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言如子彈的政委

鄧小平進行戰斗動員。

從百色開始，到瑞金、遵義，再到長征，鄧小平的軍事歷練日益豐富。抗日戰爭爆發后，他于1938年1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以下簡稱政委），和師長劉伯承深入華北敵后。

1940年元旦，一二九師直屬隊全體人員在大操場集合，舉行新年團拜活動。在歡樂的氛圍中，戰士們看到，鄧小平似乎也頗為放松，一邊吃飯，一邊與劉伯承說笑。會餐結束，劉鄧首長先后發表講話，鄧小平恢復了往日的嚴肅。他目光炯炯地往人群掃視了一圈，講起一二九師新一年的工作綱領。末了，他沉默片刻，將音量略微提高，仿佛要提醒大家注意接下來的話：“1940年將是斗爭最殘酷的一年。今天是新年，應萬象更新，革除舊弊。”

如鄧小平所言，抗日戰爭雖已進入相持階段，八路軍面臨的境況卻愈發險惡：一邊是日本侵略者進行滅絕人性的“掃蕩”“清繳”，試圖把八路軍困死在“囚籠”中；一邊是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持續不斷地摩擦滋事。

軍情如火，鄧小平和戰友們的足跡忽而在崇山峻嶺間疾馳，忽而又大跨度地踏進平原。1940年6月，一二九師司令部進駐太行山東麓的涉縣（今隸屬河北邯鄲）常樂村，半年后又遷往涉縣赤岸村。此后近6年間，這個峰巒疊嶂間的縣城，成為一二九師司令部所在地，并發展為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心臟和首府。

在密集的炮火中，鄧小平以鐵的意志與高超的智慧，維護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帶領一二九師和太行山人民展開頑強戰斗。數十年后，女兒鄧榕問父親：“你那時一個人在前方，也夠不容易的吧？”鄧小平答道：“我沒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烽火太行，“敵進我進”

涉縣的一二九師司令部舊址，幾乎仍保持著84年前的原貌。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北屋是劉伯承宿辦室，東廂房是鄧小平宿辦室。兩人房內的陳設十分簡單，外間放著桌椅，內間則是臥室。不過，北屋要比東廂房高出近1米，面積更寬闊，采光也更好。

八路軍一二九師司令部舊址內的鄧小平宿辦室。（本刊記者 馮群星／攝）

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副館長申利芳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這兩間房的背后還有故事。鄧小平與劉伯承并肩指揮部隊長達13年，他對年長自己12歲又是四川老鄉的劉伯承十分敬重。一二九師司令部剛遷到赤岸村時，兩人都想把北屋讓給對方住，但鄧小平說，劉師長眼睛不好，應該住采光好的房間，方便看東西。就這樣，他住進了東廂房。

擔任一二九師政委時，鄧小平不到34歲，卻已是位老練的政治工作領導者了。

時任一二九師司令部機要科科長楊國宇回憶，鄧小平作報告，“一個本子都不要，一下子講到底”。平日里，鄧小平的話不多，一旦發言必然經過深思熟慮，“像子彈打出去那么準確”。

1940年，為了扭轉華北根據地不斷被割裂的危險局面，彭德懷等考慮，向華北敵占交通線和據點發動一次大規模破襲戰，即后來的百團大戰。根據預備命令，直接參加正（正定，今石家莊）太（太原）鐵路作戰的總兵力不應少于22個團，其中一二九師8個團，負責破襲正太鐵路西段。

身為政委，鄧小平既要加強部隊的政治教育，也要跟劉伯承一起進行軍事指揮。正太鐵路全長200多公里，日軍據點遍布沿線大小城鎮、車站、橋梁、隧道附近，以及鐵路兩側10至15公里左右的重點地段。每個據點有數十至數百人的兵力值守。日軍還經常以裝甲火車巡邏，號稱這是一條“鋼鐵封鎖線”。破襲任務的艱巨，可想而知。

戰役開始前，鄧小平對部隊反復闡明進行交通破襲戰的重大意義，并針對不同任務進行動員，使每個指戰員都能了解自身任務的地位和作用，激發其戰斗熱情。他在干部會議上簡明扼要地指出，“對正太路破壞得越徹底，我們越主動”，“這一仗必須打好！”

8月20日至31日，一二九師參戰部隊先后攻克狼峪、張凈等車站、據點。正太鐵路西段除壽陽等少數據點外，均為一二九師控制。同時，由步兵、工兵和群眾組成的多支破路隊，在沿線炸橋梁、拆鐵軌、燒枕木、平路基，迅速擴大戰果。百團大戰第一階段任務勝利完成。

1940年3月，磁武涉林反頑戰役勝利后，129師與晉察冀軍區、冀中軍區領導人在涉縣的合影。
左起：李達、聶榮臻、鄧小平、劉伯承、呂正操、蔡樹藩。

遭到沉重打擊的日軍惱羞成怒，調集數萬兵力展開大規模的報復性“掃蕩”，企圖尋找八路軍首腦機關和一二九師主力作戰。在抗日根據地，日軍見人即殺，見屋即燒，見牲畜和糧食即搶或焚毀，水井用后一律封埋或投毒，就連老百姓的鍋碗瓢盆和農具也給砸毀，企圖將根據地完全變成焦土。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主力部隊輾轉于太行山深處的峰巒溝谷之間，與日軍周旋。10月30日清晨，陳賡率一二九師第386旅以及決死縱隊對關家垴日軍實施總攻擊。在距離關家垴不遠的指揮所內，劉伯承和鄧小平守在電話機旁，密切關注前線戰況。

關家垴是典型的黃土高原梯田地貌，面向深溝、背靠山頂臺地。日軍在這里構筑了堅實的防御陣地，易守難攻。戰斗到中午時，陳賡來電報告說，傷亡太大，有的連隊只剩下十余人，已經有些頂不住了。

劉伯承大聲道：“（陳賡）同志！無產階級的隊伍，難道我不心疼嗎！”鄧小平接過電話，嚴肅地說：“同志！全局！全局！要從全局出發！要不惜一切代價拿下來！打大仗不可能無傷亡，問題是要把火力組織好，一鼓作氣，減少傷亡。”

鄧小平簡短有力的指示，堅定了陳賡和戰士們的信念。“這一仗之后，在我們內部傳出一種說法，說陳賡對誰都不怕，就怕鄧小平。當然，這個‘怕’也并不是單純的害怕，而是在無可爭辯的權威和紀律面前折服。實際上，在這種無可爭辯的權威和紀律面前折服的又何止陳賡！”楊國宇回憶。

百團大戰后，日軍對八路軍在華北的迅猛發展震驚不已，于是抓緊調遣兵力。華北地區的日軍達到30萬人，偽軍10萬人，號稱“將一切諸項施策集中于對中共勢力的剿滅”。

1941年初，日軍的“掃蕩”更為兇猛，每次都要在“掃蕩”地區待上一周甚至數月，且猖狂使用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申利芳介紹，一次，日軍在司令部土炕、桌椅、門窗等處噴灑毒氣，若不是部隊返回后采取消毒措施，劉伯承也險些中毒。此后，司令部的土炕被拆除，劉鄧用木板搭成簡易床鋪睡覺。

鄧小平敏銳地察覺，1941年之后，敵人的進攻方式“更加巧妙而毒辣了”。一些干部、群眾因此產生消極麻木傾向和失敗情緒，“恐日病也在發展”，部分武裝部隊不敢接敵，不斷向后退縮。

“革命者的責任，不是掩飾局勢的嚴重性來麻痹自己，而是以足夠的警惕性去認識這種嚴重性，尋求形成嚴重性的根源，并提出克服嚴重局面的辦法。”在加強軍民思想教育的同時，鄧小平指出，最根本的辦法還是“以武裝斗爭為核心展開全面的對敵斗爭”。

為此，他與劉伯承創造性地提出“敵進我進”方針：在日軍瘋狂進攻之際，抽調小部隊乃至部分主力跳出包圍圈，分頭向敵人的補給線、鐵路干線、空虛的城鎮據點實施破襲，迫使敵人抽調重兵保護其軍事要地，以減輕“掃蕩”給根據地造成的巨大壓力和破壞。

這年春夏，在“敵進我進”方針的指導下，太行山地區組織了不少游擊集團，參戰人數達3.3萬多人，作戰500多次，斃、傷、俘敵707人，繳獲槍、炮（彈藥）3000多支（發），破壞公路50多公里。日軍的“掃蕩”兵力大為減弱，為根據地軍民最后取得反“掃蕩”斗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發展經濟，“獎勤罰懶”

“1940年將是斗爭最殘酷的一年”，這種殘酷不僅是軍事上的，更是經濟甚至生存上的。從1941年到1943年，晉冀魯豫邊區的處境一年比一年艱難。

就拿最熱鬧的新年團拜來說，據楊國宇回憶，1941年，司令部的會餐還殺了豬，餐桌上有“四方塊的肥肉，四川式的蔬菜”，“管夠”；到1942年，“羊肉煮稀飯，紅蘿卜加地瓜，算可以”。

其原因，一方面是日軍殘酷“掃蕩”“蠶食”和封鎖，另一方面是水、旱、蟲、雹等自然災害接連發生。

晉冀魯豫邊區軍民收割莊稼。

1942年，秋糧大幅減產，有的地方顆粒無收。35萬災民亟待救濟，還有從冀西、豫北和黃河以南國民黨統治區逃過來的7萬多難民需要安置。全區軍民衣食短缺，機關和部隊給養近乎枯竭，戰士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經常是餓著肚子同日偽軍作戰。

當時流行一種被稱為“磚頭”的菜窩窩，是用紅高粱、黑豆面和野菜、樹葉摻在一起做成的，又黑又硬。鄧小平每天堅持按定量供應吃飯，經常跟大家一起“啃磚頭”。有幾次，警衛戰士想為他做點面條湯增加營養，被他堅決拒絕。

鄧小平深知，發展生產，戰勝災荒，使根據地的經濟狀況盡快好轉，是堅持華北敵后抗戰的關鍵。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全林介紹，當時身兼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書記的鄧小平在根據地落實了一系列經濟建設舉措，包括開展大生產運動，貫徹減租減息、交租交息政策，保護民族工商業，等等。

各級指戰員和機關干部紛紛組織開荒隊投入生產。鄧小平也身先士卒，同劉伯承帶領司令部的人員、家屬，在赤岸村外的山坡或河灘上開荒種地，辟為“責任田”。

時任師部機關黨支部書記的張貽祥后來回憶，這一年司令部的收成蠻不錯，有的大蘿卜竟達6斤重。“我們拿給鄧政委看，他很高興，說：‘這叫大蘿卜王啦！’接著問還有沒有，我說很多，他連聲說好！”

全林注意到，此時的鄧小平已經十分重視科學技術與生產實際的結合。

早在1940年，一二九師就增設生產部，由曾經留學美國、專修畜牧的農業專家張克威擔任部長。大生產運動中，張克威派人從山西購回美國“金皇后”玉米種子及西紅柿種子。群眾起初不愿接受這些陌生的種子，一二九師便率先進行種植試驗，等收獲后再分發給群眾品嘗，逐步將“金皇后”玉米及西紅柿推廣開來。

鄧小平在1944年的一次會議上說：“科學的力量是很大的……即以改良種子一項來說，金皇后玉米明年可以普及，加上谷子、麥子好種的傳播，預期兩三年后，太行山每年可多打100萬石以上的糧食，今后主要是深耕細作，更需要使經驗和科學結合起來。”

還能用什么方式激發軍民生產積極性？鄧小平一直在思考。他創造性地提出，可以制定“獎勤罰懶”制度：個人生產模范、勞動英雄，給予100元到200元的獎金。申利芳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當時晉冀魯豫邊區極端困難，上到首長，下到戰士，每人每月只有1.5元至3元的津貼。如此高額的獎金，堪稱重獎！由此可以看出鄧小平對促進經濟建設的創新思維和決心。”

“獎勤罰懶”招來了黨內一些有“左”傾思想的同志的抨擊。他們認為生產好的單位和個人是搞“資本主義”，給其扣上“經濟主義”“本位主義”“金錢觀念”“富農思想”的帽子。

對此，1943年9月，在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一二九師師部聯合召開的生產動員會議上，鄧小平作了《努力生產，渡過困難，迎接勝利》的報告，闡述“獎勤罰懶”的意義。他說：“有些同志說，這（指獎金）是否過高了？我說不高。這是由于其勞動所獲得的，又不是貪污所得，是應該的。對于懶惰不積極的，要給予處分。懶惰、生產不好的單位必須自己吃苦。否則，賞罰不明，就不能將一項工作做好。”

1944年4月，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八路軍前方總部參謀長滕代遠、副參謀長楊立三制定并頒布了《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方案》（又稱“滕楊方案”）。

方案規定：提倡勞動，獎勵勞動，只要是勞動所得，自己就有權享受，你生產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節約，獎勵節約，只要節約合理，你節約得越多，所得也越多；提倡私人積蓄，只要是勞動所得的代價，積蓄得越多就越好。除此之外，方案還規定了參加集體生產和節約所得“二八分紅”；個人利用業余時間從事手工業生產的，30%上繳伙食單位，70%為個人所得；個人采集野菜、飼養雞、兔、蠶、蜂所得，“全歸自得”。

“此方案的頒布，大大刺激了太行山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它的內涵與鄧小平在30多年后的改革開放時期提出的‘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的分配原則一脈相承。”申利芳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根據地建設，“人民是一切的母親”

在抗戰中，鄧小平一貫重視堅定民心、發揚民力。出任一二九師政委后，他提出八路軍要“處處顧及群眾”“不做民眾所不滿的事，逐漸領導民眾進步，消除民眾對八路軍的恐怖”。

上任之初，他就拍板處決一名強奸婦女的戰士。這名戰士資格很老，有過不少戰功，有群眾覺得判得重了，到師部為他求情。鄧小平斬釘截鐵地表示，我黨我軍是在敵人后方堅持抗日，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根本無法生存，更不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是為人民謀福利的，決不允許侵犯群眾利益，這是我黨我軍鐵的紀律！”

在涉縣的八路軍一二九師紀念館內，還保存著有關1942年精兵簡政的文件資料。在當時的困難境地中，軍政物資供應負擔與民力條件的矛盾更加突出，精兵簡政成為根據地建設的一件大事。

太行山本來就很窮，不能給人民增加負擔，誰都懂得，但真執行起來，總是有人講“我的工作重要”。司令部于是以命令的形式，要求全部隊落實。在動員大會上，鄧小平從減輕人民負擔方面強調了精兵簡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此后，他又指導各級成立整編委員會，編印宣傳資料，在黨、政、軍各系統迅速展開自上而下的思想動員工作。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精兵簡政工作成效顯著。一二九師師部和太行軍區減少合并了296個伙食單位，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機關由548人減少到100人，全邊區黨政軍機關脫產人員不到邊區總人口的3%，黨群關系、軍民關系大為改善。1942年9月7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撰寫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贊揚晉冀魯豫根據地的精兵簡政工作領導有方。

一二九師紀念館以北大約6公里處，有一座建于20世紀初期的教堂。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在這里召開了歷時28天的高級干部會議。

晉冀魯豫邊區所屬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4個區的縣委書記以上干部，跨越日軍層層封鎖線趕來參加，史稱“溫村會議”。

會議由鄧小平主持，重點研究如何更快扭轉晉冀魯豫邊區的困難局面，全面開展根據地建設。他特別指出：“人民是一切的母親，是對敵斗爭一切力量的源泉。”“敵我斗爭的勝負，決定于人民。”

鄧小平作的報告和結論共計9萬多字，都是他本人起草的。據時任一二九師作戰科科長張廷發回憶，鄧小平胸有成竹，文筆如行云流水，一氣呵成。“但也確實寫得很艱辛，因為他白天要忙于軍務、政務，多半只能在夜間與油燈相伴，有時整夜地挑燈夜戰。”

溫村會議是在抗日戰爭發生戰略轉變的重要時刻召開的，是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進入恢復與再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在鄧小平的努力下，晉冀魯豫根據地理順了黨政軍群各方面的關系，為鞏固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堅強的組織基礎。

總結會議結論時，鄧小平滿懷信心地說：“我們今天的努力，不僅是為了抗戰的勝利，而且是為了戰后的建國。雙重任務擺在我們面前，任務當然是繁重的。可是，我們必須肩負著這樣繁重的任務而前進。”

兩年后，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終于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一二九師從1937年10月挺進太行時的9160多人，發展為近30萬正規軍、40萬民兵，真正做到了在浴血奮戰中發展壯大。晉冀魯豫根據地則擁有121個縣的區域，總面積12萬平方公里，人口2400多萬，成為最大的抗日根據地之一。

1946年離開涉縣前，鄧小平（右一）與劉伯承（左二）兩家人合影留念。

1946年，在涉縣戰斗、生活了近6年的鄧小平要離開了。在這難得的放松間隙，他與妻子卓琳，以及劉伯承夫婦，各自抱著年幼的兒女，留下了一張神采奕奕、面帶笑容的合影（見上圖）。中國上方的亡國陰云已一掃而空，鄧小平將帶領千軍萬馬，包括1萬余名涉縣子弟，千里躍進大別山，大戰淮海，橫渡長江，席卷大西南，直至新中國成立。而他，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