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媽媽”

延安大生產運動中，任弼時（左）與王震在南泥灣。

1941年3月的延安，風里已有融融暖意，棗園附近的廣場上傳來陣陣加油及喝彩聲。仔細聆聽，其間還夾雜著連綿有序的“嗡嗡”聲，那是紡車的聲響——上百名“選手”正坐在手搖紡車前，參加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紡紗比賽。

37歲的任弼時也在其中。卷棉花、打弦、搖車、抽線……因為近視，他比其他人更湊近紡車，一邊凝神觀察著棉線的情況，一邊把紡車轉得飛快。他研究紡紗已有些時日了，還為此“拜師”曾在紗廠工作的妻子陳琮英。白色的光影在他手中和紡車間翻飛，一團團蓬松的棉花眼見著被抽取、拉長，化作一圈圈勻稱堅實的細線繞上紡錘。

當天下午，比賽結果公布，任弼時奪得第一名。他紡出的細線被送到陜甘寧邊區工農業展覽會上，毛主席看到后贊不絕口，一時傳為佳話。

因日偽和國民黨的封鎖、控制，此時的陜甘寧邊區正面臨嚴峻的物質困難。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事務繁忙，但為了帶動邊區生產，他仍然身體力行地紡紗、種菜。

那年春天，還下了一場春雪。任弼時遠眺一片晶瑩中的寶塔山，高興地說：“糧食生產一半靠天一半靠人，現在雪下了，其他就要靠我們人的努力了！”

如今，任弼時用過的紡車陳列在棗園革命舊址。它見證了年輕的任弼時在艱難歲月中的浪漫主義與樂觀主義，也見證了他在復雜問題前的實事求是與堅韌求索。從改編軍隊到發展生產，從起草決議到籌備七大，他總能從容不迫地抽出那條關鍵的線頭來。

“我軍的心臟和靈魂”

1937年7月7日，日軍制造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不到一個月，北平、天津、塘沽相繼失陷。國難當頭，在8月的洛川會議上，中共中央軍委宣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15日，八路軍總部在陜西芝川鎮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圖片左起依次為左權、任弼時、朱德（站立者）、鄧小平。任弼時戴著兩頂帽子。

洛川會議結束后，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趕回云陽鎮，準備東進殺敵。9月15日，大部隊到達陜西入晉的重要渡口芝川鎮。天塹黃河自北而南流經這里，河面寬約5里，平時水勢平穩，但連日暴雨導致山洪宣泄、泥沙俱下，河水陡然湍急。

濁浪洶涌、日寇兇狠，隊伍難免嚴肅緊張，但任弼時表現出充滿信心的從容狀態，與同船的朱德等人談笑風生。他的帽子有些特殊：佩著青天白日帽徽的八路軍軍帽下，依稀還可以看到一頂帽子，那是他心愛的紅軍八角帽。

紅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后，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服裝基本與國民黨軍隊相同。許多戰士對于穿國民黨軍服想不通，尤其不能容忍將軍帽上的紅五星換成青天白日十二角星。據時任八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黃克誠回憶，“發牢騷、講怪話、鬧情緒的到處都有”。任弼時做了不少動員和疏解工作，也因此在渡河時留下了戴著兩頂帽子的特殊照片。

此前從洛川返回途中，任弼時與朱德等一行人在軒轅黃帝陵稍事停留，看到了國共兩黨代表帶來的毛主席手書祭文。現在，面對滾滾黃河，祭文在任弼時胸中激蕩：“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這是我們開赴前線的《出師表》哩！”他說。

9月23日，八路軍到達戰場，立即在任弼時與朱德、彭德懷的部署下投入平型關戰役。這是八路軍挺進抗日前線的第一仗，115師殲滅日軍精銳1000余人，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舉國振奮。致敬和慰問的函件如雪片般飛到任弼時所在的八路軍總部。

但任弼時從容的外表下，也有潛藏的憂思。為了顧全大局，八路軍采用了與國民黨軍一致的單一首長制和官階制，原有的政委制被取消。“部隊的光榮傳統能不能保持？戰斗力會不會下降？”平型關大捷后，向來重視調查研究的任弼時派黃克誠到部隊中調查。

黃克誠發現，正如任弼時所擔心的，軍閥主義的習氣開始在軍中滋長，政治工作顯著削弱。某些干部把黨的軍隊看成自己的勢力，用“不正確的辦法”拉攏下屬，試圖“自己培植一個系統”。任弼時向朱德、彭德懷作了匯報，三人一起研究后報告中共中央。很快，中央決策恢復了八路軍的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

“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大體分為三部分：面向部隊內部，發揚紅軍時代的優良政治工作傳統，建設模范軍隊；面向群眾，建立與地方人民之間的親密合作關系；面向敵人，散發傳單，優待和教育俘虜，分化瓦解敵軍力量。”任弼時紀念館副研究員唐晴雨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平型關戰役后，幾個消息引起了任弼時的注意：八路軍的一名電話員在路邊發現了日軍傷員，便喊著“繳槍不殺，優待俘虜”向其靠近，豈料被對方一刀刺傷。還有戰士在背回日軍傷員時，耳朵被咬傷。

任弼時認為，這一方面是由于語言不通，另一方面則是日軍士兵被“武士道”思想荼毒太深，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他部署各部隊組織宣傳隊，學會用日語呼口號、喊話。各師團吸收懂日語的干部戰士和留日歸國的愛國青年，培養他們展開對敵工作。他還叮囑各政治機關注意收集、研究敵軍在戰場上遺留的文件、日記等，總結經驗。

緊張的工作間隙，任弼時會和戰士們一起閑談、娛樂。戰士們喜歡打籃球，任弼時也參加了總部機關人員組織的籃球隊。每到一處駐地休息時，大家隨便尋處平地，找塊木板釘上鐵圈便一切就緒。

最富戲劇性的是任弼時與朱德同時上場。為了打消戰士的拘束，兩人通常各踞一方，并叮囑隊員：球場上沒有總指揮和政委，打球如打仗！任弼時年輕靈活，朱德則身高體壯，各占優勢。兩人搶球時毫不相讓，總能引發陣陣歡笑。

1937年12月，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迎來了一位特殊的朋友——美國軍官卡爾遜。“我們不能隆重地招待你，但歡迎你分享我們所有的東西。”任弼時與卡爾遜交談多次，介紹了八路軍的政治工作情況。

“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是我軍的心臟和靈魂。”“我們的武器處于劣勢，但我們可以用政治教育來彌補不足。”“軍隊好比是魚，人民好比是魚游泳中的水。”卡爾遜記錄下這些，深感其中“包含著真理、理想和智慧”。

一次，卡爾遜跟隨一支八路軍小分隊截擊日軍。戰士們背負裝備約14公斤，夜行90多公里，整整32小時后到達目的地。大家普遍有疲憊之色，但無人掉隊。卡爾遜拉住一名戰士詢問，對方回答：“如果一個人只有兩條腿，他會掉隊。但我除了兩條腿，還有頭腦，我理解抗日戰爭的偉大，我知道這次行動對于整個戰斗意味著什么。”眼見為實后，卡爾遜對任弼時的話更加信服。

1938年2月，任弼時（左）與毛澤東（中）、周恩來在延安窯洞前。

為了更好地作戰和進行政治宣傳，任弼時指導八路軍總部創辦了《前線》周刊，他經常在上面發表文章。1938年1月和2月，他先后在《新華日報》《前線》等報刊發表了《山西抗戰的回憶》《怎樣渡過抗戰的困難時期》等文，對持久抗戰進行了具體論證。

“這是一種可能的轉變過程，然而是一種最艱苦奮斗的過程。這過程中的磨折，必然也會很多……然而我們應當努力爭取勝利發展前途的實現，這是每個不愿做亡國奴隸的有血性的兒女應有的責任。”在國民黨軍隊紛紛潰退、失敗主義的烏云籠罩中國之際，任弼時從前線發出了堅持抗戰的最強音。

創建中央辦公廳

1938年3月，任弼時離開前線前往莫斯科，至1940年3月26日才返回延安。那一天下午，數千人集合到楊家嶺的操場上，隆重歡迎任弼時一行。會場四周燃起了篝火，延安沐浴在一派暖意中。

但國內的政治氣候是嚴峻的，中共中央剛剛團結全國人民擊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任弼時回到延安后，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分管中共中央組織部、青委等部門。

這時，中共中央搬到延安已有3年多，各個單位卻沒有得到很好的整合，沒有統一的辦事機構和制度。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西北局、中央黨校……中央負責人一人管一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許多事情無章可循。

“這3年來，黨內一方面存在王明錯誤路線的干擾，一方面也是缺乏經驗，沒有把中央機關的工作系統化、規范化。”湖南黨史陳列館副館長馬寧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任弼時認為，要提高工作效率，沒有一套規章制度是不行的。于是他和毛主席商量，很快建立起中共中央辦公廳。”

任弼時自己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副主任則安排了行政管理能力突出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來擔任。中央辦公廳下設秘書、行政、警衛三個處，建立了一整套工作和行政制度，繼而又明確了收發、會客、財會、文件管理、檔案保管、干部供給等一系列規章制度。在任弼時的推動下，分散各處的中央直屬機關集中到楊家嶺辦公，各部委的工作很快實現正規化。

“中央的保密工作也是任弼時回延安后規范起來的。”馬寧說，任弼時從共產國際帶回了兩套電訊密碼、一個電臺呼號和一批通訊器材，在延安建立了專門電臺供毛主席使用。這個機構對外稱農村工作部，凡是從共產國際發來的絕密電報和“萬萬火急”電報，均由任弼時親自翻譯。毛主席的回電翻譯成俄文后，也都經過任弼時校核定稿拍發。

后來，任弼時成為中共七大選舉出的“五大書記”之一。黨對他們的評價，一般都有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以及黨和軍隊的卓越領導人這樣一些基本定位。唯獨對任弼時，有一個“組織家”的稱謂。

在馬寧看來，任弼時之所以能成為黨內的組織家，既是因為他深受毛主席等人信任，也是因為他曾在莫斯科受過相關訓練，并且在實踐中體現出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此外，他為人處世非常溫和，能團結很多同志。“組織工作千頭萬緒，任弼時是抱著對黨和中國革命的堅定信念，以一種舍我其誰的使命感在負重前行。可以說，他是中央辦公廳領導人的不二人選。”馬寧說。

關于任弼時的嚴謹和溫和，作家丁玲回憶過一件事。1937年年底前后，丁玲帶著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前方工作，常向任弼時匯報。一次，她在演出費里報了點浮賬，有炭火費、釘子費等。任弼時看到賬目后便問：“你們不是有烤火費嗎？為什么還領炭火費呢？”丁玲答：“當然有，那是在老百姓家里辦公用的，這炭火費是在露天舞臺、后臺用的，后臺冷，演員化裝需要烤火。”

任弼時說：“你們演出，住室的炭火不就省下了嘛！”又問：“釘子干什么用？”丁玲說用來掛幕布，任弼時道：“釘子用過后不是可以拔下來帶走嘛！”

丁玲與任弼時相識于1936年。他們倆是同齡人，那年都是32歲。她對任弼時的第一印象是“蠻嚴肅”“很有威風”，接觸后則深感“很愿意經常見著他，因為他總使你高興、放心”。兩人交談，大多數時候是丁玲在講話——任弼時喜歡提問，而且根據丁玲講的，“叮叮當當”地一問再問。

任弼時有兩匹馬。來自城市的丁玲從沒騎過馬，是任弼時教會她的。丁玲要陪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去延安，任弼時堅持送一匹馬給丁玲，她沒要。到了延安后丁玲才知道，下鄉不便開車，馬是主力的出行工具，“弼時實在是為我著想”，“細致得很，對人非常負責”。

丁玲一直稱呼任弼時為“弼時”，也沒加“政委”或“同志”。后來她發覺這樣不好，任弼時安撫她說不要緊：“叫我名字有什么關系？”在延安，大家都知道丁玲“怪得很”，輕易不到楊家嶺來，即便來了，也只到任弼時家去。

史學家葉蠖生曾回憶，1941年至1942年，他在延安做研究員，和任弼時多有工作接觸。一次，他和任弼時談起邊區機關和部隊中存在的缺點，任弼時一言不發地傾聽著。

葉蠖生以為一定是自己提出的材料很深刻、很新鮮，引起了任弼時的注意。但他談完之后，任弼時一條條分析：哪些缺點已經克服了，哪些缺點在不得已情況下無法立即克服，只能等待時機成熟，才能完全糾正。

“這時候，我才發現他知道的比我更多。他如此傾聽，并不是因為我所談的材料真的新鮮和深刻，而是為著不打擊下面同志提意見的熱情。他滿可說一聲‘我早知道了’，來打斷我的談話。他不這樣做。”葉蠖生感慨。

據唐晴雨研究，任弼時身邊的許多同志有著與丁玲、葉蠖生相似的感受。這也是為什么任弼時有“黨內媽媽”之稱：“他有一種能力，可以使慌張的人變得鎮定，落后的人變得前進，軟弱的人變得堅強，糊涂的人變得清醒。”

“兩個環子”

毛主席曾經說，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是革命在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方面起決定作用的“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馬寧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作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任弼時在抓住“兩個環子”上都起到了關鍵作用。

從1942年春開始，整風運動在全黨范圍展開。毛主席指出：“我們要研究哪些是過去的成功和勝利，哪些是失敗，前車之覆，后車之鑒。”“整風是一個偉大的黨的思想斗爭，實行此種斗爭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

任弼時也開展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由于認識上的失誤，執行過某些“左”的錯誤政策。他還坦率地談及對毛主席的認識過程：“皖南事變后毛（主席）對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風中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和信賴。”

任弼時所堅持的實事求是和團結進步原則，在整風運動中得到突出體現。他強調，既要“看出錯誤并研究犯這些錯誤的原因”，同時“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績”。一定要本著“對己要嚴，對人要寬”的正確態度，真正做到“團結互助”。

1943年，面對復雜的政治社會環境，延安開始審查干部的運動。由于對敵情估計得過于嚴重，負責審干工作的康生提出開展“搶救失足者”運動，僅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務嫌疑分子”1400多人。審干運動出現嚴重的擴大化錯誤，許多從城市來的干部惶惶不可終日。

“我們的革命隊伍，哪能反革命越來越多呢？我不信。應該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情況反映到任弼時這里，他立即到多處詢問被審查、關押者，發現不少同志被審查、關押的理由十分荒謬。

任弼時向毛主席報告，提出要立即制止錯誤做法。毛主席接受了他的意見。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作出《關于審查干部的決定》，指出要堅持“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禁止主觀主義的逼供信方法”，將審干運動拉回正軌。

時任任弼時秘書的師哲晚年回憶道：“在那個時期，人們注意到康生只怕兩人：一個是任弼時，另一個是毛澤東……現在想來，恐怕更重要的原因是任弼時一身正氣，康生不敢觸犯，更不敢得罪。”

在大生產運動中，任弼時協助毛主席制定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他明確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著建設。“共產黨人如果只曉得用戰爭和暴力來推翻舊的制度和統治，而不善于建設新的豐衣足食的幸福快樂的社會，那我們是不會勝利的，就是勝利了也不能鞏固。”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長達88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任弼時指出，今天邊區的中心任務，“是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

當時，任弼時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楊家嶺開墾了一小片菜園，工作之余就去精心打理。據警衛員回憶，任弼時等人還會比賽誰種的菜質量好、產量高、品種多。

也是在這一時期，任弼時托時任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從南泥灣帶回一架紡車，開始學著紡紗。他眼睛不好，手又生，剛開始紡紗時總是粗細不均。后來能紡出“頭等線”，全靠他堅持琢磨和實踐——無論做什么事，他一貫如此。

“任弼時負責主持邊區的經濟工作，時任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則是黨內的經濟專家。兩人配合默契，發展生產、整頓金融，避免了邊區的‘破產之禍’。為了節約用度，任弼時甚至測算過4個干部一盞燈每年的用油量、6個干部每月一瓶墨水的年開支。到1943年底，邊區經濟面貌為之一新。”馬寧說。

籌備七大

“今天，我們是在自己修的房子里開會的。”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開幕式上，朱德致辭的第一句話意味深長。

任弼時深深望了朱德一眼，嘴角浮起笑意。

七大是黨的歷史上準備時間最長的一次會議。從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算起，準備時間達14年之久。從1940年5月正式籌備算起，也有5年之久。

這5年，一直是任弼時在總攬籌備全局。

從黨的一大到六大，大會場所都是租借來的。考慮到七大的特殊性，任弼時認為，還是要修建專門的會場。他和李富春實地勘察，先后去了安塞縣的真武洞、延安棗園的后溝，但前者交通不便，后者地方窄小、用水困難，都不適宜。最后會址選定在楊家嶺：這里已建起多處窯洞，基本可以滿足代表們的住宿，只需新建一座禮堂。

另一件要務是審查代表資格。

10余年間，國共兩黨的關系由破裂到再度合作，斗爭殘酷而復雜。各地選出的代表，有的來自抗日根據地，有的來自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審查代表資格時既要弄清他們的社會關系，又要考察他們在政治路線斗爭中的表現，還要查明白他們在戰場上、監獄中的政治氣節。

從1940年5月底到1941年4月，任弼時每隔一兩周就要主持一次審查工作會議。

抱著對黨和當事人負責的態度，任弼時和資格審查委員會認真分析每一份材料，遇到政治上不清楚的問題，總是千方百計地查找旁證，或者親自和本人談話。師哲回憶，即使當事人的說法和任弼時已掌握的情況不一致，他也總是讓人把話說完，然后平心靜氣地指出其中的矛盾之處。“弼時同志教誨說：無論對干部或群眾都不能使用高壓手段，不能威懾，不能使人害怕；因懼怕而畏怯，而疏遠，以至不敢講真話，那你就無法弄清實情和澄清問題了。”

在七大召開前，任弼時還花費半年多的時間，組織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草案初稿。他的稿件強調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指出了檢討黨的歷史路線的意義。

為了趕時間，任弼時帶著中央辦公廳的同志連夜復寫。他看到麻油燈太暗，便讓妻子陳琮英設法找來了當時延安很少有的蠟燭。

最終，決議經過多位領導人的數次改動，并由毛主席親自改定，在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為七大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開幕。

1945年4月23日，七大開幕。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內，主席臺上方掛著“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的橫幅，同會場后墻上“同心同德”的題詞交相輝映。

在開幕典禮的講話中，任弼時動情地指出：“在24年的奮斗過程中，我們黨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中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

馬寧說，在這次講話中，任弼時還講了黨的建設、經濟建設、人才培養和青年工作。“發言稿是他自己手寫的，非常了不起。”

七大原本計劃在15天內開完，除主要報告外只安排了9位代表發言，但大家十分踴躍，最后有20余人在大會上講話，會期達50天之久。這給組織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難度。但在任弼時的精心統籌下，七大成為一次成功的大會。

不久后，在6月的七屆一中全會上，任弼時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一起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史稱“五大書記”。他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此時，他已進入不惑之年。

按照今天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對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的年齡劃分，40歲恰是青年時期的終點，此后便是更加成熟穩健的中年。但在革命動蕩的年代，內戰與外侮、主義與問題、信仰與道路等一系列攸關人生甚至歷史的重大命題，密集地涌向了任弼時那一代青年，使得他們青春年華的經歷格外豐富，積淀格外深厚。他們以超出常人的年輕登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們的奮斗也讓歷經屈辱的“老大帝國”成為“紅日初升，其道大光”的新中國。

1949年開國大典，任弼時因病重未能參加。為彌補遺憾，在收聽實況廣播后，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彈起悠揚的鋼琴曲，獻給初生的新中國。“任弼時的激情和浪漫由此可見一斑。但大多數時候，他收起這些激情，溫和沉靜、鞠躬盡瘁地承擔起‘駱駝’的責任，這完全是出于對黨和人民的深沉的愛。”馬寧說。（本文圖片皆為任遠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