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昆明，21歲的楊振寧。（視覺中國）
2008年深秋，云南師范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以下簡稱西南聯大）舊址迎來了兩位特殊的訪客——86歲的楊振寧與夫人翁帆一同走進校園，走進這片承載著青春的土地。
西南聯大博物館館長李紅英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起她那天見到的楊振寧：“仿佛重返青春的少年，眼睛里閃爍著光芒。”她記得，那天楊振寧走過老教室與紀念碑等歷史遺跡時，步履輕快，充滿故地重游的從容與放松。他一邊走，一邊輕聲向翁帆細數往事，語調溫和而低緩。或許那一刻，抗戰烽火中的課堂、師友們的青春身影，都在他心中一一浮現。
1938年，楊振寧考入西南聯大，在這里完成了4年本科與2年研究生教育，之后又在聯大附中任教1年。在多個場合，他都反復強調西南聯大對他人生的重要影響。談及6年求學歲月，他說：“這6年時間，在我一生的學習歷程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曾多次地回想過這段時間，我覺得我得到了西南聯大師生努力精神和認真精神的好處。”
教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北平、天津相繼淪陷。為存續教育火種，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共同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7年11月24日起，日寇飛機頻繁轟炸長沙。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被迫西遷昆明，于1938年4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1938年，楊振寧報考西南聯大時的準考證。（西南聯大博物館供圖）
這一年，楊振寧只有16歲，在昆明昆華中學讀高二，在父親的鼓勵和支持下，以同等學力的身份報考了西南聯大。西南聯大博物館展出過楊振寧當時的準考證，準考證照片上的楊振寧面帶稚氣，一雙眼睛卻炯炯有神。李紅英說，準考證的編號是“0008號”，說明楊振寧報名的時間很早。
這年秋天，楊振寧在2萬名考生中脫穎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入西南聯大化學系，后因志趣所在，轉入物理學系，自此與物理學結下一生之緣。他很快成為學校中的明星學生。和他同屆的外語系學生許淵沖回憶說，楊振寧的物理、微積分能考得滿分或接近滿分，是當時全校成績最好的學生。
2025年3月18日，昆明，西南聯大原教室舊址。（視覺中國）
西南聯大的條件極為艱苦。楊振寧曾回憶說：“聯大的教室是鐵皮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當之響不停。地面是泥土軋成的。幾年以后，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要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
然而，這座在戰火中誕生的學府，匯聚了當時中國物理學界的名師：有我國近代物理學研究的奠基人饒毓泰、葉企孫、吳有訓；有“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中國近代力學事業奠基人”周培源、“中國核物理研究的開拓者”趙忠堯等。在講師與助教中，亦有如錢偉長、郭永懷等日后聲名顯赫的學者。
楊振寧接受了當時中國最好的物理學教育。他回憶道：“大一物理是趙忠堯先生教的，大二電磁學跟的是吳有訓先生，力學則師從周培源先生。”大師的課堂對他影響至深，他曾總結道：“我在西南聯大的7年，對我一生最重要的影響，是使我對整個物理學形成了自己的‘taste’。”
“Taste”，譯為味道與鑒賞力，但楊振寧對這些翻譯不甚滿意。他心目中的“taste”更像是一種風格：“一個人要有大的成就，就要有相當清楚的‘taste’。像做文學一樣，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各個科學家，也有自己的風格。”
1949年，紐約，楊振寧（左）和他在西南聯大時期的恩師吳大猷（中）、馬仕俊合影。（視覺中國）
而塑造楊振寧物理學“taste”的關鍵人物，則是其本科與研究生階段的論文導師——吳大猷與王竹溪。楊振寧曾說：“吳先生和王先生引導我走的兩個方向——對稱原理和統計力學，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1941年秋，楊振寧請吳大猷指導其本科畢業論文。吳大猷遞給他一本《現代物理評論》雜志，讓他鉆研其中一篇有關分子光譜學與群論的文章。由此，楊振寧初次窺見群論這門探索對稱性的數學分支在物理學中的美妙應用，并產生了濃厚興趣。此后，楊振寧一直關注對稱性問題，這為后來他與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奠定了基礎。
而王竹溪則為楊振寧打開了另一扇大門。1938年，王竹溪27歲，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毅然歸國任教于聯大。王竹溪當時在學校很有名。大約在1940年，讀本科的楊振寧就慕名聆聽了王竹溪關于物理學前沿“相變”理論的講座，所講內容雖未能全然領會，卻在他心中埋下了種子。
近10年后，1951年，楊振寧寫下他第一篇關于相變的論文時感嘆，這粒種子終于開花結果。“聽王先生的演講這個經歷，對我的研究工作有了長遠的決定性影響。”直到晚年，楊振寧還保留著聽王竹溪講課時做的筆記。
李紅英說：“西南聯大物理學系匯聚了眾多具有國際視野的物理名家，楊振寧正是站在這些巨人的肩膀上學習與研究，博采眾長，從而擁有了國際前沿的學術視野。”
辯論，“找到了做科研的感覺”
從1940年10月起至1941年2月，日軍對唯一的國際援華陸路通道滇緬公路發動了20多次空襲。其間，西南聯大的經濟狀況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中。當時在西南聯大考察的英國科學家、中國科學史研究學者李約瑟說，教授們“不得一溫飽”——工資待遇只增加7倍，而云南的生活費已增加了103倍。
即便在這樣的困境中，楊振寧還是在吳大猷的指導下完成了畢業論文《群論與多原子分子的振動》，順利畢業。1942年，他又進入西南聯大的清華大學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學部讀研，師從王竹溪。
像其他院系的師生們一樣，物理學系師生的生活也是捉襟見肘。吳大猷夫婦住在距離學校約5公里的崗頭村，為維持生計，在家中養了幾頭豬。但有一次，吳大猷乘馬車回學校的路上，馬突然受驚，他從馬車上跌了下來，臥床長達一個月。他出院后，夫人又病倒了。家中的豬無人喂養，吳大猷只好將其賣掉，他無奈地說：“也無心計算為喂豬買了多少糠，花了多少錢，到底是賺，還是蝕？”
由于研究生補助金已經無法維持基本生活，多數學生選擇走出校門，找一個臨時工作賺錢，楊振寧也不例外。1943年下半年，他在父親的介紹下進入昆華中學兼課，和他一起的，還有同班同學黃昆和張守廉。他們三人合住在昆華中學提供的宿舍里，成了形影不離的好友，被稱為物理系“三劍客”。
1992年，北京，西南聯大“三劍客”的合影。左起依次為黃昆、張守廉、楊振寧。（西南聯大博物館供圖）
當時西南聯大校園不供應開水，“三劍客”每天上完課就到茶館里去，一邊喝茶，一邊辯論。茶館的客人形形色色，他們的討論聲通常是最大的。有時候，他們會突然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目光，察覺到自己的聲音太大。但楊振寧后來回憶：“這種意識并不一定使我們停止辯論。”
有一次，為了弄明白量子力學中“測量”的含義，“三劍客”在茶館里從白天辯論到晚上。回宿舍時已是晚上10點，宿舍熄燈了，他們又點亮蠟燭，翻出德國物理學家海森伯的《量子理論的物理原理》等資料來看，看完又接著辯論。
楊振寧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不是在美國做研究，而是當時和黃昆同住一舍的時光，因為正是這些不會停歇的辯論，讓他“找到了做科研的感覺”。
西南聯大的校訓是“剛毅堅卓”。李紅英說：“艱難方顯勇毅，西南聯大之所以有卓著的育人成就，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是在象牙塔里辦學。即使在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歲月里，學校的教學活動也沒有停止，反而催生了既自由又嚴謹的學術之風。”正如楊振寧回憶時說的那樣：“我們的生活是十分簡單的，喝茶時加一盤花生米已經是一種奢侈的享受。可是我們并不覺得苦楚：我們沒有更多物質上的追求與欲望。我們也不覺得頹喪：我們有著獲得知識的滿足與快慰。這種十分簡單的生活卻影響了我們對物理的認識，形成了我們對物理工作的愛憎，從而給我們以后的研究歷程奠下了基礎，這是我們當時所沒有認識到的。”
精神，“千秋恥，終當雪”
西南聯大師生們面對的絕不僅僅是經濟困難，還有生命的威脅。學校多次成為日軍的轟炸目標，敵機在宿舍、實驗室與圖書館上空投下炸彈，校舍損毀嚴重，滿目瘡痍。
面對日寇侵略，西南聯大以校歌明志：“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這句歌詞，是亂世中的最高學府對學子們的殷切期望。
年輕的楊振寧也常常哼唱一首歌——《中國男兒》，在學校走路時哼，在家做功課時也哼：“中國男兒，中國男兒，要將只手撐天空。睡獅千年，睡獅千年，一夫振臂萬夫雄……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黃塵，燕然勒功，至今熱血猶殷紅。”許多年以后，正值古稀的楊振寧說，這首歌應該成為鄧稼先紀錄片的配樂。
是的，楊振寧與童年摯友鄧稼先也在西南聯大重逢了。日機頻繁空襲，“跑警報”成為日常。兩人曾并肩背誦《吊古戰場文》。“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古戰場的蒼涼與山河破碎的現實交織，在這對至交好友的胸中激蕩起相同的悲傷與憤恨。
1974年，北京，楊振寧（右一）與好友游覽頤和園。從左至右依次為黃昆、鄧稼先、黃宛、周光召、楊振寧。（新華社發）
“家國危亡之際，正是這份深沉的愛國心支撐著聯大師生，將知識視作救亡的武器，于絕境中探尋希望。”李紅英對《環球人物》記者說。
這同樣可以解答，為何僅存續8年多的西南聯大能創造中國教育史上的傳奇——師生中涌現出2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8位“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郭永懷、陳芳允、王希季、楊嘉墀、鄧稼先、朱光亞和屠守鍔），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鄭哲敏），以及170多位院士。
直到今天，談及西南聯大，還流傳著“五大才子”的說法：“湖北朱，安徽楊，外加許二王，理文法工五堵墻。”其中“安徽楊”就是楊振寧，其他四位分別是我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朱光亞、我國翻譯界泰斗許淵沖、我國財政金融學界泰斗王傳綸以及中國衛星和衛星返回技術專家王希季。他們如同五座難以超越的高墻，代表了西南聯大育人的卓越成就。如今，楊振寧故去后，“五大才子”僅王希季一人健在了。
不僅如此，就連聯大附中也是群英薈萃。1944年，楊振寧取得碩士學位，進入聯大附中執教“范氏大代數”。學生中，有杜聿明之女杜致禮，后來成為他的夫人；有哲學家馮友蘭之女馮鐘璞，日后以筆名“宗璞”成為著名作家；還有沉默少言的羅廣斌，多年后創作了《紅巖》一書。
1945年8月28日，楊振寧遠渡重洋，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他離校1年后，西南聯大完成了歷史使命，正式結束。但西南聯大賦予他的精神火種，始終燃燒。
2017年11月，西南聯大建校80周年紀念大會上，楊振寧再度吟誦了那句歌詞：“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楊振寧感慨：“今天，遠超過那個時代了，可是，還是須人杰。”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他用一個世紀的探索與成就，為戰火中那聲“須人杰”的吶喊，寫下了一個楊振寧式的圓滿答案。
《環球人物》記者 牛志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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