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28 15:15:11
來源：環球人物新媒體
作者：尹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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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家華：
1957年生于湖北枝江，英國劍橋大學土地經濟系博士畢業。曾任湖北省社科院長江經濟所助理研究員、副所長，現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
2013年，“霧霾”成了年度關鍵詞。僅那年1月，覆蓋全國30個省區市的霧霾就有4次。
當時有報告顯示，在中國500多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要求的空氣質量標準，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有7個在中國。霧霾最嚴重時，人們早晨起來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查看當天的空氣污染指數，以決定戴不戴口罩、乘坐什么交通工具上班。
2014年，“向霧霾宣戰”被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2017年，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2020年，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國向世界鄭重承諾：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碳排放峰值，力爭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這項長達40年的計劃，不僅令全世界關注，也與每一個中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我們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潘家華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10年，碳排放下降了34.4%
早在1997年，潘家華就開始參與國際減緩氣候變化的研究和評估工作。他說，2000年以前，在減少碳排放的問題上，中國提得較多的是碳公平，這也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重大分歧。
在發展中國家看來，發達國家在長達幾百年的工業化過程中，已經排放了大量溫室氣體，因此應當承擔更多的減排責任；發達國家則認為，現階段溫室氣體排放增長更多的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后者在減排問題上應該做得更多。
從1995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一次締約方會議開始，這場關于減緩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持續了整整20年，直到2015年，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才達成《巴黎協定》，主要目標是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力爭在1.5攝氏度以內。
對中國來說，2015年正是環境治理的關鍵期：1月1日，新修訂的、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環境保護法》正式實施；上半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共設1436個環境監測點位，比原定目標提前一年實現了全國全覆蓋；為了治理沙塵、秸稈焚燒、霧霾等問題，遙感衛星、無人機等高科技也被應用到監測工作中……
環境治理的成效是顯著的。截至2021年底，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比2015年下降了34.8%。此外，全國地表水的水質得到大幅改善，土壤污染風險得到有效管控，“洋垃圾”被禁止入境，實現了我國固體廢物零進口的目標。目前，全國自然保護地的面積已經占陸域國土面積的18%，300多種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的野外種群得到了很好的恢復。
減排方面，過去10年全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4.4%，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也從68.5%下降到了56%。
“我們需要的是發展、是能源服務，而不是需要碳。”潘家華說，“比如我們用的電，究竟是風力發的電、太陽能發的電還是煤碳發的電，對消費者來說，產品都是一樣的。但在這個過程中，碳排放量差距巨大。”
減排的最終目的是實現零碳排放，目前業內普遍認為有三條路徑：一是釜底抽薪，讓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氣）徹底退出生產與生活；二是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從而減少對它的需求；三是用一些辦法把碳排放中和掉，比如植樹造林等。
2022年8月，觀眾在中國科技館參觀“擁抱雙碳共贏未來”科普公益展。 從目前看，第一條路徑短期內很難實現，所以很多人寄希望于后兩條路徑，潘家華認為后兩者同樣不容易實現。
“20年前，450克煤才能發一度電，隨著技術的進步，現在270克煤就可以發一度電，但不管怎么提升效能，煤電煤電，沒有煤是不可能發電的，而只要燒煤就一定會產生二氧化碳。技術進步可以減少燒煤過程中的顆粒物污染，但不可能做到零碳排放。”
至于第三條路徑碳中和，目前也只有兩種實現方式。第一種是碳匯，即綠色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轉化為糧食、蔬菜、水果等碳水化合物，同時也減少了溫室氣體濃度，這個過程就是碳匯。
研究表明，林木每生長1立方米蓄積量，可以吸收1.83噸二氧化碳、釋放1.62噸氧氣，所以國際社會很早就將植樹造林、植被恢復等林業活動納入了碳匯項目，中國也在積極推動相關政策。
2005年，中國的森林面積約為1.75億公頃。2012年，國家林業局負責人表示，中國力爭到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截至2021年底，我國森林面積已經達到2.3億公頃，森林覆蓋率達到24%，比2012年增長了28.8%。10年來，中國為全球貢獻了1/4的新增森林面積。
盡管如此，與人類所排放的碳相比，碳匯所吸收的量仍遠遠不夠。潘家華介紹，據專家綜合測算，全國森林每年吸收的二氧化碳在10億噸到15億噸之間，而2021年全國碳排放總量高達117億噸。
碳匯不夠用，有人又提出了實現碳中和的第二種方式——碳捕集、利用與封存，即將二氧化碳從工業生產或大氣中分離出來，進行提純、循環再利用，或進行壓縮、封存。
上世紀80年代，歐洲一些石油公司為了提高開采效率，將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加以捕集、液化后注入含油層地下，以便把石油驅趕出來。于是有人提出將二氧化碳封存在地下或海洋中，或者利用其制作食品，比如碳酸飲料。
在潘家華看來，這些方案即使可行，利用空間也是有限的。大容量的封存地不好找，而且存在地震導致泄漏的風險，至于制作飲料所消耗的碳，更是杯水車薪。
“綜合種種方案來看，實現零碳的最終路徑，還是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使用，轉而大規模發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潘家華說。
現在換了一條新賽道
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主要包括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光伏發電等。在這一領域，中國走在了世界前列。
截至2021年底，我國的光伏發電并網裝機容量達到3億千瓦，是10年前的300倍；全球十大光伏生產企業，中國占了8家；全球十大整機風電設備生產企業，中國占了6家；全球十大動力電池生產企業，中國也占了6家。
2022年7月，貴州畢節的光伏農業大棚，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2022年8月，位于安徽亳州的風力發電廠。 但在10年前、20年前，情況遠非如此。
“20年前，我們雖然有光伏發電，但轉換效率特別低，只能把太陽輻射能的14%—16%轉換為電能，導致生產成本特別高。”潘家華說。
2002年之前，我國的光伏項目都是政府主導的示范項目，沒有標桿電價；2002年—2006年，在國家補貼的支持下，“西藏無電縣建設”“送電到鄉工程”“無電地區電力建設”等計劃相繼實施，仍沒有標桿電價；2007年、2008年，國家先后核準了4個光伏電站項目，電價均為4元/千瓦時。
“那時一度煤電的價格只有0.15元，光伏發電怎么可能有競爭力呢？風電也是如此，在當時成本太高。而且風電、光電都是間歇性的，沒有風和光的時候就沒有電，所以直到2010年，業內還有觀點認為，風電、光電是‘垃圾電’。”潘家華回憶道。
盡管如此，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十分迅速，打入國際市場后，對歐美企業構成了競爭。2011年10月，德國企業向美國商務部提交了一份針對75家中國光伏企業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申請，美國隨后發起“雙反”調查，加征了最高可達249%的關稅，歐盟也如法炮制，征收的反傾銷稅率平均高達47.6%。
這些打壓和制裁措施讓國內光伏企業遭受了一次重擊：沒有足夠的海外訂單，國內市場還沒有打開，又急速萎縮，導致一批工廠破產。2013年之后，國內光伏企業被迫往東南亞轉移。
回過頭看，歐美的圍堵只是中國光伏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暫時困難，一些有技術的企業依靠政府補貼和扶持度過了最難的幾年后，又迅速發展起來。截至2021年底，中國光伏產業組件產量連續15年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產量連續11年居全球首位，新增裝機容量連續9年居全球首位，累計裝機容量連續7年居全球首位。
“在過去10年里，光伏發電的成本降低了90%，供應鏈成本降低了2/3，而煤電的發電成本是在上升的。現在一度煤電的標桿價是0.41元，最便宜的是0.35元，而光伏發電最貴不超過0.3元，大規模發電一般在0.2元，最便宜的只要0.1元，再也沒有人說它是‘垃圾電’了。從這個意義上講，顛覆性技術的創新、突破和發展，使得零碳成為了可能。”潘家華說。
除了光伏，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之路也頗具代表性。同樣是在政府的補貼和扶持之下起步，高速發展不過10年時間，中國的純電動汽車已經占全球產量的60%以上。目前，全球98%的純電動公交車是中國生產的。
在潘家華看來，中國過去是在化石能源的賽道上奔跑，現在換了一條新賽道，就是可再生能源，這為真正實現零碳奠定了基礎。
“我們的風電、光電產業20年前起步、10年前開始提速，現在已經可以說是‘風’‘光’無限了。2010年時，我們哪有海洋風電？但到了2021年，中國海洋風電的裝機容量占全球新裝機容量的80%。所以，風物長宜放眼量。”
“我們應該有話語權”
潘家華認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這10年是成效突出、進展喜人的，但由于還處于切換的過程中，不可能一步到位，必然面臨一些困惑和困境。長期以化石能源為主體的能源結構，不可能一下子擺脫掉，而新的航道也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這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2021年10月，位于北京昌平區的“碳中和”主題公園。 “實現碳中和要步步為營，而不是一步到位。在現階段，提高化石能源的效能、減少碳排放，作為轉型過渡時期的路徑還是必要的。煤電當前還需要，不能一下子全部退出，那就提升它的效能，發同樣的電，少排放一點碳。燃油汽車也是這樣。我們不能急，也不用急，能做到零碳的就零碳，不能做到的就一步一步來。”
雖然中國零碳產業產能巨大，但還處于大而不強、受制于人的狀態，原因就是缺乏原創能力和核心技術。
“我們缺的東西，美國不賣；美國缺的東西，不僅不買我們的，還折騰我們。這是為什么？就是因為我們缺核心技術，導致沒有定價權。”潘家華說。
今年發布的《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現狀報告》，參與機構眾多，包括學界、業界、政府、非政府機構，但來自中國的機構只有可再生能源協會一家。中國在相關領域的國際參與度可見一斑。這份報告中有一份可再生能源生產全球排名，中國占據多項第一，卻沒有與之相應的話語權。中國提出的許多先進理念，報告中也沒有任何涉及。
“我們一定要參與，不參與怎么能夠了解規則？別人怎么接受你的觀點、認同你的道路？我是一個樂觀派，相信中國會提前實現碳中和目標。但我們的理念和做法，也要讓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知道。”潘家華說。（本刊記者 尹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