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舍得》是在販賣焦慮？聽聽原著作者魯引弓怎么說

繼《小別離》《小歡喜》之后，“小”系列作品再次走進大眾關注的中心。聚焦于“小升初”階段眾生相的電視劇《小舍得》播出以來，收視率位列省級衛視同時段第一，相關話題多次登上微博、抖音熱搜榜，話題度和討論度居高不下，也再次將《小舍得》的原著作者魯引弓推至前臺。

· 電視劇《小舍得》海報。

2016年11月左右，魯引弓在朋友圈隨手轉發了一篇關于課外補習的新聞，結果大量的評論紛紛表示感同身受，分享自己補習的經歷和感想，有朋友直接表示“魯老師你寫一本關于小升初的（書）吧，就寫我們怎么補課的！”在這個“隨手”的影響下，魯引弓花費半年多時間，走訪北京、上海、杭州等多個城市，也接到過來自全國各地的電話，2017年7月，一本再現中國教育現狀，“貼著地皮寫作”的《小舍得》破土而出。
 

·魯引弓。

01 家長們正在從“南儷”變成“田雨嵐”

部分觀眾認為電視劇《小舍得》的教育表現太過焦慮，然而實際上，書中90%的素材都是真實的、有原型的。記者出身的魯引弓，對于內容的準確性有種近乎“潔癖”的要求，寫作的動力和自信來源于真實生活的依據。

劇中，名氣大的“擇數”培訓機構招生異常嚴格，進入“金牌班”還需要考試，劇中媽媽田雨嵐絞盡腦汁用盡各種辦法和幾乎所有社會關系，才讓兒子子悠進入。

為了探究培訓班的真正情況，魯引弓曾在很冷的冬夜，跟著幾位主動熱心家長，臥底在課外培訓班的門口，發現其在組織學生進行民辦初中的選拔考試，“小朋友一考就考個好久，幾個鐘頭才放出來”。

“這是個教育生態的問題。”魯引弓表示，當選拔、升級本身成為了教育的目的，學區房、培訓機構自然會涌現，無論是老師、孩子還是家長都被這個教育生態系統推著走。

“如果30個小朋友，20多個都提前學了，你不報班會怎么樣？你不往前走你就可能跟不上。”在魯引弓采訪的過程中，有些孩子是自己要求補課，即使有些家長秉承著“快樂教育”的想法，小孩子是很單純的，當她成績在班上倒數，發現教室里大家都在講分數，看到老師、家長、甚至同學們都喜歡成績好的學生，孩子其實并不快樂，她不希望成績永遠都是落在別人后面的。

而劇中田雨嵐式家長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網友為劇中媽媽田雨嵐的“逼迫孩子”“唯分數論”作為感到憤怒，“可是家長都是把孩子當做寶貝的，現實生活中沒有人一開始就是田雨嵐的”，魯引弓說，“南儷和田雨嵐其實是同一個人”。

絕大多是家長一開始都是南儷，她們明白功利化教育的道理。南儷的原型也是魯引弓的一位朋友，最初朋友對孩子也是“佛系”教育，但后來找關系也要把孩子插進補習班，這給魯引弓的觸動很大。但是如同“劇場效應”一樣，前面的人站起來了，后面的人為了看到戲也得跟著站起來，而在這樣的壓力下，家長失控了。

一回到家就問孩子學得怎么樣，考得怎么樣，想著怎么報補習班。《小舍得》的一個原型媽媽，在上海的地鐵上給魯引弓打了將近一個小時的電話，講怎么去考試，怎么去報名，怎么去想考民辦中學，然后民辦學校又有什么問題，“家長的那種憂愁，真的是你隔著遠遠的，隔了兩個城市，你都能感覺得到，這種憂愁仿佛是破土而出的”。

一旦是自己的孩子，家長的某些情緒是控制不住的，這也是《小舍得》的關鍵邏輯，在壓力下，家長變成了“怪獸家長”，變成了子悠口中的“媽媽愛的不是我，而是考滿分的我”。

而教育是不能失控的。教育有它的“度”，需要適度，走十步是南儷，再走十步就變成田雨嵐。

寫作中，魯引弓一會兒把自己代入南儷，一會兒又得代入田雨嵐，極力呈現教育生態下角色的邏輯演變，他用一種近乎悲憫的態度刻畫當下教育中的真實心態，“每個家長都能從書中找到自己”，也能看到孩子的孤獨和迷茫。

02 “你別看現在的人表面上堅強忙碌，實際上內心脆弱，渴望暖”

關于悲憫，關于小人物的故事，關于人道主義情懷，一直是魯引弓所鐘情的。

1986年，魯引弓考上中山大學中文系。大一大二的時候，魯引弓看俄羅斯文學，喜歡契訶夫、托爾斯泰的作品，被深層次的文學質感和人道主義悲愴的情感打動；大三的時候，又開始閱讀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和法國新小說，也喜歡看國內作家余華、蘇童的作品。廣泛的閱讀為魯引弓提供了對于小說的一種視野、一種判斷，也讓他更加關注人與社會。

1993年研究生畢業之后，魯引弓進入浙江日報集團當記者，先后擔任過錢江晚報副總編輯、紅旗出版社總編輯和浙江日報報業集團數字采編中心總編輯，他深刻地感受到互聯網時代的變化。社會大轉型階段中，生活節奏加快，工作壓力愈來愈大，每個人的生活空間擠得滿滿的。

與此同時，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開始變遠，魯引弓發現，無論哪一個領域人們，都覺得自己生活的圈子很窄，“像‘996’的年輕人，他真的沒有時間，周末能在家休息都覺得很好，這些都會影響到他的社會交往”。

“你別看現在人一個個都是那么堅強忙碌，風塵仆仆地來來去去，但實際上內心脆弱，渴望溫暖。”壓力之下的“內斂”，距離感產生的“孤獨與脆弱”，魯引弓挖掘出現代人的內里。

在媒體做總編的時候，魯引弓每天下午都需要判斷各部門報上來的選題，他總是力所能及地從里邊抽一個稍微溫暖些的新聞，“因為我太知道了，讀者心里邊最渴望、最需要的還是溫暖。尤其是這一代人。”

2013年，工作偶然間，魯引弓注意到《杜拉拉升職記》這本小說，寫職場中一個叫杜拉拉的女孩通過不斷努力升職的勵志故事。然而魯引弓發現工作周圍的有些女生，其實并不愿意那么拼，相反，她們更加偏向“道家系”（類似于現在說的佛系），甚至以日劇中有點頹又“人畜無害”的大叔形象自比。

魯引弓覺得，不追求傳統意義上的成功，在快節奏中退一步，做一個深呼吸，也是一種對生活的理解，因此寫下了第一部小說《姐是大叔》。

由此，魯引弓開始了自己的創作歷程，他花更多的時間在各領域的觀察、采訪上。他寫《愛情課》，聚焦都市“剩女”的情感困境；寫《音樂會幾種開法》講述當下青年的“比較”心結，都引發不少讀者的共鳴，以及寫成被稱為“中國教育四重奏”的《小歡喜》《小別離》《小舍得》《小痛愛》，其中彌漫的溫情與反思，也是“送給中國家庭的一顆糖”。

“我的文章必須是溫暖的，必須是現實主義的。”魯引弓接受環球人物人民文娛采訪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