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東方坐在電腦前，藍灰色的衛衣背面，印著醒目的兩個字——尼雅。
1995年10月，他加入“中日尼雅學術考察隊”，穿著這件工作服奔赴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進行考古發掘。衣服上的“尼雅”，用了古代木簡上的寫法，字形飄逸。一起坐飛機時，空姐把“尼”看成了“民”、“雅”看成了“難”，竊竊私語：“怎么會有那么多難民？”
后來證明，這話也算“歪打正著”。考古營地的清晨，一伙不剃頭、不洗臉、滿身灰塵的人，圍在火爐旁，等著白水燒開，泡一碗方便面作早飯。和電視新聞里蓬頭垢面、排隊領粥的難民，大概無甚區別。
尼雅是《漢書》里所載的“精絕國”，東西方文化曾在這里交織輝映，卻難逃沉沒茫茫沙海的命運。前幾天，齊東方做一個講座，主辦方點名讓他說說尼雅遺址那件傳奇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他特地把“難民服”翻出來穿了去，心里嘀咕，“是不是有點老土了？”
考古人跋山涉水走四方，他的體力之好、腳步之快，令年輕人汗顏。新書《我在考古現場——絲綢之路考古十講》，就是齊東方從考古現場發回的一篇篇“報道”，從波斯故地到粟特人的故鄉，從高聳的帕米爾高原到血渭草原的吐蕃大墓，重走張騫、玄奘走過的路，再看高仙芝、馬可·波羅看過的城堡烽燧。
“一路考察仿佛在現實與夢境中穿梭，不斷切換中，莫名的啟發無時不在襲來。”他如是寫道。
“都能嘗到點甜頭”
35歲那一年，齊東方第一次“開眼看世界”，走的就是絲綢之路。
1991年春夏之交，他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從土庫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到哈薩克斯坦的阿拉木圖，歷時兩個月，行程1.3萬公里。
考察路上，一個地方最多住兩晚，很多旅店沒電梯，入住撤離都得一頓折騰。考察領隊丹尼教授是中國考古學泰斗夏鼐在倫敦大學的同班同學，那年72歲，自己拿著大包小包上來下去。作為“小字輩”的齊東方很感動，也從此對學術圈的論資排輩深感厭惡。
兩個月的考察，每天都是緊鑼密鼓。“早上上車，一路到遺址，下來就走路，再上車，去下一個遺址。晚上還有席間歌舞，你吃著飯，旁邊跳著胡旋舞。都累成那樣了，就想安靜休息。”
不管多累，齊東方每晚都會去聽討論會，“不會俄語，也不懂英語，但至少感受一下氛圍”。每個國家都要派代表發言，用絲綢之路上的文物講歷史。一番商量推舉后，“小齊”接下了中國代表這個重任。
此前，每位學者都講自己的研究專項。“伊斯蘭建筑的不同形制、波斯地毯的不同風格，都是很細的大學問，但幾個人懂那玩意兒？”齊東方決定按自己的方式講。
他講的是絲綢之路上中國發現的外國文物，分五個部分：第一金銀器，第二玻璃器，第三壁畫，第四陶瓷，第五絲織品。每個部分5張幻燈片，4張看照片，一張仔細講。“你對金銀器不感興趣，對玻璃感興趣吧？對玻璃不感興趣，對絲綢感興趣吧？我讓你們都能嘗到點甜頭。”
果然，好多人向他提問。在外國博物館，一個器物的年代說明通常是“2-3世紀”或“5世紀”，對齊東方能精準說出“公元××年之前制造”，有人深表懷疑。“道理很簡單。中國有墓志，清楚寫著這個人是哪年死的、哪年埋的。墓葬里出土的器物，制作年代一定在此之前，所以我們能有準確的紀年。”齊東方解釋，順帶科普了中國文化。全場反響熱烈，有學者會后跑到他的房間，請求“開小灶”。
那些幻燈片，其實是他專門帶去，準備到蘇聯請教歷史學家馬爾薩克的，后者被譽為“中亞考古之父”，1971年出版《粟特銀器》，將金銀器研究置于中亞考古學和藝術史的視野下，影響深遠。陰差陽錯下，他沒見到馬爾薩克，卻因為一次會議“一炮走紅”。
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對齊東方來說，這條學術之路，處處都有命運的“純屬偶然”。
他自嘲是“七七級”里基礎最差的，唯愛看書，且“有字就行”，從“兩報一刊”里知道了不少名詞；從“反動言論摘抄”里背下李白的《上李邕》，被“大鵬一日同風起”“丈夫未可輕年少”勾起蟄伏鄉野的少年壯志；從報紙的國際新聞里，慢慢琢磨出“中東”都包括哪些國家，結果高考地理就有這道題。
選擇考古專業是“鬼使神差”。報考那一天，他才知道考古的“古”不是骨頭的“骨”，是古代的“古”。那時講“干一行愛一行”，一顆螺絲釘擰在哪里都要閃閃發光，他發奮讀書，越學越喜歡。
研究唐代金銀器也是“歪打正著”。學考古的大多愿意做“前段”（新石器時代或夏商周），齊東方卻覺得那些陶器、石器“不好看、沒故事”，相較之下，隋唐豐富得多，“壁畫、陶俑、金銀器、玻璃器，什么都有”。畢業論文的題目也是自己定的，研究唐代金銀器皿的花紋演變，“因為它漂亮”。
這是一塊學術的處女地，此前無人開墾。為了進行分期斷代，齊東方把碑刻和墓志上的花紋，按照時間順序捋下來，再橫向比照器物，搞清它的年代。他現在回想，覺得“那時還挺聰明的”。
但最大的收獲，是發現自己無力解決這個問題。進入唐代，各種文物風格新意濃重，絲綢之路帶來紛繁的外來文明，金銀器流行的高足杯、帶把杯、長杯等，盛行的忍冬紋、纏枝紋、葡萄紋、聯珠紋等，都不是中國傳統的形制和紋樣。“但它們勾連起絲綢之路的哪一端？是波斯薩珊，是粟特，還是羅馬-拜占庭？真正做起學問來，才發現自己的知識結構四面漏風。”
問題的種子就此埋下。在北大讀碩士時，導師宿白讓齊東方去做唐代墓葬研究，但在他的卡片資料中，量最大的還是那些金銀器，如此10年，寫出博士論文《唐代金銀器皿的分期研究》；又花了七八年，擴充了7倍文字，完成60萬字的《唐代金銀器研究》，成為考古圈經典之作。
唐代金銀器的富麗堂皇，唐人氣象的雄闊豁達，也拓寬了他的思考維度。“過去寫東西，總是強調‘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這當然是事實，但只有懷著包容開放的心，在與不同文化的對比參照中，我們才能更深刻、更清醒地認識我們自己。”這也正是絲綢之路最重要的意義，“絲綢之路的開通改變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觀念，說不一樣語言、穿不一樣衣服、有不一樣想法的人看見了彼此，通過交流和互動，推動了人類文明共同向前發展。”
齊東方在《國家寶藏》里介紹葡萄花鳥紋銀香囊。
自1981年至今，齊東方在金銀器上已斷斷續續耗去了40年，其中既有快樂和滿足，也難免煎熬和困惑，“像李清照詞里寫的，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他說自己做學問就是一首歌：跟著感覺走，緊抓住夢的手，腳步一刻也不停留……然后能到哪兒就到哪兒。
“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
腳力和體力，因此成為一件重要的事。
與很多老師在辦公室和新生見面不同，齊東方常常在山上“接見”大家。中央美術學院副教授耿朔是齊東方的學生，他記得新生報到第二天，老師就帶大家去懷柔爬野長城，在山下放出狠話：“今天誰要是爬不上去，就準備卷鋪蓋回家吧，不用跟我讀書了。”
對考古來說，走萬里路比讀萬卷書更重要，在實地考察發掘中，永遠不知道下一鏟子會挖出什么。斯文·赫定的羅布泊之行，無意中發現了被遺忘的樓蘭古城；安特生考察石灰巖洞穴，卻找到嚙齒類的動物化石，從中發現了“北京人”。
1901年，斯坦因從一位磨坊主人那里看到幾塊帶字的木板，一眼認出那是古老的佉（音同曲）盧文，沙海中的尼雅遺址由此重見天日。94年后，齊東方在尼雅N14號遺址東側采集文物。突然，陽光反射到一件耀眼的東西，他走過去一看，是個完整的玻璃瓶。根據掌握的古代玻璃知識，以及瓶身上的“London”字樣（斯坦因之后，再無英國考古者來到尼雅），齊東方推測，它的主人就是斯坦因。
“沙漠遺址就是這樣，今天的遺物被風吹出來，明天又埋上，后天可能又吹出來。”那次尼雅考察發掘的8座古墓，就是被沙漠的風吹露出冰山一角。墓中各種燦爛的織錦，幾乎是一個絲綢博物館，有的鮮艷如新，像商場里陳列的樣品。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當考古隊員從墓中尸體旁一點點將沙土掩蓋下的織錦翻開，與鮮艷花紋同時映入眼中的，是藍色白底織出的漢文：“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巧合的是，此前一天，正是齊東方帶著一面五星紅旗進入尼雅，像讖語一般，第二天，果真“五星出東方”了。
在尼雅沙漠的8天，齊東方每天晚上都寫日記，大多是在漆黑一團中用手摩挲著寫下，白天一看，串行重疊，滿紙天書。野外漂泊，總會引發一點別樣的思考。“搞研究有時也像流沙，它有不確定性，今天這里起個堆，明天那里起個堆。真正重要的不是解開了千古之謎，而是解開一個問題的同時，又提出了新的問題。當一個結論或理論‘包打天下’時，也就意味著學術到此為止、不再向前了。”
從尼雅回北京后，齊東方讓學生買點吃的，“兩瓶二鍋頭，其他是綠的就成”，晚上請全班到他宿舍接風。當年的學生回憶：“那晚把幾張桌子拼成一字長條，齊sir像黑社會老大一樣坐在里面最黑的地方，我們全班男生女生用杯子飯盆罐頭瓶挨個給老大敬酒。”后來應北大學生要求，齊東方做了一次《走進“死亡之海”》的講座，200人的教室塞進去近400人，講完最后一句“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時，全場掌聲雷動。
喧鬧也容得，寂寞也耐得
大多數的考古現場，并不是這么傳奇浪漫。
1999年，齊東方參加了青海都蘭熱水吐蕃墓的考古發掘。高原氣候瞬息萬變，從營地到工地十幾分鐘的路程，出發時是響晴的天空，途中就狂風大作、下起冰雹，8月天也得備好棉大衣。發掘時只能喝河水，平時冰冷刺骨，下雨后就變成黃泥湯，那也得喝。強烈的日照讓人的面部脫掉一層皮，重生為黑中透紅的“高原風光”；嚴重的便秘讓人蹲得眼冒金星，腳輕腿軟，只能跪地爬起來。
作為領隊，齊東方還要解決瑣事，找民工、結工錢、勸架、調解、和稀泥……當地盜墓猖獗，盜墓者配備沖鋒槍、越野車，甚至搞來推土機，墓葬里散落著火柴、蠟燭殘段、香煙盒、啤酒瓶……考古隊進駐的前一天，這里的盜掘還在進行，“當他們打聽我們是否有槍時，我說當然有，給自己壯膽而已”。
齊東方在青海都蘭遺址發掘現場。
考古隊一共清理了4座墓葬，都已多次被盜，遺物所剩無幾，大多是殘破的器物。將幾十片、上百片破碎的陶片拼合復原，枯燥熬人可想而知。他們嘴里總哼著《最近比較煩》，半天對不上一片、又急又氣時，也不時罵罵咧咧幾句。工作到夜半三更，又沒有進展時，就買瓶酒，邊喝邊干。
“考古工作無法清晰地理出歷史的每一條紋路，但我們希望這些支離破碎的殘片，能把古代發生的故事拼砌在一起，盡可能把遙遠而美妙的世界部分地還原。”齊東方寫道。他曾引用德國學者C·W·西拉姆在其《神祇·墳墓·學者》中的一句話，來描述這門學科的使命：“一個優秀的考古學家，是讓干涸的泉眼恢復噴涌，讓被人忘卻的東西為人記起，讓死去的轉世還魂，讓歷史的長河川流不息。”
齊東方的電腦里，“積壓”了大量的隨筆雜文，有的已經排好目錄和插圖。因為從沒打算發表，所以“想怎么寫就怎么寫”，覺得不夠犀利、好玩、幽默，還會鉆研下文筆用詞，“這樣再寫論文，就不會枯燥八股了”。相比學科范式里的知識、技術、理論，他更相信“功夫在詩外”。“一個人內心如果沒有震撼、沒有激情，不光當不了作家，也做不好學問。”
前幾年，他登頂了乞力馬扎羅山，在泰國拿下了潛水證，為紀念夫人退休，兩人一起去雅典跑了馬拉松，最終共同沖線，“被自己感動得眼淚嘩嘩地淌”。
1991年的“草原絲綢之路”考察中，齊東方去了吉爾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在中國古代文獻中，那里被稱作“熱海”，兩岸山峰為冰雪覆蓋，湖水卻常年不封凍。玄奘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里說：“見其對凌山不動，故得此名，其水未必溫也。”
2015年，齊東方再赴中亞，在伊塞克湖邊，決定下水“禿嚕”一下。事實證明，熱海非但不熱，還涼得刺骨。后來，幾個年輕人也被他“忽悠”下了水。上岸后拍照留念，“人家都白，一看就是書生，我年齡最大，最黑”。
一切無非四個字：“就是愛玩。”
從很早開始，他就夢想成為一個流浪漢，并一向以為，真正的旅行者就應該是個流浪漢。沒目的，沒追求，忘掉一切。這樣，什么都新，什么都奇。“肯定是天意，我后來學了考古，干上了這新奇、疑惑，還帶著些浪漫的工作。”齊東方曾在《走進青藏高原》的考古筆記中，開篇如此寫道。
考古是什么？在《我在考古現場——絲綢之路考古十講》的后記中，齊東方給出了如下答案：
考古永遠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么，是永不重復的工作。
考古像是一場猜謎活動，卻要通過實地考察、發掘找到答案。
考古就像警察偵探破案，要從案發現場追蹤，還要按照法治精神找到證據。
考古就要有邏輯思維，也要有形象思維，從一片瓷片，想象出完整的器物；從一個遺址，聯想起古人的生活。
考古能打開一扇扇通往古代的門窗，真切地看到往日世界的輝煌。
考古是繁重的體力勞動，也是調動神經的腦力勞動。考古是一門手藝，是“學術界的仆人”。
考古是一種快樂，也是一種痛苦，喧鬧也容得，寂寞也耐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