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蔡暢多次跟同伴們提到，周恩來“全身都是聰明”。這種聰明，外在的表現之一，是機敏的口才。幾乎所有認識周恩來的人，都對他的語言才能表示嘆服。
周恩來在閱讀外文報紙。 歷史學者胡長明在《大智周恩來》一書中寫道，周恩來是古今中外罕見的語言天才，言辭柔中帶剛，綿里藏針，其論理、氣度和分寸感折服了所有的談判對手。
“斗爭藝術很高超”
在革命生涯里，周恩來面對過很多敵人，日本人、國民黨，甚至是黨內的分裂者。每一次短兵相接，都包藏著極大的風險。
1928年5月，周恩來和鄧穎超化裝成一對商人夫婦，由上海乘日本輪船去大連。輪船剛停靠大連碼頭，他們正準備上岸，上來幾名日本駐大連的水警，對他們進行盤問。
“你是做什么的？”警察問。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來答道。實際上，他和鄧穎超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沒有。
“做生意為什么買那么多報紙？”
“在船上沒事可以看看。”
“你們要到哪里去？”
“去吉林。”
“到東北干什么？”
“去看舅舅。”
這幾個人還是不太放心，把周恩來帶到水上警察廳。在那里，他們又詳細詢問周恩來出生年月日、學歷、職業等。周恩來鎮定沉著地一一作了回答。
經過這么一番盤查，日本警察仍沒有消除懷疑，在這對夫婦乘火車到長春途中，派便衣跟蹤，就坐在他們對面。周鄧二人跟他們聊了幾句，就識破了他們的身份。
在長春站下車時，一個日本便衣拿出名片遞給周恩來。周恩來應當立即回名片?？伤麤]有。他假裝找名片。“噢！我的名片沒有裝在口袋里，還在箱子里呢！很對不起。”說著便要去取。對方見他如此從容，只好說：“不必，不必了。”甩掉盯梢，周鄧二人終于平安越過國境，到達莫斯科，參加在那里舉行的黨的六大。
1936年，周恩來在陜北保安縣。 1936年11月，周恩來代表已到達陜北的中央中央來到甘肅河連灣一帶，迎接紅二、四方面軍。此時，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雖已北上與黨中央會師，但內心仍不堅定。紅四方面軍中一些反對張國燾的干部和戰士仍遭受張國燾的殘酷迫害，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廖承志就被他開除了黨籍，還被關押起來。
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周恩來四處打聽受張國燾迫害的干部下落。有一天，他在路上剛好遇上了被押送至某地的廖承志，施妙計將他解救。
“我正在躊躇的時候，周恩來同志走過來了，看見我被押送著，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若無其事，也沒有說話，但同我緊緊地握了手。當天晚上，周恩來同志派通訊員找我到司令部去。我進屋后看見一大屋子人，張國燾也在。張國燾明明知道周恩來同志認識我，卻陰陽怪氣地問：‘你們早就認識嗎？’周恩來同志沒有直接回答他，卻轉而厲聲問我：‘你認識錯誤了沒有？’‘認識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來同志便留我吃飯。吃飯時，周恩來同志只和張國燾說話，也不再理會我。吃過飯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個禮就走了。周恩來同志考慮問題很周到，斗爭藝術很高超，如果他不這樣問我，當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腦袋。自從周恩來同志把我叫去以后，我的待遇明顯改善，不久，我就被釋放了。”直到20世紀80年代，廖承志仍對此記憶猶新。
1943年7月初，駐扎西安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胡宗南接到蔣介石密令：閃擊延安。恰在此時，周恩來和鄧穎超從重慶回延安，路過西安。胡宗南是黃埔軍校一期學生，提出宴請老師周恩來，背地卻又下令：對周以師禮相待，多敬酒，最好把他灌醉，再做圖謀。
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把消息傳遞給了周恩來，讓他提防。
宴會開始后，時任第八戰區政治部主任的王超凡致歡迎詞：“請在座的黃埔同學敬周先生三杯酒。”并說：“這第一杯，祝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身體健康！”周恩來笑道：“我作為共產黨員，愿意為領導抗戰的蔣委員長干杯。各位都是國民黨員吧？也請各位為毛澤東主席的健康干杯！”
胡宗南、王超凡等人愣住了。周恩來見狀接著說：“看來各位有難處，我不強人所難，這杯酒還是免了罷。”這樣，他和胡宗南談起話來。
胡宗南又示意王超凡安排國民黨將領的夫人們敬酒，其中一人領頭道：“周先生，我們雖然未進過黃埔軍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軍校當政治部主任時曾倡導過黃埔精神。今天，為了發揚黃埔精神，我們每人敬周先生一杯！”
周恩來打趣道：“各位夫人都很漂亮，這位夫人的話說得更漂亮。我想問問大家的是，我倡導的黃埔精神是什么？誰說得最好，我就同她干杯。”
夫人們也愣住了。胡宗南只好打圓場：“今天我們只敘舊誼，不談政治。”說著說著，國民黨一眾將領又以黃埔學生名義挨個敬酒，周恩來立即拿胡宗南的“不談政治”頂了回去，還和他們一一握手，詢問他們的姓名、職務、黃埔幾期的。他們回座時，一個個竟還挺高興。
多年后，熊向暉回憶道，如果拋開不同的政治見解，當天的所有人，包括胡宗南都被周恩來的言行舉止所折服。一場圖謀，被周恩來消弭于無形。
“中國總理是雄辯的”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擔任政務院（1954年改名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在外交舞臺上，周恩來靈活機動的本領更加高超。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領袖們》一書中專門用一章寫周恩來：“周的機敏勝過我認識的任何一位世界領導人，而且明顯帶有中國人的性格特征。”“在談話中，周細致地區分詞義的細微差異；在談判中，他迂回地繞過可能引起爭論的地方；在外交上，他有時通過看起來瑣屑的事件來傳達重要的信息。”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曹應旺以極其敏感的邊界問題為例說，1960年4月19日，周恩來離開緬甸首都仰光，到達印度新德里，開啟訪問印度之行。此行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討論邊界問題。行前，緬甸總理吳努對他說，你去印度，“是一個很勇敢的決定”。周恩來答道：“為了國事，任何地方也可以去。”
1961年1月，周恩來在緬甸總統府出席互換中緬邊界條約批準書儀式。 “這次訪問火藥味十足。”曹應旺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印度方面提出一個挑釁性的問題：“西藏是什么時候成為中國領土的？”周恩來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遠的不講，至少在元代，它已經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了。”印方人員說：“時間太短了。”周恩來巧妙地回擊道，中國的元代離現在已有700來年的歷史了，如果這都短的話，那么美國建國到現在還只有100多年的歷史，是不是美國就不成為一個國家了？這顯然是荒謬的。印方被駁得啞口無言，會談席上的一名印度官員沮喪地說：“中國總理是雄辯的。”
離開印度之后，周恩來接著訪問了尼泊爾。在與尼泊爾首相柯伊拉臘會談時，周恩來也談到了邊界問題，特別是珠穆朗瑪峰的歸屬問題。柯伊拉臘主張：“北邊的山坡屬于中國，南邊的山坡屬于尼泊爾，邊界線劃在山頂上。就我來說，是可以在這個基礎上解決問題的，但是，我需要時間來教育人民。”周恩來同意對方提出的解決辦法，說既然需要時間，那么可以等一等。
第二天的記者招待會上，美國記者問道：“關于珠穆朗瑪峰的問題，在這次會談中是否已作出了決定？您剛才的話，是否意味著由中尼兩國平分這座山峰，尼泊爾是否同意？”周恩來答道：“無所謂平分。我們還要進行友好協商。這座山峰把我們兩國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不是你們所說的把我們兩國分開！”一詞之差，含義迥異。
周恩來侄女周秉德之子、北京大鸞翔宇慈善基金會理事長沈清正在做一項聯結中尼友誼的工作。“尼泊爾有一座教學樓叫‘悲憫樓’，是周總理訪問尼泊爾時捐建的。不幸的是，這座樓在2015年地震中損毀了，我們進行了捐建，打算在這里開展尼泊爾青年的農業技能培訓。新的‘悲憫樓’奠基時，尼泊爾的副總統、前總理、議長等領導人都來了，向我們表達對周總理的懷念和欽佩。外交場合的佳話，不僅僅是當時的精彩，更是留給后來人的豐厚情誼。”
2022年9月，周秉德（右）與沈清在北京參加紀念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誕辰100周年座談會。 “會議的明星”
1955年4月，廖承志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陪同周恩來一起參加了萬隆會議，再次見證了周恩來的過人才智。中國僑聯顧問、原副主席唐聞生曾擔任周恩來的翻譯，她向《環球人物》記者談起周恩來的風采時，也著重提到了萬隆會議。
1955 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講話。 “當時，周總理做完急性闌尾炎手術不到一個月，還沒有痊愈。對這一歷史上首次由亞非國家發起、沒有西方殖民者參加的國際會議，總理很重視。而美國是不想讓這次會議開成的，在幕后策劃著破壞會議。”唐聞生說，4月19日會議開幕后，有多個國家的代表對共產主義及中國進行了攻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代表團本來被排在第二天上午第一個發言，周恩來果斷放棄了這個機會，他想再觀察一下對手怎么出招。果然，20日上午的會議快結束時，又有人不點名地猛烈攻擊共產主義。
“周總理原來是準備了發言稿的，他隨機應變，決定把發言稿以書面形式散發給與會代表，利用中午休會的時間臨時做一個約2000字的補充發言提綱?？偫砜谑冢瑫r任總理助手兼英語翻譯的浦壽昌同志筆錄。總理出口成章，沒有多長時間，新的發言稿就出來了。浦壽昌寫完一張紙就撕給翻譯一張，讓翻譯抓緊時間。等到搞完，趕緊吃了午飯，下午的會議就快開始了。”唐聞生說。
下午的會議上，輪到周恩來發言了。全場都在屏息等待他的聲音。周恩來從容走上講臺，說的第一句話是：“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解釋了這句話后，他又說了一句：“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他進一步解釋道：“在我們中間有無求同的基礎呢？有的。那就是亞非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自近代以來都曾經受過、并且現在仍在受著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和痛苦……”
“這兩句話非常重要，說到了很多與會者的心坎里，會議的氛圍頓時為之一變。”曹應旺說。
“當時，西方有些人仿照‘鐵幕’之說，認為中國存在‘竹幕’，意指阻礙思想、信息和人員交流的一堵無形的墻。周總理在會上做了公開回應——我們歡迎所有到會的各國代表到中國去參觀，你們什么時候去都可以。我們沒有竹幕，倒是別人要在我們之間施放煙幕。”唐聞生說。
會議現場的美國記者鮑大可聽完了這18分鐘的發言，也聽到了隨之響起的潮水般的、長時間的掌聲和歡呼聲，他不得不感嘆道：“周恩來善于等待時機的外交才能簡直是登峰造極。他在長期靜觀之后，在辯論幾乎已經陷入僵局的時候脫穎而出，成為會議的明星，成為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從這一刻開始，究竟哪一個人的品格才能左右大局就再也沒有疑問了，那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并不打算改變任何一個堅持反共立場的領導人的態度，但是他改變了會議的航向。”
多年后，浦壽昌回憶道：“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那么好的發言，既有原則性又有說理性，擺事實講道理，對于所有的攻擊都一一答復，可是沒有謾罵，指導思想就是最后很有名的一句話：求同存異。”
“給周總理當翻譯要小心”
很多人可能不曾留意到，周恩來的外語水平很出色。
1960年8月30日，周恩來在北京密云水庫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交談。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年造訪延安時，見到的第一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周恩來。“他走上前來，用溫和文雅的口氣向我打招呼：‘哈羅，你想找什么人嗎？’他是用英語講的！他講英語有點遲緩，但相當準確。”
唐聞生成為周總理的翻譯時，有翻譯界的前輩熱心告訴她：“給周總理當翻譯要小心，因為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糾正。”比如說，1957年訪問尼泊爾時，在招待會上，尼方贈送給周總理一尊釋迦牟尼像，周總理表示感謝。譯員在翻譯時，使用了一個通常指物的關系代詞which，用來指代釋迦牟尼像，周總理當即用一個通常指人的關系代詞whom做了糾正。事后，他對大家說：尼泊爾是一個佛教國家，你們在這方面應該特別注意。
1970年11月20日，周恩來與翻譯人員座談時，當場問唐聞生：“拉美在領海權問題上有14個國家同美國正在進行斗爭，具體是哪14國？”唐聞生一時說不全，周恩來馬上就按照地理順序從東到西說出這14個國家的名字，還列舉了另外未公開表態的7國國名，接著說：“今天的報紙不是登了嗎？你報紙也不看，地圖也不記，你的基本功不夠。”“毛主席學打仗，就是從中國地圖學起，是苦練出來的。這個苦功非練不可。你們當翻譯，要下苦功夫把地圖背熟才行。”
2023年2月，中國僑聯顧問、原副主席唐聞生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他既能指出錯誤，還能糾正錯誤，還告訴大家怎么去改進，并幫著改進，能不服嗎？”直到今天，年屆八旬的唐聞生仍感慨道。
除了英語，周恩來早年留學日本，學會了日語。1963年，周總理會見日本貿易界訪華團時，詢問全日空公司總裁岡崎嘉平的兒子岡崎彬：“你會不會說普通話？”岡崎彬答：“不會。”周總理換了英語問他：“你會說英語嗎？”岡崎彬答：“會說一點兒。”于是周總理再換上日語說：“我的日語忘光了。”說完哈哈笑了一聲?？蛇@日語說得清清楚楚，讓岡崎彬大吃一驚。
周恩來在法國勤工儉學，法語也有一定基礎。曾多次擔任周恩來阿爾巴尼亞語翻譯的范承祚曾回憶，有一次因過度疲勞，他在宴會期間迷糊了幾十秒鐘，沒有及時翻譯。周總理沒有把他叫醒，而是自己用法語對阿爾巴尼亞外賓說：讓他休息一會兒吧。
1939年，周恩來胳膊受傷后，到蘇聯養傷，其間學習了俄語。1954年，周恩來在莫斯科參加一個酒會。當時在場的有赫魯曉夫、莫洛托夫、米高揚等蘇共政治局成員，還有英、印等國使節。當周恩來用英語向米高揚祝酒時，米高揚有點不滿：“周，你為什么不說俄語，你的俄語很流利嘛！”周恩來說：“那你怎么不說中文呢？”
1962年，外交部在一份報告中，將英、俄、法、西（班牙）、阿（拉伯）以外的語種通稱為“小國語”。周恩來把文中三處“小國語”一詞逐一改為“非通用語”，并批示：“今后不準再稱‘小國語’。”
這份報告是外交部干部叢文滋起草的，他看了總理的批示，深受觸動和教育。“這體現了總理尊重小國、堅持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思想。從此，外交部正式文件中就不再使用‘小國語’這種稱呼了。”
“‘以大事小’是周總理重要的外交智慧，他向來主張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做人也是這樣，所以他在黨內外、國內外有那么多好朋友。”曹應旺說。
在1952年的一次使節會議上，周恩來明確說：“對亞非國家，我們應當有‘以大事小’的胸懷，要尊重他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有一次，周恩來的機要秘書陳浩把這件事告訴了曹應旺，曹應旺認為，“以大事小”思想深刻，意義重大，就查這話出自哪里，一查得知是出自《孟子》。
“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提出，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今天我們回看周總理‘以大事小’的例子可清晰地感受到，包括周總理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是‘兩個結合’的優秀代表。”曹應旺說。（記者 田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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