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首《This is China》（《這才是中國》）火到海外的天府事變說唱組合（以下簡稱天府事變），是一個矛盾體。
痛批美西方反華政客、怒懟香港黑暴分子、揭穿西方媒體造謠伎倆……從創作內容來看，他們是一群正氣青年；從演唱的腔調、歌詞的表述方式來看，他們又很嘻哈；而在現實中，組合成員王梓鑫和羅錦輝很像兩個聽話的高中生，與作品中的形象形成很大反差。
他們也察覺了自我形象的矛盾性。在一個短視頻中，他們把“自己眼中的天府事變”描述為戴著大金鏈子、梳著臟辮的嘻哈歌手，把“同行眼中的天府事變”描述為雙手插兜、有板有眼的“五道杠青年”，而“外媒眼中的天府事變”被黑化成了“中國官方雇傭的匪幫”……采訪結束后，他們有感于幾年來在國際傳播中做的事，專門為《環球人物》創作了一首歌《Who am I?》（《我是誰？》）來解釋自己：“不為名利，我是頭野獸，一個民間發言人，不是泛泛之輩，我是國際輿論斗士。”
探尋這兩個小伙子的個性與底色，就成了件有意思的事情，他們到底是叛逆的？乖巧的？沖動的？平和的？甚至，是分裂的？
天府事變說唱組合成員王梓鑫（左）和羅錦輝。 兩度“事變”
在成都，《環球人物》記者與天府事變進行了兩次長談。第一次結束后，又把他們所有的歌重聽了一遍。其中最觸動記者的一首，是知名度沒那么高的《CDREV》。
歌名是天府事變這個組合的英文縮寫。“這是我們組合成立后的第一首歌，可以看作一首定位曲。”王梓鑫說，2015年組合成立時是4個人，現在只有他們兩個人了，“但是我們的初心沒有變。”羅錦輝卻將他打斷了：“我好像想不起來這首歌了，聽聽吧。”
“天府就是成都，為了成都，要把他們統統鏟除，讓我的孩子不會因為說唱再和毒品接觸。”“讓他們團結起來，讓他們學會去愛，讓他們不會再被這個圈子孤立起來。”“只會撒錢的廢物冒充說唱領袖，眼里只有錢和美女的loser不會長久。”“中國的說唱歌手，哪有什么思想，全部都在模仿，連信仰都在模仿。”“誰來扣響，這事變的第一槍？”
他們一邊聽，一邊笑，一邊思索，回憶著自己和兄弟們的青春、夢想、初心。羅錦輝一板一眼地講：那首歌代表著他們完成了第一次“事變”，針對說唱圈的，“我們與有害的價值觀正式決裂、割席”。
說唱音樂在西方的發端和蓬勃，伴隨著謾罵、斗毆、濫交、毒品等負面現象，而這些一度被西方某些說唱人當成“酷”。天府事變成立之初就不認同這些價值觀，“我們聽了很多歐美說唱大師的作品，雖然也有人很頹廢，但真正最厲害的，還是表達深刻思想、參與社會議題討論的。”羅錦輝說，他們也下決心走這條路，所以發動了第一次“事變”。
“《CDREV》不能稱作我們現在的定位曲，因為后來，我們還有第二次‘事變’。”羅錦輝的眼睛本來就大，此刻更是瞪大眼睛對記者說。
2016年，中國臺灣藝人周子瑜涉嫌“臺獨”一事持續發酵，天府事變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僅用了幾個小時就創作了一首《紅色力量》。連珠炮似的英語，將蔡英文和海外反華勢力罵個狗血噴頭。“我們選擇用英語演唱，因為國內民眾的情緒是一致的，我們就是要表達給外國人聽！”在他們的印象里，這是最早一首在海外產生影響的作品，“后來有一些網友將這首歌搬到海外網絡上，甚至將這首歌當成‘出征’主題曲。”
不久，他們推出另一首傳唱很廣的《This is China》。與《紅色力量》相比，這首歌最大不同，是出于善意的目的自我介紹。他們有一些外國朋友，在交流中發現，即便這些外國人成了朋友，也對中國有很多認知誤區。于是，他們匯集了外國人最關心的一些話題，在歌中進行闡述。“北京、天津這樣的大城市總是被霧霾籠罩著，這不是20世紀50年代那時的倫敦和洛杉磯很像嗎？看，飛速增長總是伴隨著痛苦的。”“三聚氰胺牛奶已經影響了四萬嬰兒，他們正在被營養不良折磨著，更可怕的是疫苗事件，非法商業交易已經被停止，但也已經導致了全國范圍內的恐慌。這些商人都怎么了？”……歌詞延續了天府事變犀利又潑辣的風格，直接回應海外網友最關注的敏感問題，隨后用最坦誠的態度告訴他們，這是中國發展過程中必然要克服的問題，并且你們的國家或許也走過這樣的路，“我們，中國的棟梁，愛著這個國家，紅色巨龍絕不邪惡，而是和平的所在”。
《This is China》引發轟動效應，共青團中央為他們制作了MV。很多海外媒體找他們進行采訪。“現在回過頭來想，絕大多數西方媒體都是在陰陽怪氣地嘲諷我們，盡管當著我們的面，并沒有表露出來。”王梓鑫記得，英國廣播公司（BBC）一名資深記者Stephan McDonell在采訪時彬彬有禮，甚至采訪全程都讓人感覺愉快，但是后來，有朋友告訴王梓鑫，該記者在推特上竟直接辱罵天府事變：“試圖把盲目愛國包裝得很酷，什么××（侮辱性詞語）玩意兒。”
接受西方媒體采訪多了，王梓鑫也總結出西方的采訪套路：預設立場。“采訪之前他們已經想好了寫什么，采訪對象只是一個被利用的工具。”有一名曾在日本媒體工作的朋友提醒他：“接受采訪時說的每一句話，都要快速說完，否則會被惡意剪輯。”有一次，美國《時代》周刊找到王梓鑫，采訪時追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王梓鑫說不是，記者只得作罷，過幾天又打來電話：“那你是共青團員嗎？”王梓鑫說是。結果，這就成了天府事變又一次被定義為“官方歌手”的依據。
“那段時間外媒的頻繁采訪，讓我突然意識到：明明是善意坦誠地告訴西方人什么是中國，但他們的媒體完全不接受。所以……”王梓鑫說到一半，羅錦輝接過話：“是的，我們那時候決定，換一個方向去戰斗。”
“借你家的事，說我家的理”
更加自覺和專注的“出海”開始了。天府事變不再介意別人對他們“唱紅歌”的diss（抨擊、諷刺）。在說唱文化里，勢均力敵的對手在一番鏖戰后往往握手言和，并給予彼此尊敬。“但這些人并不值得我尊敬，愛國并不是撈錢的工具，而是我們每個人的本分和發自內心的信仰。”徹底跳出了這些恩恩怨怨后，天府事變就像一只跳出枯井的青蛙，“我發現，我們的確失去了一些亞文化的聽眾，但迎來的是更開闊的世界。給我們音樂留言的網友，漸漸多了頭像是風景照的大爺大媽，他們鼓勵我們：小伙子真棒！”關心國內外時事的網友，還有國外對中國感興趣的網友，哪怕不懂說唱音樂，也有可能變成他們的聽眾，“這也是我們打破壁壘的過程，丟了芝麻、撿了西瓜”。
天府事變開始思考：與其他藝術形式相比，說唱音樂的優勢到底有哪些？最明顯的一點，說唱音樂是舶來品，在歐美的發展基礎比國內好，聽眾的認知度也相對較高，這正是他們向海外聽眾表達的一個先天優勢。“由于長期聽歐美經典說唱音樂，我學會了他們的發音吐字技巧。”羅錦輝的大學專業是配音，語言模仿能力很強，“我們并沒有‘殺到敵人內部’的主觀意識，但純正的發音確實客觀上幫助我們收到了這樣的效果。”
2022年5月22日，天府事變說唱組合在錄音室錄制新歌。（李佩藺/攝） 在不斷思考中，天府事變總結出說唱音樂更多的優勢，并有意識地在自己的作品里加以利用。“說唱音樂的對話感很強，不光是唱，還有‘說’，相對突破了旋律限制后，給人更多的感覺是：一個人在我耳邊傾訴。”羅錦輝若有所思地對《環球人物》記者說。“而且，歌詞密集，語速快，有沖擊力。在相同的時間內，說唱音樂的歌詞容量是最大的，所以它表達的觀點、講述的故事是完整的，比如‘我要從南走到北、還要從白走到黑’這句搖滾歌詞，說唱音樂可以做到完整地告訴聽眾，我怎樣從南走到北、去了哪些地方、經歷了什么苦樂。加入很多細節，更有說服力了。”
成功的歐美說唱人也捕捉到這個精髓，將說唱變成參與社會構建、表達態度的工具。“我經常聽到一些非洲裔的音樂家通過說唱與種族歧視作斗爭，并且不停反思：除了斗爭，我們自身要做出哪些改變？”聽得多了，羅錦輝深知說唱音樂可以承載更多使命，為我所用，“真正偉大的說唱大師，大多走的是這條路”。
“我們的作品，首先必須是一首好歌，才能承載起思想的使命。”經過不斷摸索，王梓鑫逐漸開竅了。他在成都的大學里看到很多談論國內外大事的說唱表演，“他們的英文比我們好，觀點的學術性、專業性也更高，但他們的內容填得特別滿，讓人聽了很累”。天府事變有一個共識：不能站在說教、上課的角度給人灌輸，說唱音樂第一位是愉悅身心，思想附著在音樂之上。
“按照這個標準，《This is China》有很多改進的空間，當時我們想說的內容還是太多，犧牲了聽感。”王梓鑫說，當聽感和思想發生矛盾時，思想要盡量讓位。“就像電影也有‘空鏡’，繪畫也有‘留白’，說唱要給人以喘息的機會，這道理在藝術門類中是相通的。”
基于這點共識，天府事變做出很多改變。“《This is China》有很長的前奏，現在的作品里沒有了，基本上是‘直給’。”王梓鑫介紹，這種考慮很現實，因為前奏稍微一長，網友手指一動就劃走了。一首歌的長度也要盡量縮短，這樣有兩個好處，“第一是網友有耐心完整地聽完，而且意猶未盡，如果是首好歌，不斷單曲循環，會強化觀點認同。第二是制作時間縮短了，有利于在熱點出現后的第一時間‘打榜’”。
在技巧和形式上考慮清楚了，思想的表達就是“靈魂問題”。對于主打題材，他們是有考量的。幾個海外傳播較好的作品都有一個共性：借你家的事，說我家的理。比如《I can’t breathe》（《我無法呼吸》）唱的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示威游行，但真正抨擊的是美國政客對香港暴徒的支持，他們在歌里唱道：“別再當什么世界警察了，先管好你自己吧。”再比如《說起種族滅絕，BBC哪來的臉？》這首歌，大聲控訴“看看那些快消失殆盡的原住民，在澳大利亞、美國、印度，你們所到之處寸草不生”，真正反擊的是西方媒體對中國新疆的污名化。“雖然是‘出海’，但每一個作品的落腳點，都是為自己的祖國正名。”羅錦輝說。
天府事變組合的音樂MV截圖。從上到下依次為《I can't breathe》《病毒先生》《說起種族滅絕，BBC哪來的臉？》 “一個人愛媽媽，需要標榜嗎？”
“沒有哪個國家是完美的。”天府事變有一條創作經驗：一定要直面自己國家的問題。“為什么海外網友不喜歡大肆的贊美？因為完美是不真實的。”所以《This is China》里，天府事變主動唱到了海外網友關心的三聚氰胺、霧霾、腐敗等社會問題，“這實際上是一個自我闡述的好機會，你不闡述，別人就會替你闡述”。唱這些社會問題的目的，當然不是揭短，而是要塑造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盡管這個國家確實要處理一些嚴重的事件，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我們也在盡力阻止這類事情發生。”他們在歌里這樣唱道。而唱完了問題，后面就唱到了成就。“這樣的一個中國，就是有血有肉的，就容易被海外網友接受。”
采訪的間隙，《環球人物》記者與天府事變走進錄音棚，看他們錄了一首情歌，其間的反差感極大。他們笑道：“我們不想把路走窄，小情小愛，大國大愛，我們都想觸及，這些情感也并不矛盾。”羅錦輝說：“我對于祖國的愛，并不僅僅由于大江大河，更多是由我身邊的生活點滴積累起來的。所以我們并不喜歡一些節目標榜我們為‘愛國組合’。一個人愛媽媽，需要標榜嗎？發自內心的熱愛，不能被當成一種噱頭。”
“歐美說唱音樂里，也有很多不健康的內容。你作為發燒友，為什么沒有被影響？”在采訪的最后，《環球人物》記者問羅錦輝。
羅錦輝的答案是：“他們坐在紐約和倫敦的高樓里，就不要和我探討小縣城的疾苦，就洗不了我的腦。”羅錦輝出生在重慶城口縣，那里曾經是國家級貧困縣。“小時候，我從縣里到重慶城區，要坐一天的車。而現在只需要4個小時，等幾年后通了高鐵，不用兩個小時就到了。我的舅舅是當地鄉鎮公務員，這幾年我親眼看到他和同事帶著大山里的村民擺脫貧困。以前村民要走十幾里山路，才能把家養的雞賣掉，現在開啟了柴火雞的電商平臺和餐飲供貨鏈條，生活是實實在在地變了。國家帶給老百姓生活的這些改變，才是外國人真正應該了解的。”
或許，這些親身經歷才是他們能夠成功“出海”的根本原因：發自內心地熱愛祖國。而說唱音樂包含的battle（對決）意識，也讓他們斗志昂揚。“正如前面所說，中國也是有問題的，但是個別現象并不能上升到國家層面。我親眼所見的是，老百姓的生活在變得越來越好，才是我們國家的主流和真實情況。”
聊到這里，記者的探尋有了答案：天府事變是叛逆的，也是平和的，但決不是分裂的。那些帶著傲慢與偏見、無休止造謠與抹黑中國者，才是。
在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吳非看來，天府事變等藝術團體的成功“出海”，可謂是“用魔法打敗魔法”，是對傳播中國聲音的“絕佳策應”。“年輕一代藝術團隊的發聲是對西方輿論展開一場‘奇襲’，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當rap、CG漫畫等各國年輕人共通的藝術語言發出了中國聲音時，其效果就如同開枝散葉，是散點更是爆點，有力量更有未來。”（記者 楊學義 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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