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孝德文化的傳播影響力提升研究

　　百善孝為先，孝乃德之本。孝德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途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最根本的是我們有中國人的獨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這就為我們傳承和創新孝德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媒體時代，伴隨新一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傳播渠道更加多樣、信息傳遞更加快捷。同時，社會價值更加多元、各種思潮紛紜激蕩，在這種背景下，傳統文化容易受到西方價值觀的影響。我們應當從堅定文化自信、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特別是提升國家整體軟實力的視角出發，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孝德文化傳播，使之能夠與現代社會相協調、相適應，促進其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本文立足孝德文化傳播，首先通過耙梳孝德文化的歷史演進與發展脈絡，探究孝德文化的豐富內涵，旨在正確闡釋我國的孝德觀念。其次結合現實語境，提出傳播孝德文化不僅有助于加強公民道德建設，也有助于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最后提出在新媒體時代創新孝德文化傳播的有效路徑，包括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讓“身邊人”成為媒體報道的主角，將歷史文化資源和時代精神相融合等，做好孝德文化傳播這項系統工程。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根基。文化軟實力首要包含道德力，而孝德是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倫理價值觀念，正如《孝經·開宗明義》中所說：“夫孝，德之本也。”孝德文化在我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早在父系氏族公社時期，孝道就已經形成，其含義非常豐富。孝德文化不僅是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倫理觀念和社會政治的起始，也進一步豐富了人類共有價值觀的內涵。¹從語義學上看，歐美國家的制度、文化與語言中沒有關于“孝”的單獨概念。可以說，“孝”既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也是我國道德倫理寶庫中的獨特資源。

　　“孝”在字形上是“老”和“子”的合一，指的是父母與子女之間天然的人倫關系。對此，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其進行了注解：“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這是從家庭的微觀視角來看待孝文化；從歷史發展的宏觀視角來看，孝文化被古人推廣至構建“大同世界”。浙江上虞是孝德文化的發源地，也是舜帝孝德的原發地。上古年間，虞舜以孝得天下、以孝治天下，被后人列為“二十四孝”之首。五代時，圓鑒大師在《二十四孝押座文》中寫道：“萬代史書歌舜主”，將舜帝作為“二十四孝”之一，并且也是最早提出“二十四孝”這種說法的。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寫道：“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以此頌揚虞舜是孝德之楷模。到了元代，畫師王克孝創作出聞名于世的《二十四孝圖》，他將舜帝“孝感動天”的故事排列在第一幅，舜帝首孝的地位自此得以確立并流傳至今。²

　　殷商時期，孝文化呈現出鮮明的特質，并且首次實現了政教合一，主要具有三個特征：其一，以“孝”為核心展開教化。相傳殷商始祖契被虞舜任命為司徒，掌管社會倫理教化工作。他針對當時社會道德缺失的問題，從家庭成員關系入手展開“五教”教訓，也稱作“五常”，包括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最終通過倫理教化的方式扭轉了不良的社會風氣。其二，“孝”的字形和字義均已成熟。關于漢字“孝”，大約出現于殷王武丁時期，一個是作為地名“孝鄙”、另一個是作為人名“孝卣”出現。從“孝”的含義上看，也是在殷商時期得以明確的。當時，商湯名相伊尹為了勸導湯的嫡長孫太甲光大祖業，寫了《太甲》一文，他在文中寫道：“奉先思孝，接下思恭。”³太甲深受感動，后來經過三年的居喪思過，終于明德歸善。由此可見，殷商時期的“孝”是指不僅要繼承祖先之志，加強德政善舉，也要時常追思先輩們的功德。其三，涌現出孝子典范。殷高宗武丁的長子孝己是孝子的杰出代表，古書上記載他“至孝之行”，歷經了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宋，孝己一直被作為孝子典范為歷朝歷代的文學家們所傳頌。

　　到了周代，孝德文化正式被提出，對中國孝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一方面，人們開始將孝與德并稱，提出“德以對天，孝以對祖”，認為孝的實質是德，德的根本是孝，無孝亦無德。與之前的行孝所不同的是，人們不再延續“重鬼事，輕人事”的傳統，他們非常重視對身邊生活的父母現實地行孝，在祭祀祖先時非常重視以真誠心寄托哀思之情，而不是片面地看重祭祀物品是否豐盛。同時，周人提倡雙向性的行孝：子女要贍養父母并且要繼承父母的意志和事業，父母也要愛護撫養自己的子女。⁴另一方面，周公提出的“敬德保民”思想，被公認為“民為邦本”思想的先河。對此，有學者認為周人延續了殷商關于“德”的內涵，將其視為“天命”，并且提升了“民”的地位，認為得天之命是通過得民而獲得的，因此，“德”需要通過“保民”而非單純地敬畏上天來實現。⁵

　　孝德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涵養源，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基石。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當下，大力傳播孝德文化，不僅有助于全體公民形成價值認同，也有助于促進全民道德建設，還有助于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對于實現中國夢，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而深遠的現實意義。

　　第一，弘揚孝德文化是我國社會深刻變革的需要，有助于核心價值觀的構建。當今中國正處在經濟體制變革、社會結構轉型和思想觀念變化的重要時期。⁶加強傳播孝德文化、凝聚價值觀共識、建立和諧融洽的人文關系，對于促進社會健康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各族人民共同認同的價值觀的“最大公約數”。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項凝魂聚氣的基礎工程。孝德文化不僅是以核心價值觀的理念作為基礎底色和內在本質，也是孝言、孝心與孝行的有機統一，還是區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西方價值觀的重要標準。在西方倫理學中，缺乏“孝”的單獨概念，而是把人看作客觀存在的個人；中國的倫理學非常重視并且提倡“孝”，孔子認為“仁者無敵”“孝為仁之本”，在他看來，孝道是一切倫理道德的根本所在，不僅如此，孔子還將個體的人置于環境和關系之中，注重審視個人在社會系統中的變化，從而將人的發展視作一個動態的過程。因而，弘揚孝德文化，有助于促進我國核心價值觀的發展。

　　第二，弘揚孝德文化是我國應對老齡化社會轉變、實施公民道德建設的需要。1956年，法國人口學家皮查特（B.Pichat）在聯合國首次提出“老齡化現象”這個概念，他將老齡化作為一個系統的動態過程進行研究。⁷相比西方國家，我國老齡化社會來得要晚一些，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進養老服務市場化改革，截至2021年末，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26736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的18.9%。⁸深度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使孝親養老問題變得至關重要，特別是現代孝親養老的道德問題日益受到關注。孝德文化是道德建設之本，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激勵人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培育孝親美德、提倡孝親養老社會風尚，這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當今社會需要不斷踐行的德育行為。傳統孝道與現代社會應當相適應、相協調，加強對現代孝德的重構，既要傳承中華傳統的孝德文化，也要賦予現代孝德文化新的內涵，從個人修養、家庭美德、社會公德和愛國主義教育等多個層面入手，使得孝德文化價值觀更加深入人心。

　　第三，弘揚孝德文化是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需要。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制定的“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提出，要“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孝德不僅是一種文化形態，更是一種精神力量，對于助力中國夢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邁入新時代，如何更好地詮釋、傳播孝德文化，賦予其新內涵和新表達，具有深遠的時代價值。應當提高政治站位，從提升文化軟實力的視角出發，既要提高不同區域的文化軟實力，建設好自身的文化品牌，也要加強弘揚孝德文化，做好孝德文化傳播，以此來涵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根。上虞被譽為“中國孝德文化之鄉”，近年來借力孝德文化努力講好孝德故事，不僅打造了中華孝德園等文化地標，注重打造具有區隔性的城市文化品牌，也通過舉辦孝文化節、研討會等多種方式，積極盤活孝德代表人物，為孝德文化的傳播探索出了一條新路徑。

舜水講堂培訓新聞攝影新人，在網絡廣泛傳播孝德文化。（劉育平 攝）

　　相比傳統社會的孝德，現代社會的孝德含義發生了顯著變化。比如，孝德的代際關系基礎由過去的家長制轉變為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交流，孝德的形式由過去的家族群居轉變為“4-2-1”家庭模式，孝德的地位由過去的首德回歸到家庭道德層面等。同時，媒體環境的變化，使得傳播主體和渠道日益多元，新媒體環境下傳播理念和方式顯著不同。這些變化都為孝德文化傳承帶來了挑戰，需要探尋現代孝德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新路徑，進一步促進新媒體時代孝德文化的傳播。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加大孝德文化的傳播力度。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堅持正確方向創新方法手段，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這就為新媒體時代進行新聞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首先，要加強法治宣傳，為孝德文化傳播提供法治保障。關于養老孝親問題，我國是以法律條文的方式進行了明確規定，這是每位公民應盡的義務。比如，《憲法》第49條第3款規定：“成年子女有贍養扶助父母的義務。”又比如，《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先后進行了三次修訂，通過不斷完善，不僅關注老年人的物質需求，也關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規定家庭成員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還要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旨在保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弘揚中華民族敬老、愛老、養老的傳統美德。其次，要加強社會全員的孝德教育，不僅要利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等多種教育方式，也要綜合運用網絡、廣播電視、報刊雜志等多種媒介形式，尤其是新媒體平臺，向社會傳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愛老敬老的價值觀念。比如中國文明網設置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主體微電影展播，通過兼具可視性和教育性的短視頻，來弘揚核心價值理念，包括孝德文化理念，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最后，促進孝德文化傳播，還需要加強互聯網思維，既要掌握新媒體技術，使用好“兩微一端”，也要提高新聞產品的原創能力，特別是要以受眾為中心，多設計一些融思想性、藝術性的好欄目，增強孝德文化傳播的感染力。

用新媒體傳播孝德故事。上虞虞舜文化研究會會長吳寶炎向農村老人贈送《上虞孝德故事》光盤。（劉育平 攝）

上虞越劇團創作演出的大型越劇《孝女曹娥》，在多家電視臺及新媒體中傳播。（劉育平 攝）

　　第二，堅持讓“身邊人”成為報道主角，講好孝德故事。相比傳統媒體時代，新媒體時代的媒介環境發生了變化，不論是輿論生態、媒體格局，還是傳播渠道、傳播方法等都呈現出嶄新特點。在媒體報道中，要選擇從“身邊人”著手，書寫奮戰在各條戰線上的普通奮斗者的故事，成為了典型人物報道的新理念。如此一來，有利于引導受眾形成群體認同感，提高典型人物的親和力，能夠更好地發揮模范引領作用。幸福的生活是奮斗出來的，唯有積極傳播真善美、傳遞正能量，特別是報道身邊人和身邊事，發揮好榜樣作用，才能帶動更多的人向上向善，爭做社會好公民。對此，《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提出，要廣泛開展向先進典型學習的活動，善于發現和運用先進典型，樹立可親、可敬、可信、可學的道德楷模。自2008年起，中央文明辦組織開展網上“我推薦我評議身邊好人”活動，至今已發布了150期“中國好人榜”，共有16228人（組）入選“中國好人”，促進了好人好事在新媒體環境中的廣泛傳播。媒體應當加強相關活動的報道，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不僅要加強對養老等熱點問題的引導，也要敢于批評背離中華傳統美德的錯誤言行，還要加強引導網民增強網絡道德意識。

　　第三，促進歷史文化資源和時代精神融合，促進孝德文化創新性發展和傳播。我國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不僅承載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也為我們傳播核心價值觀提供了堅實的文化支撐。這就要求我們既要做好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也要加強歷史文化資源的活化利用，使之能夠有機地融入現代人的生活與工作中去，激發其生命活力。傳播孝德文化亦如此，不僅要善于傳承歷史記憶，弘揚孝德傳統，挖掘本地的人文底蘊，也要善于將孝德文化與時代精神結合起來，特別是將忠孝禮義廉恥等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融合起來，推出當代道德楷模的事跡，增強事跡宣傳的感染力。在創新孝德文化傳播方式和影響力方面，不僅要重視建設孝德公園、孝德文化公共場所、功德碑、宣傳欄、開發文創產品等傳統方式，也要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使用短視頻、WBE3.0、虛擬現實技術、增強現實技術、元宇宙技術等新媒體技術手段，創新孝德感人故事的傳播方式，進一步提升中國孝德價值觀的傳播影響力。例如，上虞的中華孝德園注重舉辦各類體驗式文化活動，并加入各種新媒體技術，彰顯了孝德文化特色。園區內設置孝德長廊，融入全息投影等技術，加入可供用戶感受的虛擬體驗設備，播放孝德內容五維影片等，進一步增強了孝德文化的感染力和傳播效果。同時，中華孝德園借力全民閱讀工程，運用數字閱讀技術，為游客提供旅游數字閱讀服務設計等，進一步創新孝德文化傳播的形式和內涵。

　　綜上所述，在新媒體快速發展的時代，孝德文化傳播是一項重要的系統工程，對于形成價值認同、提升公民道德水平與提高文化軟實力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深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在新媒體環境下做好孝德文化的傳承，也要注重孝德文化的創新發展，善于發揮新媒體技術優勢，加強孝德文化的網絡傳播，還要落實文化強國戰略，探索構建孝德文化發展與傳媒產業實踐相結合的體制機制，更好地傳承中華孝德文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白樹亮，男，河北大學—中央蘭開夏傳媒與創意學院副院長，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1]《創新傳承發掘孝文化當代價值促進社會和諧與國家軟實力建設——孝文化與國家軟實力座談會發言摘登》，《中國文化報》，2014年6月17日。

　　[2]胡娟：《論虞舜孝文化的生成及其地域接受與傳播——以元結湖湘經歷為依據》，《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2期。

　　[3]周厚強：《殷商孝文化研究》，《湖北工程學院學報》，2019年第39期。

　　[4]鄧田田：《論周公之孝道倫理思想》，《倫理學研究》，2010年第1期。

　　[5]林國敬：《敬德”“保民”關系新論——基于周初思想史的考察》，《溫州大學學報》，2022年第4期35卷。

　　[6]艾斐：《核心價值觀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思想保證》，《人民日報》，2016年5月10日。

　　[7]顧笑然：《區域發展和產業升級背景下職工孝親養老道德重構的工會引導》，《山東工會論壇》，2018年第5期。

　　[8]《中華人民共和國202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www.gov.cn/xinwen/2022-02/28/content_56760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