召見江西各縣縣長時，訓話一小時，其中第四點要求下屬“待人、接物、處政、治兵，均應效法曾（國藩）左（宗棠），望從此努力奮發，一掃從前積習”。1936年蔣介石在中央政治學校訓詞時，為鼓勵學生立定意志改變氣質，就借用了曾國藩戒煙的例子強調了立志的重要性，并借用曾國藩的話：“古稱金丹，余謂立志即金丹骨。”
蔣介石對曾國藩的推崇不局限于個人行為，也利用政治權力讓各級國民政府學習曾國藩，甚至用曾國藩治兵之道和用兵之法來治軍和戰斗。1933年，蔣介石下令以《曾國藩全集》為中央政治學校的國本教本，要求學生熟背成誦。他還仿造蔡鍔所編的《曾胡治兵語錄》，親自編寫曾左語錄，時常發給屬下學習。在江西“剿匪”時，蔣介石還仿照曾國藩團隊戡亂計劃，于每縣中組織保衛團，劃數縣為一區組織保衛師，準備“結硬寨，打呆仗”。1943年以蔣介石的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是當時宣傳國民政府統治思想的一本著作，其中“社會與學術風氣之改造問題”一節將曾國藩列為中華歷史中少有的能旋乾轉坤、改造風氣的大政治家，“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尚器識。其于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于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于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軍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
當時蔣介石的反對者也對他推崇曾國藩有所記載，1949年6月發表在《新民報（南京）》報紙上的一文稱：“蔣介石把曾國藩捧上三十三天，不論治軍治家，處處奉‘曾文正公’為圭臬，在鄂豫皖湘贛‘剿共’的時候，曾大量印行《曾胡治兵語錄》，頒給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禮義廉恥’的‘新文化運動’，更是根據曾國藩的《原才》一文的理論。”
因此，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當時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再加之蔣介石有意倡導，“曾國藩熱”空前熾脹。
民國末期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劊子手”
由于國民政府對曾國藩正面形象的高調頌揚，并且還將共產黨比作“發匪”，因此，對曾國藩的評價成了國共兩黨的政治論戰。在這一階段共產黨的宣傳口徑中，曾國藩形象被定格為“漢奸”“劊子手”“賣國賊”“軍閥祖宗”等，這一方面是攻擊國民黨的政治現實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階級史觀的要求。
當時共產黨主辦的報刊中刊登不少文章，借批“曾”來批“蔣”。翊動在1949年在《新民報（南京）》發表《為什么蔣賊捧曾國藩》，提到：“特別是因為曾國藩是中國軍閥建軍的祖宗（在曾國藩之前，正規軍為綠營，是統一的，他創始了湘軍，才有了李鴻章的淮軍，袁世凱的北洋軍）。他的治兵方術，是反人民軍隊當時的僅有的辦法。”1946年8月《解放日報》發表《蔣介石尊崇賣國賊曾國藩》一文，提出曾國藩是“最大的賣國賊”，“中國民主人士認為曾國藩是中國人民最大的叛徒”。
在這些文章中，影響力最大的是范文瀾于1944年7月開始在延安《解放日報》連載的長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范文瀾曾介紹過此文的創作背景：“1944年我在延安時寫的。曾國藩是近百年來反動派的開山祖師，而他的偽善喬裝卻在社會上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繼承者人民公敵蔣介石把他推崇成‘圣人’，以為麻醉青年、欺蔽群眾的偶像。為了澄清當時一些人的混亂思想，所以有揭穿曾國藩這個漢奸劊子手本來面目的必要。這篇文章便是在這種情況之下寫出的。”在此文中，范文瀾將曾國藩塑造為“封建中國數千年尤其是兩宋以下封建統治階級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體現者”，“又是鴉片戰爭后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而曾國藩以往素被稱道的理學修養，范文瀾也稱：“他精通極端專制主義也是極端奴隸主義的哲學——程朱道學，運用在言論上，就是滿口‘誠’‘禮’‘仁義’‘道德’等字樣；運用在行動上，就是極度的殘忍，屠殺數千萬中國人民，認為‘痛快’。”
范文瀾筆下的曾國藩形象極為鮮明，此文后來出了名為《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單行本，被收錄到范文瀾寫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范老對曾國藩的評價為之后30年中研究曾國藩定下基調，以后基本上以此來解讀和宣揚曾國藩。20世紀60年代的教科書中對曾國藩的評價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阻擋歷史車輪前進的反革命頭子”。1965年的《辭海》寫道，曾國藩“以封建地主的衛道者自居，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中國人民革命，為中國近代史上反動人物的典型”。在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曾國藩也逐漸不再被人關注，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只有五種著作出版，論調也都是全盤否定。
1990年代后的“成功大師”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曾國藩又回到了大眾視野中，對他的研究、閱讀和評說越來越多，掀起了“曾國藩熱”。此階段曾國藩的形象發生很大變化，一改之前30年的全盤否定。
對這一時期曾國藩形象影響最大的，莫過于1990年編輯兼作家唐浩明出版的歷史小說《曾國藩》。這套集歷史性與文學性于一體的小說深受人們喜愛，一經出版，廣為暢銷，很快突破百萬銷量，截至2014年該書被全國近20家出版社出版了近30個版本，其后又被制成有聲書、廣播劇、講課稿等音視頻產品在各互聯網平臺傳播，直到現在該書及其衍生品依然暢銷。很多人受此書影響，形成了對曾國藩的新印象。唐浩明本著遵循歷史本來面目和人性基本邏輯，還原了“真實”曾國藩，著重表現其儒學精神，將他塑造成了“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典范”“封建社會末期統治階級內部最后一個道德完人”。雖然唐浩明在采訪中稱：“曾國藩這個人既不是圣賢完人，也不是十惡不赦的罪人，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充滿了深刻內核的悲劇人物。”但是小說《曾國藩》有意、無意地塑造出的曾國藩形象更傾向于“立功立德立言”的“完人”，讀了該小說的人大多都會在同情曾國藩悲慘遭遇的同時，更傾慕其個人的道德品質。
唐浩明書寫《曾國藩》的做法具有開創性，回避對其政治定性，變政治批判為純文化創作。他為后來者提供新思路，之后很多書籍和文化產品專注敘述曾國藩的傳記、所做的事跡和所說的話語，比如朱東安的《曾國藩傳》、董叢林的《曾國藩傳》、張宏杰的《曾國藩傳》、隋麗娟的《晚清舉人傳：曾國藩》等。正如晚清民國以來基本達成的共識，曾國藩是儒家文化產生的優秀人物，一旦拋棄政治評判，其道德修養、為人處世、治學為官等正面內容勢必然受到人們的重視。因此，這些曾國藩傳記沿著唐浩明的思路，基本上對曾國藩進行肯定。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曾國藩“完人”“圣賢”的刻板印象。
唐浩明的書籍直接引發了“曾國藩熱”，人們熱衷討論曾國藩經久不衰，一直持續到現在。很多文史研究者、作家，甚至媒體人、政商界人士等也投入到這股熱潮中，其熱度隨著書刊、廣播、電視、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等媒體形式的迭代而不斷加強。而有意思的是，此時曾國藩的形象被更多地塑造為“成功者”“成事者”“成功學大師”等；此標簽下的細分形象還有擅長權勢的厚黑學大師、左右逢源的情商高手、善于彌縫的文案大師，以及管理高手、家庭教育專家、相面者、善用人者等等，總之在各行各業都能成功的人。反映此主題的書籍可謂汗牛充棟，如《曾國藩成大事的九九個方略》《曾國藩謀事方略》《曾國藩成功學全書》《曾國藩教子經》《曾國藩修身與用人之道》《大師曾國藩講管理》《曾國藩成就一生的49個方圓》《曾國藩用人智慧全鑒》《成事》等。以這些書籍內容為基礎，還改編為圖文音視頻節目在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平臺傳播。
為什么在1990年代后“曾國藩熱”持續高漲？為什么其“成功者”形象在這一時期被凸顯出來呢？
首先，改革開放后思想解放，對文化領域的干預減少，很多內容創作者不再以單一的視角為出發點進行創作，擱置定性，嘗試還原歷史人物的多面性。此時，曾國藩受儒家文化培育的良好道德品行就自然被人們關注到，其“君子”“賢者”等形象再度凸顯。這一形象本就有著傳統，晚清時曾國藩“為將為相為師”“立功立德立言”的“完人”形象初見端倪，民國三四十年代得到強化，到20世紀90年代后又得到復興。當然，曾國藩這一形象的復興也不是一帆順風，改革開放初期當《曾國藩全集》要出版時，有人批判問道：為什么要公開為“反革命頭子”立傳？而唐浩明的小說在湖南出版時最初也被定為“敏感書籍”，還是湖南省新聞出版局所有局領導共同簽字“放行”后才得以出版發行。
其次，1990年代起，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社會蒸蒸日上，到處都蘊藏著“成功”機會，人們迫切渴望成功。如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中所說：“人們變得越來越實際，如何盡快地改變自己的生活狀態，如何發財致富享受生活，成為一個公開而榮耀的話題。”于是，“成功學”大行其道。曾國藩的成功、成事滿足當時人們想成功的需求，人們以曾為榜樣，希望學習他的成功之法獲取成功。甚至，人們愿意將曾國藩塑造成為一個比平常人更笨的人，經典例子就是盛傳他連篇簡單古文都背不會的故事，以此來說明只要努力，即使如曾國藩之笨，依然可以成功。在曾國藩成功之路中，人們更愿意看到他“又笨又慢”的樣子。此階段關于曾國藩成功學的書籍大行其道，同時這些書籍也強化了曾國藩成功者的形象。而且，很多政商界的成功人士也起到推動作用，他們在朋友圈內分享著曾國藩的成功，號召大家向曾學習。曾國藩在政商界的圈層內尤為受推崇，有成功人士背書，曾國藩在大眾心中成功者形象更強化了。
第三，21世紀全社會對國學、國潮的倡導也帶動了曾國藩熱。這與民國時期三四十年代抵御西方文化入侵而倡導傳統文化的邏輯類似，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因此這波國學熱潮又為“曾國藩熱”加了把火。
由于晚清民國時期已經對曾國藩等中興之臣進行了充分討論，20世紀90年代至今天這一時期的曾國藩形象并未有太多新突破，現在關于曾國藩的評價幾乎都可以在晚清民國時期找到源頭，只不過某些形象通過現代大眾傳媒、互聯網科技等手段，在迎合當下社會心態的基礎上進行了放大。其正面形象被放大到“成功學大師”的同時，某些負面形象如漢奸、劊子手、賣國賊等也沒有消失，依然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因此，目前對曾國藩的評價仍然呈兩極分化態勢，正如章太炎所言“譽之則為圣賢、讞之則為元兇”，于是“半個圣人”的論斷就產生了。
將孔子、王陽明與曾國藩稱為“兩個半圣人”的說法并不是梁啟超提出來的，而是當今互聯網的內容產物。檢索過往報刊庫，均未查到“兩個半圣人”或“曾國藩半個圣人”的說法。在“讀秀”文獻資料庫中，2010年以前出版的書籍報刊中從未出現類似說法，2010年以后才逐漸出現，2020年后逐漸增多。2013年葉雷在《精神貴族王陽明的俗世傳奇》一文中說：“各種文章都說，中國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只有兩個半，曾國藩是半個沒有爭議，王陽明是其中的一個也沒有爭議，至于另一個，有的說是孔子，有的說是諸葛亮。”此文不僅說明了“兩個半圣人”具有兩個版本，更說明在2010年前后此說法大行其道，而2015年以后隨著公眾微信號、百家號等自媒體興起，“兩個半圣人”的說法呈井噴式出現，大量自媒體在復制這一說法。
目前筆者尚未找到“兩個半圣人”說法的源頭，2012年有人在“百度知道”提問：“‘立德、立功、立言都很顯著的有兩個半人，兩個是指諸葛亮、王陽明，另半個指曾國藩’這話是誰說的？”有人回答：“這些說法都是眾口相傳，沒有明確出處。”2015年之前，沒有發現有人將兩個半圣人的說法與梁啟超聯系在一起，多稱為“眾口相傳”。2018年，當有人再提此問題時，就有人回答：“應該是梁啟超。”接著引出梁啟超對曾國藩贊譽的話“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回答者并未指出梁啟超說過“半個圣人”的原話，而是通過梁啟超曾經高度贊譽過曾國藩而進行的推測。若真按照梁啟超所評價曾國藩為“全世界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可能曾國藩還在王陽明之上。此后，尤其是2020年后，網絡上逐漸將“兩個半圣人”與梁啟超聯系起來，大量自媒體撰文直接就寫“梁啟超說”。
其實將曾國藩與王陽明、孔子、諸葛亮等人相比，頗有歷史淵源。前引錢穆所言，即可見清末就流行將諸葛、王、曾三人合稱為“立德（道德）立言（文章）立功（事業）”了。民國時期，人們更流行將王陽明與曾國藩合稱的做法。比如蔣介石就同時推崇兩人，常將兩人精神事跡講給下屬聽。很多學者也比較王、曾兩人，比如曾與錢穆為同事的民國史學家胡哲敷稱：“五百年來，能把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一為明朝的王守仁，一為清朝的曾國藩。二人都是以書生而克平世亂，都是在千辛萬苦中，把學問事業磨煉成功，都是戎馬倥傯之間，讀書為學不倦。”胡哲敷所說的“五百年來學問在事業上表現出來的只有兩人”很容易被人簡化為“五百年來只有兩個圣人”。提到圣人，中國文化中不能忽視孔子，因此人們愿意把孔子、王陽明、曾國藩三者并提。
不過，為什么曾國藩最終沒有像孔子、王陽明那樣成為“完全”圣人呢？有兩種解釋。一是就“立言”方面，有不少人認為曾國藩在哲學、思想上不如王陽明，著書不系統，也沒有王陽明那么多創見，“三不朽”中少了“立言”一不朽。其實這種思想早在晚清時王闿運給曾國藩的挽聯中就表達過。另一種解釋則是“立德”方面，曾國藩形象呈兩極化，時而被推為圣人，時而被貶為元兇，但凡有人稱其為“圣人”，必有人舉出其“漢奸”“走狗”“屠夫”“賣國賊”等不符圣人的形象，因此二者折中，為圣去一半，為反對者留下空間。
曾國藩本人經歷豐富，涉足諸多領域且都有一定成就，是一個“厚度”極廣的人物，其所做之事對歷史產生重要影響。對比同時代人，他比當時同為道德楷模的倭仁等人，具有較強的實干性和功績，而比具有相似功績和實干性的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又有較強的道德、學問等方面的造詣。因此他確實是個全面的人物，堪稱中興名臣之首，歷代備受關注。而且，他留下了豐富的資料，可討論內容也很多。因此，直到現在，曾國藩及其相關歷史都是熱議話題。每個歷史階段根據自身需要，對他評價不同，塑造出了不同形象。
責任編輯：高瑋怡曾國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