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上虞作為中華傳統二十四孝之首虞舜“孝感動天”、千古孝女曹娥“投江尋父”故事發生地,是中華孝德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孝德文化源遠流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傳統文化的被重視、被熱捧,孝德文化的傳承弘揚也在行進之中;新世紀新時代,孝德文化的傳承弘揚進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新階段。本文在考察上虞孝德文化傳承弘揚歷程的基礎上,探討了孝德文化創新發展、真正走深走實需要解決的認識問題并提出了具體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我們提倡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充分體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升華。”1孝德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優秀代表,是中國人獨特精神世界的精髓。浙江上虞作為中華傳統二十四孝之首虞舜“孝感動天”、千古孝女曹娥“投江尋父”故事發生地,是中華孝德文化的發源地之一,孝德文化源遠流長。筆者作為土生土長的上虞人,作為上虞孝德文化創新實踐活動發展演變的見證人,特作此文,求教于大方。
一、上虞孝德文化創新實踐活動的歷程梳理
考察上虞孝德文化創新實踐活動的歷程,筆者認為到目前,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從1993年發展旅游業首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到2010年孝德文化研究會成立,為孝德文化創新實踐的混沌期。之所以以1993年為起點,是因為文化與旅游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的靈魂。這一時期,孝德文化在上虞“混沌初開”。盡管有識之士竭力呼吁開發上虞孝德文化資源,舉起孝德文化大旗,以此推動上虞旅游業發展,但思想認識上的偏差,導致共識無法形成,力量難以凝聚。最大的分歧是對于傳統孝文化的評價,許多人包括公職人員尤其是掌握意識形態領域話語權的領導對于傳統的孝文化心有顧忌,甚或嗤之以鼻,比如總有人以二十四孝不少是封建愚孝而認為傳統孝文化不合時宜進而全盤否定傳統孝文化,他們都忘了我們要學習傳承的是傳統孝文化中的“感恩”“反哺”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精神內核而不是具體的行為,尤其是那些被古人自己實際上也否定的行為,比如“埋兒養母”等。認識上的誤區成為上虞遲遲不能喊響“孝德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從2010年成立孝德文化研究會到2019年區委召開傳承弘揚孝德文化座談會,為孝德文化創新實踐的活躍期。上虞依托豐厚的孝文化資源,于2010年8月成立孝德文化研究會。作為民間社團,這一時期,孝德文化研究會組織開展各種活動,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傳承弘揚孝德文化的熱情。上虞豐厚的孝德文化資源被整理或彰揚出來,孝德始祖虞舜、孝女典范曹娥彪炳千古、口口相傳,孝德人物、孝德事跡不絕于史,孝德文化物質遺存熠熠生輝。《上虞孝德文化》《上虞孝文化薈萃》《上虞古代孝德故事》等書籍陸續出版,曹秋芳、阮炳炎、許興祥賢良孝德有口皆碑,九旬老太設“孝德基金”、好兒媳18年如一日講究“孝心孝術”佳話頻傳。2010年5月,上虞被命名為全國首個“中國孝德文化之鄉”;2011年6月,占地37.5公頃的“中華孝德園”(大舜廟)建成開放;2015年12月,“中華孝德園”景區順利通過4A級景區驗收,成為上虞首個國家4A級旅游景區。這一時期,總額超過5000萬元的崇孝獎孝基金建立,連續16年開展“上虞孩子崇孝德”等一系列孝德教育活動,2017-2018年連續舉辦兩屆孝文化節;全國敬老模范縣(市、區)建成;通過開展“慈善孝賢”五地聯盟暨新鄉賢培育“青藍工程”上虞峰會,進一步傳承和創新發展了孝親敬老文化。敬老月,組織慰問百歲老人、置辦金婚宴、評選獎勵百名孝星等活動風生水起,孝德文化可謂枯木逢春、生機勃勃。
(三)以2019年4月區委召開傳承弘揚孝德文化座談會為時間節點,開啟了孝德文化創新實踐的成熟期。時任上虞區委書記陶關鋒強調,孝德文化是最具人性化和認同感的文化,要精心提煉新時代上虞孝德文化內涵,不斷增強上虞孝德文化的辨識度和影響力,持續提升百姓的感知度和幸福感。孝德文化由此從上虞林林總總的“文化”當中脫穎而出(上虞當時有虞舜、孝德、青瓷、梁祝、東山、鄉賢、信義、春暉、圍涂等九種所謂“文化”相提并論)。以文化的筋骨支起產業的羽翼,深度整合上虞特色孝德文化資源,將孝德文化事業和產業有機結合,系列化打造孝德文化活動和服務項目,凸顯文化創意,讓孝德文化巧妙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真正將孝德文化打造成為我區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載體、孝德文化小鎮建設的基本內核和推進上虞“品質之城”建設的力量源泉,真正將上虞打造成為區域孝德文化的新高地。2019年5月,高規格的“中國·紹興(上虞)第三屆孝文化節”舉辦;2020年9月,以“千年倫理家國情懷”為主題的“民間民俗多彩浙江”中國·紹興(上虞)第四屆孝文化節舉辦;2021年5月,中國·紹興(上虞)第五屆孝文化節舉行;2021年8月,“孝德文化溯源上虞”高峰論壇舉辦,有享譽全國的倫理學者、社會學者和孝德文化專家擔綱并參與其事的孝德文化研究院成立。上虞孝德文化創新實踐活動圍繞“孝”這一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遵循處理好繼承與揚棄、官方與民間、有形與無形、教化鄉風與推進發展等關系的原則,進入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階段,中華兒女同祭“孝女曹娥”,共同勾勒孝德傳承新畫卷。
二、進一步加深和端正認識,努力讓孝德文化創新實踐活動走深走實
孝德文化的話題從提出到今天,“封建糟粕”一說雖然若隱若現地還存在,但已不再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礙,因為大家都基本懂得了“揚棄”這個哲學道理。2019年11月12日《浙江日報》報道,11月9日,湖州市安吉縣孝豐鎮舉行了“以孝為美·因孝而豐”為主題的第九屆孝文化風情活動,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孝文化。其中他們不無自豪地宣稱,追溯歷史,孝豐鎮歷代多出孝子,享有“孝子故里”的美譽,中華“二十四孝”典故中,“孟宗哭竹”與“埋兒奉母”就源于此。假如我們認為他們如此高調宣揚,定會讓“孟宗哭竹”與“埋兒奉母”等愚孝在自己的這片土地上演繹,那不是他們傻了,而是我們這群“看官”糊涂了。
筆者認為,為使孝德文化創新實踐活動真正走深走實,重要的是要解決三個認識問題。
一是同質化問題。我們既疑慮又焦慮,疑慮的是,全國到處都有孝德文化,我們上虞能搞出什么特色?焦慮的是,如何才能打造上虞孝德文化品牌的個性化、特色化。筆者以為,這涉及目的性和方式、手段、途徑問題,我們傳承和弘揚孝德文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首先是教化人。教化本土居民,不能因為張家這么教育孩子,我們李家就不能也這么教育孩子。從“品牌”“特色”講,自然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作為具有極其深厚的、帶有中華標識的、最能引起心靈共鳴的核心文化,孝德文化不可能為一個地方所獨有,但一個地方能否打響牌子,關鍵在于資源的豐富與推介的創意,就是要立足本地資源以創新的方式、手段、途徑另辟蹊徑、別出心裁以取得獨樹一幟、勝人一籌的效果。唯如此,也就能“上虞美,最中國!”從上虞擁有豐富厚實的孝德文化資源和一二十年來孜孜不倦的實踐積累看,我們無需疑慮,也不必焦慮,上虞應當有這個自信。
二是經濟效益問題。做任何事情當然都要講效益,但效益分為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而筆者以為社會效益反過來也是經濟效益。弘揚孝德文化更多的是社會效益,但這社會效益也是長遠的經濟效益。試想,一個家庭出個逆子,帶來的后果是什么?帶來的直接的經濟損失會有多少?造成的心理創傷又是多少金錢才能夠彌補的?通過孝德文化的創新實踐,為經濟發展提供子孝父慈、河清海晏的社會環境,不就是經濟效益?孝德文化建設需要資金投入,但切忌指望這個投入能夠“馬上變現”“快快變現”。
三是悲劇色彩問題。認為我們上虞的許多歷史典故多是悲劇的,缺乏正能量,跟隱含“養精蓄銳、伺機出擊”之意的“東山再起”不被待見一樣,投江尋父的曹娥、爬板釘救父的諸娥等孝行故事也不被看好,其行為被認為與倡導尊重個體生命價值的現代價值觀不相符合。這其實也是筆者之前說的“封建糟粕”之說還若隱若現存在的依據所在,同時也表明我們如何正確對待傳統文化,科學的、哲學的理性思辨還遠遠不夠。

旅游事業日益興旺,中外游客紛至沓來大舜廟。(劉育平 攝)

上虞區已連續舉辦5屆孝德文化節(劉育平 攝)
三、進一步扎實推進孝德文化創新實踐活動的具體建議
孝德文化創新實踐是篇大文章,是一項持久性、長遠性的工作,我們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氣度與胸襟,也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自信與抱負;既要避免急功近利,想一口吃成胖子,又要堅持腳踏實地,步步為營,上虞孝德文化能有今天這個局面,正是一二十年一步一個腳印努力的結果。這方面,諸暨市、寧波慈城以及河南清豐、山西孝義、湖北孝感等地的做法值得我們借鑒學習。如清豐縣在中華孝道園博物館建設(設計布展)中,氣勢十足地提出要做到全國唯一,讓華夏兒女來這里能找到中華孝道的活水源頭,并受到一次刻骨銘心的心靈洗禮,重塑人生價值觀。人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不到清豐來,人白活一生;立誓要把中華孝道文化園建成全國青少年研學基地,領導干部學國學體驗基地,全國傳統文化實踐基地,成為清豐的文化地標、中國旅游勝地。話說得雖有點大,但精神可嘉、思路可鑒。
遵循“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原則,結合上虞實際,筆者提出如下一些想法和建議。

舉辦十大民間愛心人物報告會(劉育平 攝)
(一)進一步找準孝德文化研究的定位。筆者以為,基層一級,我們不需要研究為什么要孝,孝的意義是什么,幾千年的題目,意義是不變的,先人和學者們都已講透了,我們再來談,也不過是老生常談或是拾人牙慧。今天的我們,重要的是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探討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下一代為什么不孝,應該怎樣行孝?傳統的孝道孝行如何與社會的現實生活相銜接、相融合、相統一?怎樣從制度層面、法律層面引導和保障孝德的弘揚、孝道的暢行?孝德與法治的結合點在哪?孝德文化研究會等社團組織和廣大研究者,要用“親歷、親見、親聞”的事實或故事來闡述或破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如何讓年邁的父母能體面地活著、有尊嚴地死去,忠孝怎么不能兩全、如何才能兩全等人世難題,從而春風化雨,使傳統的孝德文化發揚光大,讓家庭和睦幸福,讓社會和諧安寧,讓人類和平美好。
“法安天下,德潤人心”,我國民法典不僅弘揚了法治精神,同時也肯定了人倫價值。民法典時代,我們要深入研究孝德孝行等傳統美德如何滋潤社會、滋潤人心,讓“法律是顯現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的理念真正成為人們的共識。
(二)出版一本刊物,搭建孝德文化傳承平臺。傳承弘揚孝德文化也好,打造全國孝德文化高地也好,打響孝德文化之鄉品牌也好,都需要一本刊物。這些年來,上虞許許多多有關孝德文化活動的資訊散見于各種公開的或內部的媒體,熱心孝德文化的研究者們的學習心得或研究文章也缺乏一個集中發表展示的平臺。區孝德文化研究會編印的《孝德文化報》周期長、容量小,難以承載研究會的使命和會員的希求,應當順時應勢,擴容增量、提檔升級。
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有人會說,如今資訊這么發達,還用得著再辦一份紙質的刊物嗎?有必要,很有必要。媒體融合,內容為王,信息總得有人采集,故事總得有人挖掘,理論總得有人研究,同類文章總得有個去處匯集儲存,各種新媒體只是各類信息各取所需的“搬運工”。手機上絕大多數網站客戶端,自己無法生產產品;尤其是,能讓人掩卷沉思、有影響力的正能量內容,絕大多數來自正規的報刊雜志。
(三)追求文旅融合,講好上虞孝德故事。文旅融合、發展旅游業進而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是孝德文化創新發展的原動力和目的之一。要緊扣“孝德”找準情感點,在科技手段、文化元素與時尚審美、百姓消費需求的結合上設計開發文創產品,用文創產品講好上虞孝德故事,用文創產品讓沉睡的文物“活”起來。比如開發生產以孝文化為題材的系列工藝品、土特產;比如將孝德文化名言制作成精美的書簽;比如將孝德文化元素與青瓷璧合,制成瓷質鎮紙石等等。就像紹興,他們創作生產竹戒尺上的“三味書屋”、冰箱貼上的手繪故里風光、明信片上的魯迅先生;像井岡山開發紅色旅游資源,把紅色元素跟竹子、檀香木等結合起來,制成戒尺、鎮紙石等便攜旅游紀念品。總之,通過文創,讓孝德文化巧妙地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無時不有”,進而成為百姓日用而不覺的行為準則,真正實現“當今之文創,未來之文物”價值。
2021年5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創典鑒2020》在上虞首發。《孝德上虞:文化使命家國千年》等3個涉及上虞區文創的優秀案例成功入選。編委會認為,上虞將孝德文化與地方特色產業創意融合,與養老、康養旅游相結合大有可為,這是上虞連綿不絕的發展動力。“上虞美,最中國。”用孝德文化這一東方密碼來破解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挑戰,這是上虞在為時代尋求答案,凸顯了上虞的文化力量和擔當。”
(四)糅合上虞各種元素,精心拍制一部電視劇。影視的傳播力、影響力、感召力是巨大的。榮獲2019年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的新農村建設題材電視劇《麥香》就是成功范例。上虞也有各式各樣的“麥香”,通過“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魯迅)的文藝創作,也能產生出一個能成為上虞文化符號的“麥香”來。把“麥香”的人生事業跟曹娥江、東山、鳳鳴山,墨隱居、雪花谷、覆卮山居等一處處充滿詩情和禪意的景區、民宿聯系起來,跟“浙東唐詩之路”聯系起來,跟上虞的綠水青山、風土人情特別是發生在上虞大地上的孝德故事聯系起來,通過創作,把這些元素糅合在一起,拍一部有景有情、有理有趣的影視劇,是一項值得投入的重要文化工程。
2022年,由上虞區文化廣電旅游局與浙江小百花越劇院聯合出品的原創越劇現代戲《祝家莊里的年輕人》,正遂筆者所愿。該劇講述的是以祝媛媛、梁大力等為代表的新時代青年,懷抱建設新農村、發展新農業的夢想,從城市返虞創業,投身鄉村振興,在故鄉熱土上拓印青春芳華、赤子柔情的故事。(2022年6月15日《上虞日報》)2022年8月,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過往》的作家艾偉作為上虞鄉賢,他在回家鄉分享贈送另一新作《鏡中》時表示,家鄉上虞是文學出發的原點,并醞釀繼續以家鄉為“影子”和“精神底色”進行文學創作。(2022年7月11日《上虞日報》)可以想見,倘若有艾偉支持,《祝家莊里的年輕人》或許也就成了《麥香》,上虞的“麥香”也就進而成為全國人民喜愛的“麥香”。“上虞‘北都市、南花園’的布局就是一個天然的現代劇、當代劇的大影棚”,紹興市副市長、上虞區委書記魯霞光對“以e游小鎮動漫、影視制作為基礎,大力培育大文創產業”充滿期待和信心。上虞孝德文化走向全國,天時、地利、人和。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上虞豐厚的孝德文化資源滋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上虞人,并且它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體現在居民的言談舉止當中,進而成為外地人眼中的上虞地方形象。孝德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傳承)、創新性發展(弘揚)必將進一步提升上虞人民的道德文化素養,必將進一步促進上虞經濟社會的健康快速發展。
作者簡介:
嚴永良,男,中共黨員,高級政工師,三級調研員。曾任共青團浙江省上虞縣委書記,上虞縣文化局副局長,縣委宣傳部副部長。
注釋:
[1]《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