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鮮明指出，宣傳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斷奪取革命、建設、改革勝利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回顧黨的宣傳史，既萬般艱險又充滿神奇，既歷盡苦難又輝煌迭出，波瀾壯闊的宣傳史成為百年黨史的重要構成部分。學習宣傳史，讓我們在歷史前進規律中找到正確的方向，在守正中創新，推動宣傳工作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一、宣傳機關是最早成立的中共工作機關之一
1921年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臨時中央執委，明確由李達負責宣傳工作，利用《新青年》《共產黨》等文化陣地，開啟黨的宣傳鼓動工作[1]。可以說，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宣傳思想工作就成為了黨最核心的工作之一，對于廣泛宣傳黨的主張，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黨的宣傳機構的設立，大致可劃分為四個階段[2]，經歷了三設兩撤的曲折進程。
（一）初設與成型階段（1921-1949年）
黨在一大、二大上分別明確李達、蔡和森分工負責宣傳工作，1923年10月成立“教育宣傳委員會”，負責“政治上的主義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團體以外的宣傳鼓動”，但直到1924年《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的決議案》，才首次明確提及要設立宣傳部，并對職責、機構和人數等作了劃分[3]。中共四大通過《對于宣傳工作之決議案》強調，“中央應有一強固的宣傳部進行各事”，標志著黨的宣傳事業朝著工作具體化、制度化方向發展，這是黨的宣傳部門第一次設立。
1927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毛澤東在會上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為挽救黨和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從此進入土地革命時期。為加強黨對各方面工作的集中領導，同年1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各級黨部新的組織法》，決定“廢止設部制度，集權于黨委”，撤銷中央宣傳部，改部為科[4]。但在后來的工作運行中，因沒專人負責，導致宣傳鼓動工作一度陷于停滯，這是黨的宣傳部門第一次撤銷。
為適應新的革命形勢發展，加緊推動黨的宣傳鼓動工作，黨的六大決定成立宣傳委員會，并在修改的《黨章》中規定，“各級黨部委員會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各委員會，如組織部、宣傳部”，恢復設置了中央宣傳部，這是黨的宣傳部門第二次設立。六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宣傳工作決議案》明確要求，“建立并加強各級黨的宣傳機關，上級黨委設宣傳部，下級黨委設宣傳科或宣傳干事”[5]，構建從中央到基層的宣傳架構，推動全黨的宣傳發動工作。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宣傳工作，在遵義會議時就提出，“紅軍既是戰斗隊又是宣傳隊”，把宣傳與戰斗提升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巴中作為川陜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和首府，川陜省委和川陜蘇維埃政府針對不同宣傳對象，通過《十送紅軍》等文藝宣傳、“赤化全川”等文字宣傳、“擺龍門陣”等口頭宣傳，開展了大量的具有針對性的宣傳活動，擴充了紅軍隊伍、爭取蘇區群眾支持、瓦解川軍官兵斗志，取得了良好效果[6]。
全面抗戰爆發后，針對黨內存在的“重組織、輕宣傳”傾向，各級宣傳部有的沒有設置或形同虛設，1940年中宣部《關于充實和健全各級宣傳部門的組織及工作的決定》要求，各級宣傳部門要明確工作范圍和任務，密切上下級關系[7]，從而較快建立起了完整宣傳工作系統。1941年張聞天同志系統地總結了建黨以來的宣傳經驗，寫出了《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標志著黨對宣傳工作認識已達成熟[8]。伴隨著國內革命形勢發展，宣傳工作始終服務于黨的工作重心轉變，1945年8月毛澤東親自擔任中央宣傳會議主任，并由張聞天任副主任，陸定一任宣傳部長[9]，為奪取解放戰爭全面勝利鼓舞士氣、增加信心，為新中國的建立爭取民心、營造輿論。
（二）健全與發展階段（1949-1957年）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黨的工作重心和領導方式必須順應這一轉變。為了進一步鞏固新政權，不斷增強黨對人民群眾的思想領導，健全發展黨的宣傳機構成為了迫切需要。
1951年，黨中央印發《關于健全各級宣傳機構和加強黨的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確黨的宣傳部首要責任是領導好全國報紙網、廣播網、學校網等，以及其他各種文化教育工作[10]。建國初在各級黨委宣傳部中，中央局以管理時事宣傳為主，中央分局大多以管理在職干部教育為主要任務，各省及以下宣傳部干部尤為缺乏，地委縣委宣傳部更弱，為改變這種“惡劣狀態”，中央明確要求各級黨委定出計劃，在一兩年內逐步解決，并對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地縣委等各級宣傳部的機構設置、人員編制等，提出了非常明確細致的要求[2]。
到1952年底，從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體制基本建成，形成了各級黨委領導、宣傳部門實施、報告員和宣傳員為神經末梢的運行機制，覆蓋全社會的宣傳教育體系得以建立[11]。
（三）嚴重病變階段（1957-1976年）[2]
以黨的八大召開為標志，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確立起來。1957年后黨的“左”傾錯誤不斷累積和發展，尤其是“文革”的發動，重創了中央工作機構，中宣部首當其沖、影響尤甚，1966年初被誣稱為“閻王殿”，1967年6月中央宣傳部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宣布撤銷，這是黨的宣傳部門第二次撤銷。1968年7月中宣部被軍事管制，各級黨委宣傳部門的命運大體相似，相繼被“砸爛”后或接受“軍管”或被撤銷，1970年成立了中央組織宣傳組，接受中央政治局領導，但被江青集團牢牢掌握，成為其篡黨奪權的重要陣地[2]。
1957年7月，中宣部印發《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提綱》，在全國范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同時，在新聞宣傳領域為反右斗爭擴大化推波助瀾，但最終也成了重災區，受到巨大的沖擊和影響。特別是文革后，在林彪和“四人幫”的陰謀策劃下，中宣部作為“閻王殿”被徹底砸爛，各省、市、自治區和地縣各級宣傳部相繼受到株連影響，各項工作制度和工作程序受到極大破壞，處于名存實亡的境地，經過多年艱辛建立起的全國宣傳工作系統遭遇浩劫[2]。
（四）恢復與完善階段（1976-）
1976年在粉碎“四人幫”后第10天，黨中央成立“中共中央宣傳口”，職責是協助中央統管全國宣傳工作[12]。1977年10月，中央批準了《關于成立中央宣傳部的報告》，明確中宣部主要任務是掌握全國宣傳、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行業務指導，并對宣傳思想工作方面的重大問題及時向中央提出意見建議[13]，這是黨的宣傳部門第三次設立。
1979年1月，黨中央批準了《關于建議為“中宣部閻王殿”徹底平反的請示報告》，指出林彪“四人幫”強加給中宣部的各種罪名純屬誣陷和捏造。隨著撥亂反正，中央宣部及各級黨委宣傳部門開始重建并不斷得到加強，有力保障了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得以順利開展。
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2018中央辦公廳印發了《中共中央宣傳部職能設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明確中宣部是黨中央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職能部門，履行十九項主要工作職責，內設一廳二室十九局。2019年黨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鮮明指出宣傳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黨中央首次以剛性的法規制度為全黨開展宣傳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導和支撐，標志著宣傳工作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二、宣傳工作是黨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
從科學社會主義誕生之日起，“共產主義的宣傳”[14]就作為將千百萬被剝削被壓迫者激發起來，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打擊敵人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和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黨不斷對宣傳思想工作進行戰略性調整和適應性轉變，從宣傳思想工作的理念定位、內容體系、表達方式與體制機制等基本要素的變化來考量，大致可以劃分為以服務“革命”為導向、“價值重塑型”為導向“、以“階級斗爭”為導向、服務“改革開放”為導向的宣傳思想工作四個主要階段、七個重要時期[15]，宣傳和推動了黨的建設史上五次思想大解放[16]，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道路。
（一）服務“革命”導向的宣傳思想工作
1921年-1949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結束苦難深重、極度屈辱艱苦斗爭的28年，推翻了“三座大山”，奪取了全國政權，建立起新中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
黨成立初期，宣傳鼓動工作充分研究不同群眾心理，用暴動精神教育工人、貧民階層，用愛國主義對知識分子階層進行教育宣傳，進而激發廣大群眾的無產階級覺悟和革命精神[17]。土地革命時期紅軍隊伍迅速壯大，宣傳工作的任務對內是“在紅軍中排除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加強共產主義的教育與宣傳”[18]，對外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動員廣大群眾開展斗爭。毛澤東同志曾指出“紅軍的宣傳工作，是紅軍第一個重大的工作，如若忽視了，就是放棄了紅軍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就是幫助統治階級，削弱了紅軍的勢力”[19]。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宣傳任務是，對共同思想進行聯合，對敵對思想進行斗爭，1941年《中央宣傳部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明確了宣傳鼓動工作的兩大主要任務，一是宣傳黨的主張，二是動員人民革命[20]，毛澤東在“七大”閉幕詞中指出，宣傳大會的路線就是要建立革命一定要勝利的信心，必須使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心甘情愿地一起去爭取勝利[21]。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斗爭策略，是通過“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這一時期宣傳工作著力開展馬克思主義“革命宣傳”，發動群眾、團結群眾進行革命斗爭，最終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15]。特別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打破了教條主義對思想的禁錮，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供了正確的思想方法論，這也是黨的建設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16]。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宣傳思想工作，展現出積極的“戰斗”精神，被賦予了鮮明的“革命”特征，由此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工作理念、方針原則、領導體制，宣傳思想工作成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作為黨的政治優勢的重要地位從此確立起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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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奠基執政條件下“價值重塑”的宣傳思想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中心任務轉變為領導新社會秩序的建立與鞏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23]，只有證明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合理性，引發價值認同，才能進一步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思想基礎。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黨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了“思想改造”和“價值重塑”。
用“社會主義”的精神統一新社會的意識形態體系，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用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教育人民，1951年劉少奇在《黨的宣傳戰線上的任務》鮮明指出，黨的一項最基本的政治任務，是用馬列主義的思想原則教育人民[24]。針對黨員、民主分子、人民群眾等不同社會階層特點，采取不同的宣傳方法和宣傳側重點，教育引導人們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提升政治水平和覺悟，從而確立馬列主義的思想領導[25]。特別是通過“一化三改造”的總路線宣傳教育，在新中國開展了成產以來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時間最長、效果最好思想政治教育，推動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家喻戶曉、深入人心，全國人民通過這次深刻的教育活動，為社會主義改造順利進行、社會主義事業加快發展提供了思想保證。
毛澤東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26]。思想改造首先從教育界開始并逐步擴大到文藝界、科技界直至整個知識界，成為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對剝削階級的思想改造，是一種強迫性的改造，達到“消滅剝削改造人”目的。黨員干部通過三年的整黨整風和理論教育，純潔了黨的組織，改進了黨的作風，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提高了全黨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戰斗力。工農群眾同樣接受了思想改造。結合“三反”“五反”運動，資產階級受到沉重反擊，防止了資產階級思想的腐蝕，也劃清了思想界限[15]。
這一時期，逐漸建立起黨的宣傳工作經常化、標準化和系統化的領導，中央確立了對地方宣傳部門的絕對權威，整個宣傳系統的信息輸入都出自中央號令，有力確保黨的聲音能夠完整、準確地進入宣傳體系，黨的主張又通過以《人民日報》、新華社為主導，各級各類機關報、人民廣播電臺構成的新聞宣傳網絡有序地輸出，建立起準確、系統和高效的“社會主義價值”宣傳體制[27]。
（三）“階級斗爭”導向的宣傳思想工作
前十年社會主義探索時期，宣傳思想工作的重心都集中在社會主義建設上。在政治建設方面的宣傳，主要以學習宣傳貫徹毛澤東同志《論十大關系》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講話精神為主線，積極引導人民群眾分清是非、化解矛盾，積極投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潮。在經濟建設方面的宣傳，主要圍繞“既反保守又反冒進”“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和“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等最新經濟建設方針開展，為經濟建設凝聚人心和力量。在道德宣傳方面，突出典型宣傳、榜樣示范，先后培樹“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雷鋒等先進典型，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成為建國后最成功的典型宣傳之一[28]。要反省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實踐過程中，由于對經濟建設規律缺乏必要的認識，再加上對國情認識和估計不足，1957年后黨的“左”傾錯誤日益積累發展，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估計過于嚴重，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在疾風暴雨的政治斗爭中承受了巨大的考驗[29]。這一時期，一方面圍繞著反右派斗爭擴大化，新聞媒體對反右派的宣傳無限地上綱上線，嚴重混淆了人民內部和敵我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背離了實事求是和新聞宣傳真實性的原則，尤其是當時采用“引蛇出洞”的手段來誤導批評者，更是嚴重地損害了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新聞宣傳媒體在充當反右派斗爭工具的同時，也是反右斗爭的重災區，新聞宣傳戰線被劃為“右派分子”的遠多于其他領域[15]。另一方面，圍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鋪天蓋地論證和宣傳運動的可行性、必然性，片面宣傳總路線“唯意志論”，政治宣傳的片面性和新聞報道的虛假性，匯合成一股洶涌的浮夸新聞，宣傳思想領域在“大躍進”中的表現是黨的宣傳工作史上非常令人痛心和慚愧的一段歷史[28][30]。
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成為宣傳思想工作的主要內容，通過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從內容到形式完全被政治權力斗爭所左右[31]，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發生嚴重的失誤。一方面林彪和“四人幫”集團，“踢開黨委鬧革命”，以“幫”帶黨試圖沖擊黨的領導，中宣部被誣稱“閻王殿”而撤銷，全國各級宣傳機構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破壞了宣傳思想工作的組織基礎。一方面，新聞媒體被把持為斗爭工具，過度地、不適當地、不正確地突出“政治掛帥”，嚴重扭曲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公開宣揚“精神萬能論”，使黨的宣傳思想工作與黨的其它工作嚴重脫節，扭曲了宣傳思想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同時，極度宣揚“個人崇拜”、推行“假大空”的形式主義，“千報一面”“千臺同聲”，簡單僵化和脫離群眾的宣傳模式和新聞報道方式，嚴重背離了黨的宣傳原則和群眾路線的優良傳統，嚴重損害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的形象[28]。
在社會主義探索時期，黨的指導思想出現兩種不同的趨向，致使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經受曲折發展的歷程：一方面，黨中央非常重視宣傳思想工作，通過雷鋒、大慶、大寨等典型事例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英雄主義、集體主義、艱苦奮斗精神的宣傳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28]；另一方面，由于受“左”傾錯誤思想影響，黨的宣傳思想工作逐漸走上為階級斗爭服務的錯誤軌道。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受“左”傾錯誤思想支配，林彪、“四人幫”控制了黨的宣傳大權，輿論宣傳成為專政的工具，新聞媒介為路線斗爭服務，宣傳機構完全被剝奪了獨立思考的權力，完全喪失主體意識，人們的思想陷入迷津，國家也瀕臨崩潰的邊緣[15]。
（四）宣傳思想工作實現“轉軌變型”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打破“兩個凡是”的思想枷鎖，在全黨掀起思想大討論、大解放[32]，是黨的建設史上第二次全國性的思想大解放[16]，也為推進宣傳思想工作轉軌，營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宣傳思想領域的撥亂反正，首先從黨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開始，從文革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著重服務于黨和國家新時期的工作重心，一切服務服從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這一時期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實現“轉軌變型”，主要圍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方面開展。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宣傳，重點是宣傳這個基本路線是什么，并把貫徹執行這條基本路線，提升到關系黨和國家興衰成敗的高度來宣傳。通過宣傳教育，成功地破除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思想枷鎖，推動廣大人民群眾以更大的主觀能動性投入到經濟建設中心工作上來，認清了改革在促進社會生產力和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重大意義，認識到閉關自守對一個國家的危害，同時宣傳必須時時處處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面對“文化大革命”后的“大反思”，加之外來資產階級思想的滲透，黨內和社會上有一小部分人借機否定毛澤東思想，企圖脫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逐漸形成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以鄧小平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深刻察覺到這種思潮的危害，告誡全黨尤其是宣傳思想戰線要與之開展堅決的斗爭[33]。整個八十年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貫穿宣傳思想工作領域的一條主線，這一歷史時期，由于中央在思想路線問題上的分歧和爭論，導致宣傳思想工作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過程中的軟弱和失誤，相繼出現1983年的精神污染的蔓延、1986年的學潮、1989年的政治風波三次反復和斗爭。總的來看，宣傳思想戰線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主要著力點有四個方面[15]：一是防范在意識形態領域搞和平演變，揭露資產階級思想侵略和文化侵略的危害，捍衛了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二是堅持通過宣傳、說服、教育的方式，不搞大運動、大批判，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的巨大優越性。三是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宣傳重點放在政治思想領域，著重解決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的問題，積極地為中國社會的發展營造穩定的政治環境。四是在學術和藝術領域，通過討論爭鳴、求同存異等方法解決爭論，發揮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性作用。回顧歷史，這一時期黨中央始終牢牢掌握輿論的引導權，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主要內容的宣傳思想工作，配合黨加強自身建設、以及黨實施必要的行政、法律手段，共同推動中國順利渡過數次危機[28]。
隨著改革開放后，物質文化水平顯著提升，黨中央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也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86年中共十二屆六次全會通過了《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從理想信念高度，確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宣傳核心，從道德建設、法制建設、科學文化建設等領域加強宣傳思想工作，全面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34]。通過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重要事件、重大成果、典型人物的及時且大力宣傳，既強化精神文明建設的影響，又豐富精神文明建設的內涵，開創宣傳思想工作新局面。
（五）宣傳思想工作全面反思和整頓
在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前的一段時間里，由于個別領導人的失誤，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受到極大的削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加之與東歐巨變等國際大氣候相結合，終于導致了政治風波的發生[35]。1989年江澤民在第二次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指出，“我們得出的教訓之一就是全黨必須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我們一定要讓社會主義思想占領陣地，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進行到底”，重新反思和強調了宣傳思想工作根本任務，是要宣傳推動全黨堅決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旗幟鮮明地同“和平演變”圖謀和行動進行長期堅決斗爭，要正本清源解決好思想理論問題，為改革開放、治理整頓、經濟建設等，積極提供良好輿論環境、科學理論支持[36]。
面對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倡導“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面對個別新聞媒體“姓資還是姓社”的責難，鄧小平再一次強調，“不要囿于姓資還是姓社”，要用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個有利于”作為主要標準，來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37]，明確回答了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重大認識問題，開啟了黨的建設史上第三次思想大解放[16]。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緊緊跟上時代前進步伐，進一步解放思想，為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營造了良好宣傳輿論氛圍。
這一時期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以“團結、穩定、鼓勁”為基調，堅持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和“正面宣傳”的方針，為經濟建設“幫忙鼓勁”，大力肯定、廣泛傳播黨的正確性，肯定黨領導的事業獲得了不容置疑的勝利，激發群眾敢于改革、積極進取、相互競爭的創造熱情，為兩個文明建設增添更加強大的動力[38]。同時嚴明宣傳紀律，要求宣傳報道不能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從根本上劃定正面宣傳和負面宣傳的界限，“黨的報刊成為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39]。同時，注重引導人們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積極研究新情況，大膽探索新問題，把黨領導的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歷程不斷引向深入，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創造了良好的社會條件和輿論環境，也為宣傳思想工作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調整轉變，提供了有益的實踐經驗。
（六）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宣傳思想工作
黨中央在十四大上提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何盡快幫助人們適應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如何讓鄧小平理論深入人心、如何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成為這一時期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的主要任務。重點開展了四大方面工作[28]：一方面，黨的宣傳工作圍繞鄧小平南方講話，開啟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重點宣傳闡述堅持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是三個“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本質、發揮社會主義辦大事的優勢、兩手抓兩手硬、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堅定社會主義信念等富有創見和遠識的論斷，回答了束縛和困擾人們思想的眾多理論認識問題，廓清整個社會在發展思路上的迷霧，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另一方面，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上，作了《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報告，修改了黨章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之一，并從基本國情出發，沖破“姓公”“姓私”束縛，確立起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推動黨的建設史上第四次思想大解放[16]。宣傳思想系統通過集中宣傳，闡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前進方向，引導群眾用鄧小平理論，分析、解決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新矛盾、新問題，從而更加堅定擁護黨的領導。第三，服務經濟體制改革目標，重點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宣傳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它是如何運行、為什么要向市場經濟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有何本質區別，同時使人們認識到建立市場經濟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發動了一場思想觀念的革命，推動經濟體制改革較為順利地進行。第四，圍繞精神文明建設新高潮進行宣傳，推進社會主義公民道德建設，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對新一輪的精神文明建設做出全面部署，提出要努力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四有”公民，強調要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40]。2001年9月黨中央頒布《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促進公民道德建設深入推進，形成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協調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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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人為本理念導向下宣傳思想工作的創新
黨的十六大后，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諧社會的構建，“三貼近”原則的貫徹，都愈加體現黨中央重視以人為本的理念，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凸顯以人為本的宣傳理念，積極適應和宣傳總體布局從“三位一體”向“四位一體”戰略布局轉變[41]。這一時期，黨的宣傳思想工作重心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核心的宣傳思想工作，黨的十六大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列為黨的指導思想，通過開展全國性宣傳教育活動，形成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增強黨的執政能力，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一步發展；二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核心的宣傳思想工作，黨的十七大首次對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和基本要求進行全面完整的概括，并要求全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科學發展，繼毛澤東同志確立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大法寶”之后，黨的十七大將“解放思想”稱作為“法寶”，樹立起黨的思想解放歷程中第五個里程碑[16]；三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核心的宣傳思想工作，重點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以及共同理想、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社會主義榮辱觀等內涵，注重宣傳生動實踐和新鮮經驗，特別是通過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抗擊雪災等“社會焦點”切入，多形式宣傳其中蘊含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從而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認同，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更加鞏固，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國家競爭力；四是不斷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創新宣傳思想工作新格局，黨的十六大首次廓清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關系，開始部署文化體制改革，并在十七屆六中全會專題上深入研究文化體制改革問題，一手發展文藝文化事業，保障人民的基本權益，一手發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通過深入廣泛的宣傳，為文化體制改革減少阻力，進一步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28]。
三、準確把握新時代宣傳思想工作新使命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日新月異的時代變化和歷史發展背景，圍繞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大時代課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順應時代發展，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并在黨的十九大上寫入《黨章》，在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寫入《憲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是“八個明確”和“十四個堅持”，“八個明確”從理論層面高度概括和凝練，明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四個堅持”從實踐層面、方略層面展開，回答了新時代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構成了系統完備、邏輯嚴密、內在統一的科學體系，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42]。
習近平總書記始終把宣傳思想工作擺在黨的全局工作重要位置，鮮明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在這一理念的指導下，宣傳思想工作緊跟新時代發展步伐，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開篇，廣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流思想輿論不斷壯大，全黨全社會思想上的團結統一更加鞏固。圍繞著“五位一體”建設，推行八項規定、強力懲貪治腐，群眾路線、三嚴三實、兩學一做等黨內主題教育，展開了空前范圍和深度的主題宣傳，廣大人民更加堅定擁護黨的領導。更加強調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講好中國故事，堅定中國的理論、制度、道路、文化自信，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大幅提升[43][44]。
習近平總書記就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發表了系列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主要理論成果體現在習近平《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中，為做好新時代黨的宣傳思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對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宣傳思想工作最新論述和指示，王滬寧同志在每年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都作了歸納闡釋，在2020年會議上，王滬寧同志從推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深入人心、把握宣傳思想工作使命任務、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提高新聞輿論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加強新時代思想道德建設、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加強互聯網建設和管理、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加強宣傳思想戰線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等九個方面作了歸納闡釋；在2021年會議上，王滬寧同志從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弘揚黨和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奮斗中形成的偉大精神、把文化建設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強互聯網建設和管理、營造對我國發展有利的外部環境、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等八個方面作了歸納闡釋，為我們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示要求，做好新時代宣傳思想工作指明了方向[44][45]。
四、以史明鑒弘揚黨的宣傳思想工作好傳統
回顧黨史百年輝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蓬蓬勃勃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艱苦卓絕的土地革命戰爭、浴血奮斗的抗日戰爭和氣勢磅礴的人民解放戰爭，終于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并適時地確立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又領導人民進入了實行改革開放為標志的社會主義發展新時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黨的宣傳思想工作作為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實踐中發展，在繼承中創新，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主要有六個方面[22][43][44][45][46][47]。
（一）必須始終堅持高舉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定自覺地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旗幟是靈魂，是方向。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實踐證明：越是面對挑戰和困難，越是要始終高舉旗幟不動搖，堅持思想建黨、理論強黨，用黨的科學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推動工作。堅持馬克思主義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指導地位，研究和回答好治國理政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不斷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注重話語表達創新，把道理講明白講充分，讓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斷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才能履行好黨和人民賦予的神圣使命。
（二）必須始終堅持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凝聚黨心民心自覺服從服務于黨的工作大局。人心齊，泰山移。緊緊圍繞黨的工作中心、服從服務于黨領導的各項事業全局，凝聚人心、匯聚力量是宣傳思想工作的中心環節。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實踐證明：宣傳思想工作必須準確把握在黨的事業全局中的定位，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不偏離、不游離，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唱響主旋律、壯大正能量，為完成黨的中心任務鼓與呼。只有把全黨全國人民士氣鼓舞起來，精神振奮起來，朝著黨中央確定的宏偉目標團結一心、不懈奮斗，才能順應時代、有所作為，在黨的全局工作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三）必須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培養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黨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教育引導人民群眾，認識自己的根本利益并為之而奮斗。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實踐證明：宣傳思想工作必須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把人民群眾的評價作為檢驗工作的標準，在服務人民中踐行任務使命。始終將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才能不斷增強親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堅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實現“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凝神聚魂，引導全體人民普遍理解、完全接受、自覺踐行，培養出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四）必須始終堅持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文化興則國運興，文化強則民族強。文化是一個民族得以傳承、國家得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保持一個民族精神獨立的關鍵所在，必須始終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實踐證明：宣傳思想戰線始終堅持文藝工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雙百”方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二為”方向，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創造出人民喜愛的文藝精品。堅持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促進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不斷滿足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堅持繼承革命文化，推動中國傳統優秀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兼蓄并收、歷久彌新，不斷夯實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五）必須始終堅持以時代要求推動工作，守正創新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知常明變者贏，守正創新者進。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使命，必須隨著形勢和任務的不斷發展，把握時代脈搏、反映時代精神、貼近現實生活，才能始終引領社會進步。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實踐證明：經過幾代人不懈奮斗，從根本上解決了“落后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的兩大難題。伴隨著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解決好“失語就要挨罵的難題”，宣傳思想工作必須順應國內國際新形勢、意識形態領域新態勢、信息化發展新趨勢，抓好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工作創新。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積極爭取國際話語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維護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提煉展示中華文化當代價值、世界意義，推動文明交流互鑒，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展示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方案，貢獻中國力量。
（六）必須始終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旗幟鮮明堅持黨管宣傳、黨管意識形態。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宣傳思想工作是政治工作，宣傳陣地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必須時時處處堅持黨性原則，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歷史實踐證明：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必須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人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宣傳思想工作必須始終站穩政治立場，堅定宣傳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宣傳中央對形勢的重大分析判斷、重大決策部署，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宣傳思想干部必須緊緊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跟上時代節拍，不斷掌握新知識、熟悉新領域、開拓新視野，做到政治過硬、本領高強、求實創新、能打勝仗，戮力推動宣傳思想工作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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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巴中市委宣傳部機關黨委書記 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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