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這是會議舊址。 “前幾年，有一家紀念館里擺放著一件塑像作品，想還原中共一大開會時的情景，其中毛澤東站著發言，很顯眼，而其他人坐著聆聽。我看到后認為有些不妥，毛澤東當時并不突出，我把這個意見告訴了紀念館。”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如今，這家紀念館里擺放的塑像，已變成與會者都坐著討論問題。
100年前的毛澤東到底是什么樣子？或許因為時間太久、歷史過于起伏壯闊，今人對于毛澤東難以看得通透。100年前的當事人又是怎樣看待他的呢？一位早期共產黨員對參加中共一大的毛澤東的印象是：“他穿著一雙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灘上，這樣的人很難見到的。”另一位與會者則回憶：“同志們經過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時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體諒，反而說他是個‘書呆子’‘神經質’。”
有學者稱：“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最偉大的創業者。”然而在開啟百年基業之初，他只是會場上的一個年輕人，并非主角。后來，歷史為什么選擇了他？
參加一大，只有一次發言
自1917年4月《新青年》刊發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后，陳獨秀就對毛澤東高看一眼。大約在1920年11月，毛澤東接受陳獨秀的委托，創建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該小組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8個發起組之一。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等6人在建黨文件上簽了名。
1921年的春節，毛澤東是在韶山老家過的。當時，父母已去世，毛澤東和弟妹們圍著火塘守歲。毛澤民說，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錢，又遭敗兵勒索和壞人搶劫，家事一年不如一年。毛澤東說，國亂民不安生，要舍家為國，走出去干點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給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就算了。過完春節，毛澤民隨毛澤東離開韶山到了長沙，在湖南一師附小做校務。從此，毛澤東斷了后顧之憂，舉家投身革命事業。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到達上海，建議及時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成立。陳獨秀與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理書記李達，隨即廣發英雄帖，邀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兩名代表到上海與會。毛澤東在接信后于6月29日與“何胡子”何叔衡一道在長沙小西門碼頭，趁著暮色，登上開往上海的小火輪。
新民學會會員謝覺哉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午后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〇〇〇〇〇之召。”謝覺哉后來解釋道，“〇〇〇〇〇”意為共產主義者，當時他知道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途中，毛澤東偶遇昔日好友蕭子升，然而兩人卻爭吵了一路——一年前，留法的新民學會會員十余人開了５天會，決定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但在改造方法上出現分歧，蔡和森主張仿效俄國，實行激烈的革命；蕭子升則主張溫和的革命，實行改良主義。會議決定將兩種意見告訴毛澤東。蕭子升回了一趟國，帶回留法會員的意見。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18人對此再次開會討論。毛澤東等大部分人同意蔡和森的主張。此次上海之行，毛、蕭二人在途中繼續爭辯，誰也沒說服對方，“揮斥方遒”的“同學少年”最終分道揚鑣，蕭子升后來去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任職。
1921年7月上旬，毛澤東、何叔衡抵達上海外灘碼頭。李達的妻子王會悟負責迎接各路代表。頭一個到的，是從北京坐火車來的張國燾，“因須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他在6月下旬就到了。最晚一個到的是陳公博，帶著新婚妻子7月14日啟程，從廣州到香港乘坐郵輪，7月21日才到上海。他也是來度蜜月的。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召開，后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的一艘船上。除擔任記錄員外，毛澤東只作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他更像是來學習的。上海的李漢俊、李達，北京的劉仁靜等精通外文，飽讀馬克思著作，常常引經據典。毛澤東則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們的意見，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尋思”，以至聽不見別人跟他打招呼。不過，對于大會交給他的記錄工作，他一點不馬虎。旅日代表周佛海也是記錄員，卻“在開會期間不忘談戀愛，甚至還帶來了桃色糾紛”，記錄工作主要由毛澤東承擔。
這就是28歲的毛澤東。年少讀書時，他在多所學校名列前茅，卻主動退學。那是在選擇與思考。選定了終身事業后，他仍在觀察和思索，要尋找信仰之路上正確的方向。
領導十次罷工，僅一次失敗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最具革命性的階級。中共一大確立的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就是要組織工會，領導工人運動。還專門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工人運動。毛澤東也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這上面來。”原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一編研部副主任張素華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1921年冬，江西萍鄉的安源路礦工人寫信給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請求派人到安源幫助指導工作。書記部派毛澤東前往。
安源煤礦和湖南株洲到萍鄉的株萍鐵路，合稱安源路礦，共有1.7萬工人。安源煤礦是漢冶萍公司一部，該公司是張之洞等所辦知名鋼鐵企業，把湖北大冶的鐵，用萍鄉安源煤礦的煤，運到漢陽去煉。因曾向德國和日本借款，公司實權落在帝國主義者手里。礦工每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礦井內常發生坍塌、起火等事故。死人是常事，死一個人只給16元錢的安葬費。
公開對工人宣傳革命思想當然是行不通的，地方及路礦當局不允許。毛澤東想了一個辦法——辦工人夜校。當時晏陽初、陶行知等領導的平民教育運動很流行，對底層人民教授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識。湖南省長趙恒惕也希望借此裝飾門面。毛澤東便利用平民教育運動進行活動。就這樣，1922年1月，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正式開辦，課程有算術和國文。毛澤東給工人上課時，在黑板上寫上一個“工”字，然后解釋道，上邊的一條橫線是“天”，下邊一條是“地”，工人階級頂天立地，整個世界都是工人的。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礦工人舉行大罷工。經過5天的斗爭，工人俱樂部“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安全勝利”。從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毛澤東先后領導發動了安源路礦等一系列的大罷工，十次中僅一次失敗，“大引起社會之注目”。
在毛澤東領導湖南工人運動期間，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召開，毛澤東沒有參加。“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陳獨秀總結二大以來的工作，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工人運動搞得不是很理想，而表揚湖南同志搞得比較好。最初與毛澤東交往，陳獨秀更多看到的是毛澤東的理論水平。這一次，他看到了毛澤東的工作能力。所以在三大期間，毛澤東當選為5位中央局委員之一。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進入幼年的黨的領導核心。”張素華說。
毛澤東的工作地點從長沙清水塘搬到了上海。這一年剛好是他的而立之年。
被孫中山點名舉薦
“1923年‘二七大罷工’被直系軍閥吳佩孚鎮壓，釀成‘二七慘案’。湖南方面雖然沒有發生慘案，沒有遭到鎮壓，搞得還比較好，但毛澤東感到全國工人運動已經走向低潮，工作思路需要適當轉變。”張素華說：“中共三大主要討論了國共合作問題。毛澤東也支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兩黨共同反抗狼狽為奸的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那時國民黨的組織很松散，沒什么地方組織。毛澤東在1923年的9月還專門回了一趟湖南，幫助國民黨發展地方黨組織。”
1924年1月，毛澤東到廣州參加了國民黨一大。在討論黨章時，有人提案，不能黨中有黨，要求寫上國民黨員不能加入其他政黨的條文。李大釗率先駁斥，國民黨左派廖仲愷等人起而支持。這時，39號座位上的毛澤東在大會氣氛有利于國共合作的情況下乘機發言：“主席！主席！39號發言，本席主張停止討論，即付表決。”于是提案未通過。
毛澤東的表現引起了孫中山等人的注意和賞識。1月30日，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時，孫中山親自擬了一個候選人名單，交付大會表決，其中就有毛澤東。他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大會結束后，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任執行部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上海執行部是國民黨在廣東根據地以外最重要的機構，統轄長三角一帶的工作。
作為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毛澤東負責對國民黨黨員進行了重新登記，老黨員也都要經過填表和審查后才能成為改組后的國民黨黨員。有的老黨員哪受得了這番操作，說“毛頭小伙子不配問我們的履歷”。年輕氣盛的毛澤東不吃這一套。他和其他共產黨員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明確宣布：凡不登記者就除名，這是紀律，沒有紀律無法革命。那些老黨員只好就范。
葉楚傖是執行部3個常委之一，想方設法排擠共產黨員，特別是毛澤東。由于受到排擠、打擊，甚至武力威脅，許多共產黨員離職，上海執行部的工作陷入停頓。毛澤東等14人致信孫中山，說明上海執行部的癱瘓情況，但也無濟于事。1924年底，毛澤東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葉楚傖特地擺宴慶祝把毛澤東擠走。
鎩羽歸鄉，發現農民的力量
“按說中共四大馬上就要在上海召開了，具體時間是1925年1月，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應該開完會再走，可是他沒有。應該說在國民黨內這將近一年的工作當中，毛澤東思考了很多問題，感到國民黨也靠不住。對于中國革命事業接下來應該怎么發展，他需要再認識。這次回湖南老家，名義上是養病，可他一會兒也沒閑著。”張素華說。
1925年春節期間，毛澤東再次回到韶山，廣泛接觸群眾，與大家拉家常、打骨牌、玩麻將。他利用辦工人夜校的經驗開辦了農民夜校，教大家識字、學珠算。在講“手”“腳”二字時，他說：人人都有手和腳，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勞動，可是吃不飽、穿不暖；地主有手不勞動，可是吃魚和肉，穿綾和綢，有腳不走路，出門還要坐轎子，這原因在哪里？合不合理？
1925年6月，毛澤東發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黨員，成立韶山支部。新黨員很快發揮了作用。7月，韶山大旱，糧食奇缺，成胥生等地主卻囤積居奇，高抬谷價，還把谷物運到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澤東讓黨員毛福軒等率領數百名農民帶著鋤頭、籮筐等，阻止谷米起運。成胥生被迫開倉平糶，將谷物以平價賣給農民。
毛澤東后來回憶，“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斗爭的程度”，這次回韶山后，才體會到“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斗性”。“1925年是毛澤東履歷中一個關鍵的時間轉折點。”張素華說：“但是，由于搞平糶運動，地方當局對毛澤東非常不滿，認為農民鬧事都是他鼓搗起來的。時任湖南省長趙恒惕下令逮捕他，他提前得到消息逃走了。”
毛澤東去了廣州，不久就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1926年5月，蔣介石拋出《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毛澤東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后，便全力投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此時他已擔任農講所所長兩個月。
“1926年7月，北伐開始。起初，北伐軍歡迎農民，因為農民可以上戰場幫他們抬擔架、送茶、送水、送飯。等到后來農民運動鬧大了，到了打土豪的階段，觸及國民黨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國民黨方面就開始批評農民運動，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張素華說。
1926年的11月，毛澤東出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可到了12月，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陳獨秀批評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
受到上級的批評后，毛澤東沒有馬上否定自己，反而對陳獨秀的懷疑越來越深。第二年年初，為了解農民運動的最新狀況，毛澤東再次回湘考察，歷時32天。這一次，他了解到，農民的力量比上次返鄉見到的更強大了。他看到農會從政治上給地主戴高帽子游鄉，甚至槍斃罪大惡極之徒；在經濟上不準地主加租加押。農會組建起自己的武裝——糾察隊和梭鏢隊。農民還禁煙禁賭，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等。
“考察結束后，毛澤東寫了一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批評我們黨的農民路線是錯的，應該大力支持農民運動。瞿秋白大加贊賞，還稱毛澤東是‘農民運動的王’。可1927年4月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毛澤東這個中央農委書記，卻連一個中央委員都沒有當選，而當選了候補委員。他的中央農委書記之職還被撤了。從中可以看到，陳獨秀對毛澤東很不滿意。”張素華說。
被逼上井岡山
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5月21日，長沙的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中共湖南黨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打擊，接近癱瘓。“從湖南逃出的人跑到毛澤東在武漢的住所，告訴他死了多少人。他聽了很多這樣的匯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不得不再次思考革命事業的出路。”張素華說。
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部隊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南下廣東，準備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但失敗了。8月7日，中央緊急會議在武漢舉行，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進行了激烈的批判。據與會者回憶，毛澤東把國民黨比作等著人家去住的新房子，而黨的領導人以為國民黨是人家的，其后像新娘子上花轎一樣，勉強挪到這所空房子去了，但始終沒有當房子主人的決心。群眾中也有不聽中央命令，抓住國民黨下級黨部，當了房子的主人翁的，但這是違反中央意思的。廣大黨內外的群眾要革命，黨的領導機關卻不革命，實在有點反革命的嫌疑。蔡和森激動地說，陳獨秀是以幾個國民黨上層領袖的意志為轉移，一味退卻，一直反對所謂“過火”行動，簡直和國民黨一樣。
“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發展，也不能完全算在陳獨秀帳上。那時共產國際就是主張對國民黨右派勢力妥協。而且共產國際是頂頭上司，這樣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對大革命就有很大影響。”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說。
1937年，部分參加了秋收起義的同志的合影，左三為毛澤東。 “八七會議”還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決定舉行湘、鄂、粵、贛四省秋收暴動。毛澤東強調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須知政權是要由槍桿子去取得的”。9月9日，起義從破壞粵漢鐵路北段開始發動。但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駐長沙代表根據蘇聯經驗，指示部隊攻打長沙，致使5000人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只剩不足千人。9月19日，毛澤東在文家市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會上仍有人堅持直攻長沙。有豐富下鄉考察經驗的毛澤東則主張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經過一番爭吵，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意見。部隊最終在井岡山地區找到了落腳點。
中國的革命事業這才走上農村包圍城市、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嶄新道路。這是沉重的代價換來的。1927年，中共黨員人數從5萬多人銳減至約1萬人。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在于：能從實際出發，改變中央攻打長沙的決定，率領部隊上井岡山。南昌起義的領導人拘泥于執行中央指示，缺乏毛澤東那樣的審時度勢、善于應變的革命智慧。周恩來后來講這段歷史時說：南昌起義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后不應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當時如果就地就進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漢被解散的軍校學生和兩湖起義尚存的一部分農民集合起來，更大地發展自己的力量的。”石仲泉說。
1927年，毛澤東34歲。他已經參與建黨、建軍，并開始嘗試建立政權。在接下來的革命道路上，他還會面對更加復雜的局面，但勝利總屬于他。青年毛澤東身上最突出的特質是什么？張素華說是務實。“他重視實踐的經驗，比如他上學的時候，要讀無字之書，到鄉間去調查、游學，了解中國社會。赴歐洲勤工儉學時，大家都往法國跑，他就說東方文明也占半壁江山，他首先要了解中國。當他參加革命以后，當大家對湖南農民運動是不是‘痞子運動’眾說紛紜時，他不是靠聽匯報，而是靠走路、騎馬一個村一個村地親自去看。這種實地考察調研的精神，是他最顯著的一個特點。這種精神今天依然很寶貴。”
石仲泉補充道：青年毛澤東能夠務實，就在于他的思想非常解放，鮮有盲目性，不受脫離實際的那些本本框框，還有什么上級指示的束縛。青年毛澤東的反叛性格與此有密切關系，他在黨內盛行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中能夠脫穎而出，并成就后來的自己和黨的事業，也得益于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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