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中，作風建設始終關系人心向背，關乎黨和國家事業(yè)成敗。成仿吾是跨越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時期的“長征教授”，是“人民教育的旗手”。他用一生詮釋了共產黨人堅守真理、革新教育、錘煉品格的實踐路徑，其事跡與思想為新時代推進作風建設提供了鮮活的歷史注腳和精神坐標。

“長征路上唯一的大學教授”

1897年，成仿吾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10年，他留學日本，先在預科學習，后于1917年在東京帝國大學造兵科就讀，1918年結識郭沫若等人，1921年回國。國內革命運動點燃了成仿吾心中的理想之火，使他開始反思單靠科技救國未必可行，還需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思想。于是，成仿吾毅然“棄工從文”，走上了文學與革命的嶄新道路。

五四運動后，他與郭沫若、郁達夫等人先后在日本和國內從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動，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學團體“創(chuàng)造社”。1926年3月，成仿吾來到當時的革命中心廣州，任教于廣東大學，并兼任黃埔軍校兵器處代處長。大革命失敗后，成仿吾流亡歐洲，堅持革命，學習馬克思主義。1928年8月，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主編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機關刊物《赤光》。1931年9月，成仿吾從德國回國，在鄂豫皖和中央蘇區(qū)從事黨的宣傳教育工作，鍛煉成為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

1934年，由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開始艱難的長征。當時成仿吾瘧疾初愈，體質虛弱，組織上想讓他留在蘇區(qū)。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維漢征求成仿吾本人的意見，成仿吾斬釘截鐵地說：“我走，我能走，我跟部隊行動慣了，讓我去吧！”成仿吾作為當時紅軍中唯一有大學教授頭銜的知識分子，拖著虛弱的身體參加了長征，同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團政治教員。1935年10月19日，成仿吾隨紅軍到達陜北紅區(qū)吳起鎮(zhèn)，取得了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紅軍時期的成仿吾。圖源：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

開創(chuàng)“戰(zhàn)火中的大學”模式

作為長征路上唯一的大學教授，成仿吾在極端艱苦條件下開創(chuàng)了“戰(zhàn)火中的大學”模式。“七七事變”后，日軍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平津地區(qū)、南方多省幸存下來的高等院校寥寥無幾，辦學舉步維艱，中國的教育事業(yè)遭到重大打擊。同時，急切地尋找抗日救國方法的青年和知識分子成批地奔向延安，他們把延安看作照亮抗日救國道路的一座燈塔。為了把這些來到延安的青年和知識分子培養(yǎng)成革命干部，并吸引更多的人以壯大革命隊伍，陜北公學的建立已是大勢所趨，成仿吾擔負起了創(chuàng)辦這所新學校的重任。“我們就在這黃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飛機場旁，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所嶄新的革命干部學校——陜北公學，我們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就從這里出發(fā)派到全國各戰(zhàn)區(qū)，成為各條戰(zhàn)線上的抗日新生力量。”成仿吾在回憶艱苦創(chuàng)校的歷史時說。

軍用、民用物資尚且不足，辦學的錢從哪里來？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邊區(qū)政府撥給陜北公學1800元作為開辦費。1800元在延安時期雖屬巨款，但這筆巨款不僅要用來建校舍、聘教員、置辦教學設施，還要用于發(fā)放飯費、發(fā)放津貼、購買醫(yī)藥。在一應花銷面前，這筆巨款也只是杯水車薪。這就必須“使小錢、干大事”。在成仿吾的帶領下，師生集體動手挖窯洞，扛起鋤頭下田間，堅持自力更生。他在陜北公學提出“教育與政治結合、教與學結合”原則，號召學員“睡地鋪、住窯洞、同勞動”，“自建校舍、自編教材”。就這樣，陜北公學在極其艱苦的環(huán)境下誕生，并以頑強的生命力茁壯成長。

從1937年11月開學到1939年7月，陜北公學為抗日前線輸送了6000多名干部。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在那樣短的時間內，造就出這么多優(yōu)秀人才，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創(chuàng)舉，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跡。

“背起背包行軍，放下背包上課”

1939年春、夏兩季，日軍增兵華北，妄圖渡過黃河進攻陜北。黨中央決定讓陜甘寧邊區(qū)幾所主要大學的大部分師生向前方挺進。其中，陜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安吳堡戰(zhàn)時青年訓練班、延安工人學校等四校聯(lián)合，成立華北聯(lián)合大學，由成仿吾任校長，一起開赴敵后，堅持在華北抗戰(zhàn)，并開展國防教育。“為了神圣的民族解放事業(yè)，為了新中國的創(chuàng)造，我們又一次踏上新的長征，再上前線，心情是豪邁的，也深感職責之重大和光榮。”成仿吾曾回憶說。

考慮到身處敵后，經常有日軍的“掃蕩”和“圍剿”，成仿吾立即采取新的措施。當他們踏過胭脂河上的薄冰，靠近較為平靜的邊區(qū)的西南部分時，成仿吾提出了“背起背包行軍，放下背包上課”的口號。白天，行軍休息時，學生們就聚集在隱蔽的樹林里上課；晚上，睡覺前，學生們就熱烈地進行討論。“哲學概論”“音樂概論”“戲劇概論”“中國近代革命運動史”等課程就是在邊行軍邊學習的戰(zhàn)斗生活中學完的。這一學習方式也為敵后教育開辟了新途徑。

條件越是艱苦，就越是需要“甩開膀子干實事”的務實品格和儉樸勤勞的清廉本色。擔任高校領導期間，成仿吾始終堅持“身教重于言傳”的作風。他幫學員蓋被子、關窗戶，與群眾同吃同住，被學生賦予“媽媽校長”稱號；堅持“厲行節(jié)約”，將辦學經費悉數投入人才培養(yǎng)。在物質條件極大改善的今天，這種“甘守清貧為理想、身體力行務實功”的作風更顯珍貴。

這啟示我們，作風建設必須扎根實踐，避免“口號震天響，落實輕飄飄”的官僚主義陷阱。黨員干部不僅要在理論上做到精通，更要在實踐上做到貫通，把改作風與抓落實、促發(fā)展深度融合，讓良好作風在干事中彰顯力量。

“用最準確的語言傳遞真理”

成仿吾的一生是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生動實踐。他五次翻譯《共產黨宣言》這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最后是以78歲高齡再次校譯，力求“用最準確的語言傳遞真理”。

部分成仿吾譯《共產黨宣言》圖源：中國人民大學官方微博

1929年受蔡和森之托，開始翻譯《共產黨宣言》。1938年，成仿吾與徐冰合作第二次翻譯《共產黨宣言》。1945年成仿吾回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利用這次機會第三次翻譯《共產黨宣言》，對之前的版本進行了較大的修改，但是由于胡宗南進攻延安，該修改稿遺失。新中國成立后，成仿吾又對“成徐譯本”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校譯，作為馬克思誕辰135周年紀念版。1975年，遵照毛澤東的批示，成仿吾開始第五次翻譯《共產黨宣言》。為提升文本質量，他廣泛征集意見，并參照6個德文版的《共產黨宣言》，對譯稿進行了進一步修改。朱德盛贊道：“你這個工作是根本工作，做好了，對世界都有影響，有世界意義。”

成仿吾回顧這段歷史時曾飽含深情地說：“今天在中國，在世界，傳播馬克思主義都是一件關系到能不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能不能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能不能實現(xiàn)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重要工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我們的經典著作編譯工作者，任重道遠，要拼命向前啊！”這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執(zhí)著，正是作風建設中政治定力的根基。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劉志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