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戴高樂在法國巴黎。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60年前的1964年1月27日北京時間19時，新華社和法新社同時發表了這份聯合公報。公報如此之短，僅有45個字，卻向全世界釋放了巨大的能量——法國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這被西方輿論喻為“外交核爆炸”。
“之所以稱之為‘外交核爆炸’，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說影響巨大，中法建交對雙邊關系，對整個國際格局、地區局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說它的突然性，這件事前期很機密，后來突然就公布了，雖然美國人也對中法接觸有猜測，但是能不能達到建交這個程度，他們不是那么清楚。”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專門從事中法關系史研究的教授姚百慧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為實現建交，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開創者、首任總統夏爾·戴高樂可謂用心良苦，也不無遺憾。
務實的元首
1963年8月，戴高樂把正在瑞士度假的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召回愛麗舍宮，同他商量承認中國的問題。此時距戴高樂創建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已5個年頭，他本人也已七十有三，而中國一直是一片令他向往的土地，他卻不曾前往。他不能再等了。
1958年，戴高樂在法國內外交困的背景下東山再起，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當時，新憲法最核心的一個地方就是改變了權力格局。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時期（1945年—1958年），總統權力小，議會起到重要作用，同時法國出現另外一種局面，即政黨特別多。有人說，法國的政黨像法國的奶酪一樣多。這導致組閣非常頻繁，13年產生了20多個內閣，每屆政府平均壽命約為半年，人稱‘半年內閣’。改革之后，很多權力集中到總統手上，包括外交權等。”姚百慧說。
這樣一來，戴高樂就可以大顯身手了。
當時美國拉著西方國家采取對華遏制與孤立政策，蘇聯與中國的關系也已經惡化。在戴高樂看來，敵視和孤立中國不符合法國的國家利益。
在國家利益面前，戴高樂毫不含糊。他出身于軍人家庭。據他的祖父回憶，15世紀，家族一位先祖曾帶領人馬在諾曼底地區抵抗英國軍隊，他麾下的部隊被稱為“戴高樂連”。戴高樂曾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父親是個有見解、有學問、思想正統、視法蘭西尊嚴高于一切的人。是他讓我對歷史產生了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遭到德國入侵，戴高樂組織起反法西斯的“自由法國”運動，1944年8月解放巴黎。
1963年1月14日，法國總統戴高樂在巴黎舉行記者招待會，反對英國加入歐共體。 二戰后，以法國和聯邦德國為首的歐洲大陸國家開啟歐洲一體化進程，組建煤鋼聯營、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并在此基礎上組建歐共體。1961年8月，英國正式申請加入歐共體。英國時任首相麥克米倫對戴高樂說：“大英帝國已不是光榮孤立時代的英國了。在我們國家，很多人，特別是青年人，感到我們應該創造一部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歷史……讓我們把歐洲團結起來吧。”戴高樂并沒有領情，1963年1月14日宣布拒絕英國加入歐共體。4年后，英國再次申請，戴高樂再次拒絕。
“戴高樂的話說得很明確，英國并不愿同大陸國家走在一起，最終歐洲會依附美國并融入美國領導下的大西洋共同體。”姚百慧說，這就好比說英國是美國的“特洛伊木馬”。戴高樂曾表態：“英國有朝一日將加入共同市場，但毫無疑問那時我將不在位了。”果然，直到1973年，戴高樂去世3年后，英國才加入歐共體。
在與西方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戴高樂把越來越多的目光投向了東方。“美國時任國務卿杜勒斯在1958年7月去巴黎訪問的時候，戴高樂跟杜勒斯說，蘇聯人宣揚的內容跟你在國會講的一樣。他認為當時的蘇聯領導人在蘇聯搞的其實不完全是社會主義的，其中也有民族主義的成分。戴高樂在觀察中國事務時，并不是從中國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角度去觀察，更多的是從中國是不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國際實體的角度去看。他是一個很務實的人。”姚百慧說。
這一時期，意大利、日本、聯邦德國等國有意與中國加強合作關系。“但都被美國人摁下去了。戴高樂不吃美國那一套，他對英國人講，總有一天我要把中國人拉出萬里長城。他跟下屬也反復講這樣的話。”姚百慧說。
據戴高樂的侄子貝爾納回憶，戴高樂很早就關注中國這個“比有記載的歷史還要悠久”的國家。“他多次對我說，中國有著獨特而深厚的文明，還曾略帶神秘地告訴我，說不定在下個世紀，中國就將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世界需要中國。因此，他決定與中國領導人展開合作。”
卡殼的談判
這次戴高樂之所以找富爾來商議中國事宜，是因為富爾曾在1957年訪華，見過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回國后，富爾寫了一本名為《蛇與龜》的書介紹新中國，書名借用了毛澤東詩詞里“龜蛇鎖大江”“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的意境。書中主張，中法之間應像武漢的龜山和蛇山那樣架起溝通的橋梁，即法國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系。
1957年，毛主席接見來訪的法國前總理富爾及其夫人。 與中國建交，這個頭怎么開呢？戴高樂想了一個辦法，于1963年9月給富爾寫了一封信：“您是在法國最高領導人的授意下訪華的。這一點，中國當局已經知悉，您也完全有資格提及。訪華期間，您務必與中國主要領導人多加接觸。在會談過程中，不論是中方還是您，肯定會主動提到中法關系問題。您必須和中國當局一起談談如何才能促進兩國關系。”
據中國外交部法國科早期負責人張錫昌分析，戴高樂這封親筆信的形式和內容都頗為獨特。由于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中國領導人寫信。形式上信是寫給富爾的，實際上卻是給中國領導人看的。富爾當時也不是總理，戴高樂既要盡量抬高富爾的身價，使之能直接同中國領導人商談建交問題，又要不失堂堂法國總統的體面，尤其要避免萬一談不出名堂使自己處于尷尬境地。
為了保密，尤其是不引起美國的察覺，戴高樂親自為富爾策劃了東行路線。他讓富爾裝扮成一名游客，不直接到北京，先到柬埔寨會見西哈努克親王。密訪結束回來時，則經印度首都新德里，在那里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并在印度旅游兩個星期，他與中國政府建交談判的文件由法國駐印度使館人員專程送回巴黎。
對于富爾的來訪和兩國建交，中方是歡迎的。早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毛主席就看到國際關系出現了有利于中國的變化，提出了“走出去”的外交方針，并預見到同法國的關系可能會先突破。20世紀60年代，他又深化了外交戰略的思考，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把亞、非、拉發展中地區稱為美、蘇之間的“第一中間地帶”，西歐、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屬于“第二中間地帶”。他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鐵板一塊”，稱贊戴高樂有勇氣不完全聽從美國的指揮棒，對美國和西歐要有區別。
后來同法國議員代表團見面時，毛主席又說：“在我們之間有兩個根本的共同點：第一，反對大國欺侮我們。就是說，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第二，使兩國間在商業上、在文化上互相往來。”
“富爾訪華，中法建交的齒輪開始轉動。”姚百慧說。富爾到中國后，與周總理等人展開了漫長的談判，其間因為臺灣問題卡殼了。新中國同外國建交都是有條件的，即必須同臺灣當局“斷交”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戴高樂不想宣布與臺灣“斷交”，要求同中國無條件建交。
戴高樂有自己的算盤。他將來想向西方表明，法國與中國建交不是屈尊求成。此外，他還念著蔣介石的舊情。二戰期間，法國戰敗后把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讓給日本。戰爭快要結束時，戴高樂想收復此地，美國認為法國沒有這個權利，而蔣介石則支持法國重返印度支那。
“在會談陷入僵局的情況下，周總理在釣魚臺國賓館請富爾夫婦共進晚餐，以便緩和一下氣氛。席間，富爾情緒十分低落，往常談笑風生的他忽然變得沉默寡言。當晚，總理決定第二天安排富爾夫婦去大同等地參觀游覽3天，談判暫停。”張錫昌回憶道。
“周總理制定了‘速決為宜’的原則，也就是說這事不能再拖了。法國只要內部承諾不搞‘兩個中國’，我們可以把建交的公報搞得短一點，先宣布建交，再逐步完成實際建交流程。”姚百慧說。
戴高樂也急于與中國建交，愿意做出一定讓步。1964年1月8日，戴高樂召開內閣會議，討論中法建交問題。這次會議曾長期不為人知，直到30年后才得以披露。當時，除了總理和外交部長，其他部長們只是從報刊上得知中法即將建交的種種傳聞，對內情尚一無所知。戴高樂管不了那么多了，要他們挨個表態。大家紛紛表示同意中法建交，只有內政部長羅歇·弗雷強烈反對。戴高樂最后總結道：“不承認中國有沒有什么好處？誰也沒有向我們提供什么報償。我們有盟國，采取承認中國這一具有轉折意義的步驟，說不定對我們的盟國也不無好處。我們曾就中法關系正常化進行了試探，結果是積極的。”
就這樣，45字的建交公報問世了。公報未提及中方的條件，因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于1964年1月28日，即公報發表第二天聲明了中方反對“兩個中國”的一貫立場，以免在國際上造成中國已“軟化”了反對“兩個中國”態度的錯覺。
異常的舉動
“就在中法談判期間，1963年11月，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副總統約翰遜繼任總統。關于中法接觸的報道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相關情報讓約翰遜政府十分擔憂。”姚百慧說。
1963年12月5日，時任美國駐法大使的波倫拜見戴高樂，詢問中法建交一事。戴高樂告訴他，“目前”并未打算進行諸如建立外交關系之類的步驟，但“或早或晚”不得不與中國建立某種關系。
蔣介石也寫信向戴高樂核實是不是真的要與新中國建交。1964年1月15日，在蔣介石去信22天后，戴高樂復信“如實奉告”：“法國政府將與北京政府建立外交關系，確有其事。我無意掩飾，我向您宣布的消息無疑會使您失望。但是，中國大陸出現的形勢已不再符合人們原先的估計。法國不能無視這種既存的事實。”
同一天，時任法國駐美大使的阿爾方受命正式通知美國：法國內閣已決定承認新中國。美國時任代理國務卿哈里曼當即表示反對，認為法國的這一決定同美國的利益有著“直接的沖突”，法國“正在加強我們的敵人”。美國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邦迪為約翰遜出了個主意：讓蔣介石不與法國主動“斷交”。邦迪認為這是使戴高樂受點挫折的“唯一機會”。面對復雜的國際局勢，約翰遜的應對措施并不多，一聽到邦迪的建議，當即就同意了。
第二天，約翰遜致信蔣介石，建議他不要采取“報復措施”，即與法國“斷交”，這樣一來尷尬的就是毛澤東。“臺灣駐巴黎‘使館’人員照常上班，絲毫沒有撤退的意思。這樣，不想主動與臺灣‘斷交’的戴高樂也有些尷尬。”姚百慧說。
1964年1月31日，戴高樂專門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正式對外宣布承認新中國：“中國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中國從根本而言是一個文明，一個非常獨特而深厚的文明。只有中國積極地、建設性地參與到國際事務中來，才能真正解決亞洲乃至世界長期存在的嚴重問題。”他預言道：“還在觀望的某些政府，遲早會覺得應仿效法國。”
美國和臺灣當局的伎倆反而堅定了戴高樂與臺灣做個了斷的決心。2月6日，法國政府告知臺灣當局，即使臺灣不先采取行動，法國仍將與臺“斷交”，這是“不可避免的”。不過，臺灣當局在巴黎工作人員仍不為所動，賴著不走。4天后，法方向臺灣當局聲明：“法國將與北京互換代表，如果北京的外交代表到達，法國將認為他是中國的代表；相應地，‘中華民國’的‘外交使團’將喪失其‘代辦’資格。”被逼到墻角的臺灣當局這才在當天夜里發表聲明，正式與法國“斷交”。
6月2日，中國首任駐法大使黃鎮抵達巴黎。法國媒體紛紛在顯要位置或重要時段推送黃鎮到任及參加活動的報道。反映法國抗擊德國法西斯的電影《火車》舉辦首映式時，黃鎮夫婦受邀出席，法方還特意安排了黃鎮與主要演員握手合影。
當時在法國，各國駐法大使通常要等一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向總統呈遞國書，因為總統要等若干個國家的新任大使到齊后一起接受國書。黃鎮卻在到任5天后就向戴高樂呈遞了國書。呈遞國書儀式結束時，戴高樂又和黃鎮約定12天后再次會見。這又是很不尋常的舉動。
1964年6月，黃鎮（左）在法國愛麗舍宮遞交國書后同戴高樂（中）合影留念。 黃鎮是著名的“將軍大使”。正式談話一開始，戴高樂就暖場說：“我們都是軍人，想來我們一定能談得來。”黃鎮向戴高樂轉達了毛主席、周總理的問候。戴高樂說：“毛澤東是位偉大人物，他斗來了勝利。在我此次執政之前，我要我的士兵特別記住他的一句名言：軍隊在人民中活動必須像魚在水里一樣。中國有7億人口，它現在還不是一個強國。但是20年后它將成為強國，50年后將成為異常強大的國家。”
建交后不久，中國藝術團到巴黎演出，受到熱烈歡迎。“我帶了（京劇）《白蛇傳》大戲訪演巴黎，因法國觀眾的熱情，謝幕十幾次。我們藝術團的成功演出為中法建交這一歷史事件營造了良好的氛圍。”代表團成員杜近芳回憶道。
建交第一年，兩國貿易額首次突破1億美元（當時約合2.46億元人民幣）。1966年，雙方簽訂航空協定，巴黎至上海的航線開通。這是中國同西方國家開辟的第一條直達航線。
中法建交也促使美國對華政策發生動搖。1964年3月25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時任主席富布萊特在參議院發表題為《舊神話與新現實》的講話，批評美國對中國的僵化政策。1969年，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松訪問巴黎時說：“戴高樂在美國改變對華政策上起了很大作用。”
畢生的遺憾
黃鎮的一個重要使命是促成中法兩國領導人互訪。他的夫人朱霖在同戴高樂夫人接觸中也明確表示希望戴高樂夫婦能到中國看看。戴高樂夫人說：“法國有句諺語，大意是說人在進天堂以前應該先到中國去看看。我們夫婦很愿意去。”
早在1953年，戴高樂就在給侄子貝爾納的信中寫道：“你應該去中國，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著和西方不同的體制。”戴高樂的兒子菲利普也曾回憶：“我至今記憶猶新：一天晚上，吃完晚飯，我父母全神貫注地看一本相冊，里面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長城一直延伸到天邊。”
1966年2月17日，法國外交部亞澳司時任司長馬納克正式向中方提出，法國擬邀請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法國，并首先考慮周恩來總理。同年5月16日，戴高樂在接見黃鎮時，又親口邀請周總理訪法。周總理在1966年2月13日會見我駐西北歐國家使節時指出：“我同西方往來（外長、總理、總統一級的政府重要官員訪問），必須有一條，這就是必須他先來。他們會來的，我們要堅持這一條。”這樣一來，黃鎮向法國回復：“周總理表示高興訪法，并感謝總統閣下的邀請。但遺憾的是，由于今年下半年，周總理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應邀訪問貴國。周總理認為，兩國領導人的相互訪問對促進兩國關系的發展和增進兩國之間相互了解是有益的。他愿意邀請蓬皮杜總理于今年下半年訪華。”
蓬皮杜也表示日程很緊，1967年初要舉行大選，未應邀訪華。兩國領導人互訪事宜被擱置下來。
戴高樂本想在1970年底或1971年6月訪華，還計劃將“與毛澤東的會見”作為自己回憶錄的最后一章，附上他與毛主席會見時的照片。不幸的是，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因病去世。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在第一時間收到國內發來的毛主席的唁電：“驚悉夏爾·戴高樂將軍不幸逝世，謹對他，反對法西斯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
法國的電視臺反復播發唁電全文，并評論說，在世界各國領導人的唁電中，人們特別注意毛澤東發來的唁電。巴黎各大報紙也以顯著的版面和醒目的標題全文刊載唁電，認為這是中國“對于西方世界政治家給予的史無前例的榮譽”。
“戴高樂奠定了法國外交的基礎。在當時大國力量消長的環境中，法國人認為他們用相對不那么高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了很大的外交能量。就像戴高樂自己所說，法國再也不是一個‘跑龍套’的了。”姚百慧說。
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寫道：“戴高樂猶似一種法國美酒，其味清香醇厚，有勁兒。其品格也像這種美酒一樣，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